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环城市教育带兴起背后：流动儿童读书“离城不回乡”

今年12岁的小慧祖籍安徽，生在北京，如今是河北涿州户籍。涿州在北京正南方向50公里之外。

她的父母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父亲从事空调维修，母亲则是家政钟点工。小慧曾在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然而，这所学校在2016年整顿城乡结合处时被拆除。

女儿面临无学可上，小慧父亲在河北涿州通过买房的方式在当地落户，这样小慧进入了当地一所公办学校，小慧母亲则在涿州陪读照顾。每逢周末，小慧父亲开车前往涿州接她们回北京团聚，周日下午再将她们送回涿州。

2014年“严格控制人口500万以上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政策实施后，大量流动儿童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流出，但其中相当部分并未选择回乡，而是留在大城市周边，或进入家乡附近的大中城市就读。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下称《报告》）发布。《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下中小城市落户政策与面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产业，为流动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了新选择，产生再迁儿童“离城不回乡”与回流儿童“回流不返乡”现象。

这种现象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提出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回不去的故乡

近年来，大量流动儿童在流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

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非京籍学生人数为47.31万，2014年后逐年下降，2018年只有34.26万，减少了13万人之多。

这是因为，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超大城市人口政策明确为严格控制。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采取的是“两为主”的政策，即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但此前，北京、上海有大量流动儿童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上海市教委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政府管理并实施改造后，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一直稳定在152-162所。2013年实施人口疏解政策之后逐年下降，2020年只剩下48所，就读人数2019年只有4.9万人。

然而，对于未能符合入读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来说，回乡就读也存在着诸多困难。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韩嘉玲团队2018年-2019年调研发现，一些从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孩子出现了“水土不服”问题。这些回乡儿童超过一半在上海出生，还有很多很小时就到上海生活，对老家安徽的记忆是陌生的。

《报告》显示，这些回乡儿童面临着学业转换的适应难题。上海的义务教育实行“五四制”，即五年小学，四年初中，而安徽实行“六三制”。为了提早适应安徽的学制，很多孩子会在四年级时从上海转学回安徽，在安徽读到六年级升入初中，这样，三年中至少会换三所学校。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心理层面，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乡镇的巨大落差，以及气候、饮食的差异，他们离开家人，被迫独立。

调研发现，同父母的分离及对父母的思念，使很多回流儿童产生了负面情绪。一个独特的心理现象是，从大城市回乡就读的儿童，往往把苦读、高考作为摆脱依靠体力劳动生存的途径，加上较为严格的学校管理环境，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应试教育的模板中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学校专车送孩子进城

随着农民工群体经济实力和教育意愿的提升，出现了类似小慧一家的新型流动形式：在流入地就近进城落户。

小慧落户涿州前后，正是当地房价飙升的时期。在环北京的燕郊、涿州、霸州等地，房价一度高至每平米二万多，但随后，这些地区先后出台了限制购房落户政策。

201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提出，京冀交界地区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廊坊市广阳区、固安县、永清县、涿州市和其他特定地区，严格户籍管理，合理确定落户条件。

在大城市周边小城市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抬高，又催生了一批专门面向再次流动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也带动了相应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韩嘉玲指出，例如在北京周边，形成了以河北的燕郊、廊坊（三河、香河、大厂等）及保定涿州为中心的“环城市教育带”。

有的民办学校在网站上写道：经社会调研了解到来京务工子女上学难，办理“五证”存在一定的困难，为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特面向北京市各区招收学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一所位于涿州的十二年制民办学校在小学、初中、高中招生简章中，均在开头明确标明“不限户籍”。

相比于回乡儿童，这些就读于超大城市周边学校的流动儿童，可以享受到经常与父母团聚。“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安徽的民办寄宿学校，学生连续上学1个月，然后连续放假10天，放假期间，学校有专门的大巴，把他们送回上海与父母团聚。”韩嘉玲说，上课前1天下午，学校会再派车将学生接回学校，避免了学生自发回家的舟车劳顿。

在寄宿制学校，校方承担的责任除了教育，还有监管或保姆角色。《报告》指出，甚至在一些学校，学生出门，感应器就会发送短信到父母手机，孩子于几点几分离开学校等，甚至全学期监管。

一些学校内会出现极具特色的标语，比如：“老师如同父母亲，同学相敬兄弟妹”，“选择某某中学，父母安心创业，子女开心上学”等。

催生区域发展新路径

新的流动儿童教育模式带来了新的区域发展路径的可能性。

“正是看到了回流儿童的社会需求，市场主动形成了一条满足需求的供应链，也许这个供应链还没有太规范化，或者规划化，但是似乎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所谓就近城镇化和教育市场化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告诉记者。

杨团认为，其意义在于，“一个区域能够不以土地财政、产业集中的方式去发展，而是以教育、医疗、城乡融合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带动区域向上攀升，让社会的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实际上这种攀升也是可以带动经济的”。

她认为，应该对这种就近城镇化和教育市场化进行深入调查，以探讨和当地政府共同开发新型社会政策的可能性。

但就近城镇化的民办教育对流动儿童家庭来说有不小的经济压力。上述涿州那所十二年制民办寄宿制学校小、初、高每学期的收费分别为8185元、8425元、10710元。

韩嘉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应该对教育产业化保持警惕，流动儿童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因为其流动而不得不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2018年全国“两会”曾建议，制定全国性的实施细则，确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中要求的义务教育“经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政策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贵州省决定从今年起建立规范优质特色民办学校项目库。每年将从项目库中遴选一批条件好、质量优、管理规范、特色突出的民办学校进行集中帮扶及财政扶持。

广州、深圳等对流动人口政策友好的城市，更是采取了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的办法。深圳市政府2019年购买了30万个学位，比2017年、2018年增加了9万个学位，此外，深圳学位补贴的最高标准已达到小学每人每年7000元、初中每人每年9000元。

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告诉记者，目前义务教育阶段还难以按照生均经费模式划拨教育经费，自然也难以实现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钱随人走”。“有的地方政府会给民办学校一些补贴，或者一笔专项经费，但数量相对有限。”

（作者：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