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因爲新片《礦民、馬伕、塵肺病》不能公開放映和傳播，紀錄片導演蔣能傑只能在豆瓣私信觀衆資源，希望自己紀錄的塵肺病患者被更多人看到。

拍這部片子用了蔣能傑10年時間，但除了觀衆零星的打賞，他沒拿到一分錢。

今年8月，在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放映並獲得亞洲電影大獎提名的《黃河尕謠》在中國院線開畫。同日《八佰》上映，在電影行業一片歡騰的背後，《黃河尕謠》僅拿到了6萬票房，別說回本，連買設備都不夠。

近幾年，大家都在談論影視寒冬，但對紀錄片人而言，市場就像千年難化的積雪，哪怕片子再尖銳或再溫暖，也無法戰勝這刺骨的嚴寒。

據導演幫統計，2020年在院線上映的13部紀錄片中，僅有定檔國慶的《2019閱兵盛典》票房破千萬，歷史、人文等方向的紀錄片，在票房成績上和故事片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關注到中華文化的《五禽戲》，受制作與題材影響，總票房僅有6000元，紀錄片的現狀由此可見一斑。

數據來源：貓眼

不過，千萬別急着爲紀錄片叫衰。

雖然大多紀錄片人的生活仍是水深火熱，但最近幾年，伴隨年輕觀衆的成熟與流媒體的發展，紀錄片在互聯網爆發出蓬勃的生命力。從數據看，過去一年B站活躍的紀錄片觀衆達到了3000萬以上，優酷紀錄片的播出總量也在700個小時的量級。

時常出圈的美食紀錄片，更是帶着熱鬧勁兒和煙火氣，將紀錄片推向了內容新藍海的位置。

看到了可能存在的市場潛力，幾大平臺先後上線紀錄片頻道，並開啓平臺自制模式，希望在新的賽道搶佔先機。

所以，田野紀錄片人的「冰」與互聯網紀錄片的「火」，竟在一種類型上碰撞，二者看似處在兩個極端，卻在「冰與火」中展現了紀錄片本體的特殊處境。

上映難、變現難

紀錄片與院線漸行漸遠

想探究紀錄片的現狀，首先要清楚紀錄片存在矛盾的原因。根據紀錄片播出的渠道看，雖然受疫情影響影院關停許久，但上映紀錄片的總數僅有13部，遠低於平臺上線的數量。

然而，紀錄片創作門檻高、敘事難度大、生產週期長，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財力，片方或紀錄片人急需通過作品變現，票倉更大的電影市場，無疑是第一選擇。

所以在創作與上映之間，一定有人在從中作梗。

第一個「壞人」，叫上映難。

與故事片不同，早期的紀錄電影很大一部分來自私人公司或田野紀錄片人，他們的特點是獨立性更強，影片的質量卻高低不定。但發行方和影院選擇一部影片的標準，最重要的就是質量和市場。所以二者的根本矛盾，讓大部分紀錄片倒在了這關。

一名青年紀錄片導演就曾感慨，自己的片子拿到大銀幕看，會明顯感受到景深、畫質等環節的差距。

同時，因爲紀錄片是長期觀察和紀錄的工作，拍攝過程中往往會創造大量素材，那麼如何通過剪輯進行二度創作，在保證真實性、故事性的基礎上將素材壓縮在兩小時左右，也對創作者提出了考驗。

所以對影院而言，鮮有電影體量的紀錄片能達到大銀幕標準。

第二個「壞人」，叫變現難。

從今年紀錄片的票房成績中我們可以發現，除去國家制作的主旋律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紀錄片，票房大多在百萬級別。而關注中華傳統文化的幾部片子，平均票房只有6位數。

就算疫情中特殊的分賬策略，能讓片方或個人拿走大部分票房，但除去成本和宣發費用，幾乎賺不到錢。

換位思考，如果自己的片子好不容易突出重圍，正式上映，但不到1%的排片率與回不了本的票房，任誰也沒法再硬着頭皮，勒緊褲腰帶的一直拍紀錄片了。

2020年紀錄電影票房

正因爲有這兩個「壞人」添亂，紀錄片在影院越走越窄，甚至陷入沒有出品方拿錢，導致影片質量不佳，導致不賣座，再導致沒有出品方拿錢的死循環。

就算口碑、票房雙豐收的《二十二》，若沒有特殊題材與專業團隊加持，加之前期自來水的口碑營銷，恐怕也無法取得破圈的效果。

所以在各大視頻網站關注到紀錄片後，紀錄片方或創作者輸出內容的端口也開始向互聯網轉移。

這和經濟危機時買股票的人開始買理財了差不多是一個道理。

紀錄片人成了打工人

紀錄片發行渠道的轉移，從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播便初現端倪。

彼時剛剛起步的視頻網站與電視媒體激戰正酣，但視頻網站受限於自制能力不足，大多數好內容還是要在衛視先播，再從網上發酵。

所以《舌尖上的中國》等衛視的優質紀錄片，不僅沒有資金壓力，反倒在兩種平臺的助力下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舌尖上的中國》劇照

看到《舌尖上的中國》收穫10億級別的點擊量，各平臺開始加大引進力度，之前已經從央視購買大量紀錄片獨播版權的愛奇藝，拿下了央視紀錄片頻道的同步首播權。騰訊視頻也延續自己的海外策略，買入《地球脈動》等國外優秀紀錄片的版權，希望在豐富內容版圖的同時，起到引流效果。

但在那一時期，平臺還未孵化出自制能力，所以紀錄片人眼看電視臺的製作團隊口碑、流量兩開花，可能也在後悔當初怎麼就沒考個編制。

好在，新一代紀錄片人還沒來得及紮根田野，2016年，同樣由央視出品的《我在故宮修文物》登陸當時還算小衆平臺的B站，僅僅過去幾個月，片子便獲得幾百萬的真實點擊量，爲B站拉來了不少用戶。

嚐到甜頭後，B站率先發起「紀錄片尋找計劃」，開始發掘並支持田野紀錄片人。當時知乎有紀錄片導演想找發行公司，唯一的答案就是B站。

「紀錄片尋找計劃」收效頗豐，之後幾年，《極地》《人生一串》《歷史那些事》等20餘部頭部紀錄片應運而生，B站由此打開了自制內容的窗口。

同期，愛優騰也相繼開啓紀錄片的原創計劃，一部分「就業難」的紀錄片人，開始成爲平臺的合作伙伴，從拍攝紀錄電影的追夢者，變身不虧本也發不了大財的打工人。

在雙方的合作下，平臺根據自己的用戶屬性與市場偏好，孵化出了一批質量上乘的紀錄片。加上央視、BBC、HBO、亞馬遜等大廠的的持續輸出。目前，紀錄片的題材已經能覆蓋到美食、自然、人文等各方各面。

尤其在大數據時代，平臺會根據用戶喜好做垂類內容的輸出，包括疫情期間愛奇藝上線的《中國醫生》、近期B站自制的《了不起的寵物醫生》、騰訊視頻播出的《早餐中國 第三季》等。或是抓熱點的內容，或是對小衆圈層的深耕。

雖然近幾年難出《舌尖上的中國》級別的全民爆款，但平臺的發力，無疑在幫助一批創作者和小公司找到出路的同時，讓紀錄片在人民羣衆心裏紮了根。

商業探索不足，限制紀錄片發展

伴隨網絡關注、資金投入與產量的不斷上漲，紀錄片在趨於成熟的同時，也逐漸確立了自己的受衆羣體。

從AdMaster發佈的《2019紀錄片內容及用戶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紀錄片的受衆羣體55%月薪在7000到2萬之間、76%來自一線城市、82%年齡爲18到35歲，74%接受了本科及以上教育。

這批一線城市的新中產階層，具備黏性高、付費能力強的特點，對於平臺引流並增加付費用戶池子大有裨益。

但平臺加緊佈局之後，紀錄片真的成爲一門好生意了麼？

同樣來自AdMaster的調查，目前平臺自制紀錄片很少參與到生產環節，大多是採購而來。雖然平臺選片的要求沒有院線嚴格，但在本身的質量之外，紀錄片是否有變現的潛力，也是常年虧本的視頻網站會考慮的維度。

這就牽扯到目前紀錄片難以突破天花板的原因——商業探索不足。

剛剛提到過影院變現的難度，以2018年上映的《大三兒》爲例，影片由發行過《長江圖》《二十二》的潤智影業全程接手，但最終100多萬的票房，連宣傳成本都不到，離300萬的成本更是相去甚遠。

《大三兒》劇照

而在視頻網站，電視劇的商業邏輯包括品牌擺放、人物推薦品牌、產品使用、道具植入、中插廣告等。但紀錄片現有的方式，只有傳統的冠名和植入。

所以就算平臺購入紀錄片，也和紀錄片人面臨同樣的變現難題，這讓本就「貧困」的視頻網站，無力k在紀錄片賽道下大功夫，甚至無法完全承擔自制的資金壓力，那全面支持紀錄片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結語

因爲紀錄片本身存在觀影門檻，所以其用戶規模與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但在創作者與平臺的共同努力下，紀錄片蓬勃發展已成趨勢，類型的多樣化、精品化，也讓觀衆能感受到不同藝術載體的魅力。

因此未來幾年，紀錄片能否在平臺、國家的資金扶持下維持質量與數量。無疑是提振從業人員士氣，並吸引更多創作人才入局的關鍵。只有資金流通，人才不斷湧現，紀錄片才能真正成爲內容的藍海，紀錄片人也能如自己所願：在紀錄真實之外，讓鏡頭中的影像補足一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