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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的玉器工艺美术与其他文化艺术一样,由唐、宋的繁荣步入鼎盛时期。渎山大玉海和大禹治水玉山是这一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版图辽阔,王室玉料主要依靠进贡获得,而各地制玉业的玉材则靠私贩私运得到。清代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始,每年从今新疆叶尔羌、和田等地获得贡玉达2000千克。这些贡玉分春秋两季缴纳。如遇特殊需要,还要派专差采运。以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例,为办宁寿宫添设青玉特磬两份、编磬两份,曾派专差前往叶尔羌办理。又如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从新疆运到大玉六块,计三万余千克。这些都不属例贡。玉材的走私在元、明、清三代十分严重。乾隆皇帝为了制止玉材私贩,还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严惩了监守自盗的回疆办事大臣高朴等人。

元、明、清三代碾玉业高度发达,已形成了几个重要产地。根据李鉴宸先生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元代有大都、杭州,明代有北京、苏州,清代有北京、苏州、扬州、杭州、南京、天津等若干处。其中最重要的产地是苏州专诸巷,那里玉工集中,互相竞争,培养出无数高手。故专诸巷名工荟萃,技艺精绝,对明、清玉器艺术的提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京城,为适应王公贵族富商巨贾的需要,北京的碾玉业也非常发达。这里的名工巧匠大都来自苏州专诸巷,确是“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天工开物》)。清代的扬州,渔盐之利甲天下,碾玉业也得到发展。杭州、南京碾玉业虽有基础,但其规模与技艺远远不能与苏、扬相抗衡。天津玉业,由于盐业的发展,至清中期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新疆维吾尔族在和田、叶尔羌、喀什也有自己的玉器手工业。上述碾玉场所,都是雕琢和田玉的。其他地方碾玉业玉材各有自己的产地。在玉料充足、各地碾玉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元、明、清三代王室都设立了内廷玉作或工部玉作。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设上都、大都路玛瑙玉局。至元十七年(1280年)又设杭州路金玉总管府等内廷或官办玉作。明代解散了元代官办手工业机构,内廷设御用监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清初设养心殿造办处承办御用器物和冠服,内设玉作(金玉作)。乾隆即位后又设如意馆。少数最著名的匠师至如意馆、启祥宫为皇帝碾玉,还向织造、钞关、盐政等衙门派玉活。乾隆初年只向苏州织造派玉活,乾隆二十五年以后便向苏州、杭州、南京等织造及两淮、长芦两盐政,淮关、九江、凤阳等钞关派玉活,内廷如意馆、金玉作,日夜为乾隆皇帝碾琢无计其数的玉器。元、明、清三代官办玉作的规模、产量都是空前的。

元、明、清三代碾玉业发展到鼎盛阶段,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遗憾的是,这大批玉匠的名字,我们今天知之甚少。明代玉匠只知陆子刚一人。他是嘉靖、万历时期太仓州(今太仓市)人,为碾玉妙手,曾碾治玉簪、白玉印池、玉辟邪、百乳白玉觯等作品。现存子刚款传世玉器很多,真赝混杂,有待识别。在养心殿造办处承做活计的清代制玉名工,清档中留下几十个名字,最为著名的有杨玉、陈廷秀、邹学文、邵景德、陈宜嘉、张君选、姚宗仁、鲍德文、贾文远、朱玉章、沈瑞龙、姚肇基、陈秀章、朱时云、朱永瑞、朱光祐、朱仁方、周文

元、周昆岗等。其中姚宗仁颇得乾隆赏识。

元、明、清三代玉器的功能,较唐、宋玉器更加广泛。元代皇帝用玉比宋、金两代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瑱、簪、佩、环、圭、玺、帽饰等,多是玉器。此外,社会上层人物所用之玉,有垂云饰、带板、尊、虎纽押、鹘攫天鹅环、鳜鱼坠、十节竹环、臂搁等。明代王室用玉,仍沿元之传统,有增无减,如冕服旒、簪、带、佩、圭、钩、珩、瑀、琚、冲牙、璜、滴、珠等都是玉质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所用之玉,有白玉铁拐李、白玉蝶、鸡心佩、带钩、镂空寿字、方扣、菊花扣、小瓣花、耳坠、戒指、道冠、斗杯、碗、壶、爵、盂等。清代用玉至乾隆时期更加普遍,李鉴宸先生按其功能可归纳为以下九类:

(一)册宝类:玉册、玉宝、宫殿堂阁之宝、鉴赏章。

(二)造像类:佛、菩萨、佛母、罗汉、明王、八仙。

(三)祭法类:圭、璧、琮、七珍、八宝、五供、铃杵、嘎不拉碗、净瓶、爵、海灯。

(四)佩饰类:朝珠、手串、朝带、顶圈、香囊、带钩、翎管、簪、戒指、手镯、环、玦、佩、牌、坠、鸡心璧、扇器。

(五)陈设类:鼎、尊、簋、觥、觚、觯、瓶、炉、壶、山子、如意、花插、挂屏、人物、瑞兽。

(六)文玩类:笔杆、砚、水盂、匕、笔筒、笔山、笔舐、镇纸、臂搁、洗、砚滴、棋子、炉瓶盒三式、手卷盒、图章、小型或微型玉雕。

(七)器皿类:盘、碟、碗、杯、盅、盏、盒、执壶、筷、勺、叉、鼻烟壶、唾盂。

(八)用具类:笛、箫、推匀(太平车)、冠架、拐杖头、梳、粉盒。

(九)镶嵌类:普遍施用于室内陈设、家具、器皿等。

元、明、清三代玉器碾琢艺术,与当时的绘画书法以及工艺雕刻紧密联系,全面继承了前代玉器的多种碾工和技巧,并有显著的发展与提高。

山水、花卉、人物故事等题材的玉器,要求碾工适应所描写的对象,追求神韵与笔墨情趣。明代人物山水题材的玉器装饰,有浙派或吴门派的格调。清内廷和苏、扬等地玉器受画院、如意馆画风影响很深,追求山水画的皴法,表现了各家不同的用笔。人物故事则碾琢细致。山子屏障或器物上的山水人物图案多作隐起、起突处理,注重层次,远近碾琢深邃,锋棱毕露,类似当时的竹木牙雕的风格与做工。最典型的就是大禹治水山子,稿本是宋人画“大禹治水图”,由贾铨照图在玉上勾稿,追仿宋人笔意。构图采用平远、高远、深远的“三远法”;亦有采用类似焦点透视线即“线法画”者。

肖生类玉雕,有牛、马、羊、犬、鹿、鸡、鸭、鹤、鹌鹑、鹊、雀和龙、凤、甪端、辟邪以及人物、神仙等等。碾法突出体量感,有的并追求工笔画的功力,对其细部也毫不放松,认真地进行碾刻。如鹌鹑盒,以蹲伏的鹌鹑作器,对其羽毛作了精细的碾琢,刻意追求宋代工笔画之笔意,或者说再现了北宋院体。还有的仅对头部五官、四足之爪、尾上细毛进行具体而细致的碾琢,有意地省略其身部羽毛,得到简洁明快的效果,充分显示出晶莹润泽的质感。

元、明的碾琢技术有不拘小节的特点,磨工注意表面,对其侧面不甚注意,对内膛与底部,在大面上过得去即可。但清代要求严格,不论是单独应用一种做工,还是综合两种以上的技法,均要求规矩方圆,一丝不苟。凡直线必须笔直,圆形必如满月,委角必得圆润,尖角一概锋锐,有着丰富的韵律感。一件玉器不仅器形、表面、花纹图案碾琢工整,而且膛里、底足、盖内等不为人所注意之处,也要花费很大力气,做工十分讲究。镂空活计尤其讲究玲珑剔透,多用于太湖石和花梗枝叶的碾琢;从正面看,圆润秀气,感觉光滑,对其背面也定做必要的粗光。

做仿古玉器需要特殊的技巧。首先要仿其形纹,再致残做浸。关于致残方法,元、明、清三代多用砣钻孔,或留下砣痕。但关键性的技术是烧古,即用灼烤或煎煮炸等方法改变玉的原色,做出人工浸色。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但也有例外,如范文虎墓出土的羊脂白玉尊、贯耳扁腹、仿商铜卣,都没有做任何人工的伤残或浸色。乾隆时期做仿古玉器,早期按《考古图》仿制;后期“返朴”,在器形花纹上下工夫,底镌“大清乾隆年仿古”或“乾隆仿古”,有的只在足部用砣做点滴的伤残。如此看来,元、明、清三代仿古玉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

铭刻玉器,元、明、清三代主要用于宝玺,其中清代还用于玉册。清代内廷铭刻玉器,工程较大。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一次即刻汉字四千,刻满字八千,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受文人画的影响,在玉器制作上,往往也把诗、书、画、印结合在一起。如大禹治水玉山,正面是大禹治水图,背面是长篇题跋和多种印章。又如八征耄耋之宝,边墙刻御制文,长篇累牍,洋洋大观。概括来说,乾隆时在文字刻玉方面有了突出的发展,数量空前增长,汉文、满文无所不包,楷书、隶书、篆书应有尽有,款识、题跋也极其盛行。

中国古玉的民族特色极强,向来影响外域,而极少受外域影响。只是到清乾隆时期,有着阿拉伯风格的痕都斯坦玉由回部伯克或驻新疆大臣贡入内廷。乾隆对此玉非常欣赏,先后撰写了几十首诗文加以称赞,并要求如意馆仿制,从此,痕都斯坦玉风靡内廷。不少玉器还搬用其大卷叶或蕃草纹饰。这种风气随之扩散到民间玉肆,其影响不能低估。

元、明、清三代是封建王朝的强盛时代,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碾玉历史的统一国家里,云集着无数技艺非凡的名师巨匠,他们把我国的玉器工艺美术推向了空前的鼎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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