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作者：高皓 安靜

在家族企業領域，關於結婚、離婚、再婚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均相對較少，但婚姻作爲對家族企業影響尤爲深遠的重要因素，極易陷入八卦流言之中而疏於深入分析。通常而言，多段婚姻或非婚關係等均爲祕而不宣、諱莫如深的家族隱私，潛伏於深宅大院之內。對外暗潮洶湧，對內卻波濤澎湃。“雙核心家庭”的成員之間要麼積怨已久，要麼暗藏嚴重而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一旦從家族層面蔓延到企業層面，往往意味着家族戰爭的激烈爆發。

既有的家族企業理論與工商管理理論尚不足以充分解釋當代中國家族企業離婚案例中的各種矛盾、悖論和衝突，我們引入新的家庭制度理論視角，特別是遷移運用雙核心家庭、離婚和重組家庭關係等理論，希望能夠抽絲剝繭地剖析隱匿其中卻極具破壞性的衝突動力學。在“家族戰爭-夫妻系列”中，我們選取三組離婚案例，在前五期中，我們解讀了離婚多年後又引爆新衝突的真功夫和地素時尚，葵花葯業和沃爾核材的案例，以及霸王集團和噹噹網雙案例中的霸王集團。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離婚”涉及企業家的私人事務及敏感話題，作爲研究者的我們無意針對研究的個案窺探家族隱私、評判是非曲直，而是希望通過客觀分析婚姻破裂給家族企業帶來的巨大傷害及發展過程，反思如何維護創之不易的家族企業，給其他家族企業提供有益的啓示。

在本組霸王/噹噹雙案例研究中，我們迴歸到夫妻式家族企業中最本質的婚姻伴侶/合作伙伴的雙重身份，研究家族企業中極具研究價值和代表性的“夫妻共同領導模式”。本組案例兩對夫妻超過20年的漫長征途猶如一場事業與婚姻的馬拉松，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隱忍、蟄伏、競爭、權謀、退讓、妥協與平衡。

每個商業家族都有獨特的故事，也有各自的傳奇和悲劇。在家族企業衝突研究中，案例研究基於敘事研究同時紮根理論，通過檔案研究、結構化訪談等方式，構建起家族和企業雙系統的邏輯與框架。例如案例研究法中對歷史記錄的分析，通過對家族及企業相關的各類公開出版物，包括文章、書籍、報告和報刊等，形成多數據源、多角度的三角證據鏈，在此基礎上進行彙編、批判性分析和總結。

敘事研究法作爲重要的研究方法，能夠將個人行爲/事件與相關主題聯繫起來，最終獲得對研究結果的理解，其工作原理即是通過呈現個人故事和歷史等以進行直接觀察。敘事研究法可用於家族企業不同領域的研究，包括家族企業的戰略與傳承等，也可作爲家族知識和溝通的方式，以更好地理解家族成員，乃至家族多代人在家族和企業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生活。其研究內容可包括來源於與家族相關的趣聞軼事，亦可基於家族成員或治療師的描述性敘述來開展。掌握家族企業創建和管理背後潛在過程的微妙和複雜性，有助於理解概念和理論，以及深刻理解家族企業的起源、運營和傳承。

本組案例中，與霸王集團創始人陳啓源/萬玉華夫婦相比，噹噹網創始人李國慶/俞渝夫婦多年來更加高調。作爲互聯網行業夫妻檔，二人幾乎透明的創業過程已持續23年，從“聯合創始人”到“董事長/CEO”的典型“夫妻共同領導模式”。多年間二人在媒體和公衆面前持續透露的大量觀點與信息，給研究者提供了鮮活、豐滿、翔實的“夫妻共同領導模式”的難得研究素材。

在參考歷史記錄的分析和敘事研究法中，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戲劇，擁有不同的場景、角色和劇本。對於商業家族來說，敘事法可以提供一種由家族企業的組織意義，家族成員的想法、動機、記憶以及生活經歷組成的框架結構，從而給家族成員的生活經歷、個人世界、商業世界賦予不同的意義。其中的家庭敘事甚至超越了對其社會關係的描述，揭示了家族的身份認同、影響家族企業戰略的多種隱性動機和影響因素。

因此，本組雙案例中極具戲劇性的情節和發展，恰恰成爲研究者的豐富素材，可以嘗試將其翻譯、解釋和構建成“劇本”，應用於研究過程。我們借鑑這些研究方法，選取案例主角極具個人風格的言論，並參考借鑑媒體、專家及社會人士的不同視角，結合被裹挾加入這場夫妻之戰的利益相關方（包括兒子、媒體、高管、前員工、協調人等）之直接鮮明的言論，研究既往20年時間維度中的“夫妻共同領導模式”，尤其探究其權力格局的動態變化和演變過程，希望能夠深入揭示這種領導模式的衝突風格之鮮活，權力互動之強烈。

尤其是，我們在歷史分析中收集到當時完全不同於現在的情境信息，分析曾經的關鍵事件如何塑造這些家族成員對家族故事的敘述，以及影響後續家族企業的戰略。唯有跨越過去、現在和將來，以歷史演進的動態視角，我們才能洞悉“夫妻共同領導模式”權力結構的微妙變化、權力互動的複雜演進，以及壓力源和張力衝突的根源，從而更深入理解夫妻在家族與企業之間、家族成員在企業之中的錯綜複雜關係。

研究者在家族戰爭系列研究中感到最爲困難的是，不得不面對家族中最有爭議甚至是禁忌的話題，其中不僅包括企業家們希望公開的故事，也幾乎一定會涉及充滿羞恥感和爭議性的敏感話題，甚至是觸碰到不同家族成員不願意觸及的悲劇故事—那些家族背後一系列隱形的黑暗之手。但這又何嘗不是一場家族勇敢者的救贖之戰？對家族爭議或禁忌話題尋根求底的研究，從某種角度看也是對科學真理的無畏探索，有助於我們找尋到家族在危機時刻的應對策略，以及家族企業演化過程背後的基本原理。

我從不懼怕來自任何人的挑戰。既然你下了戰書，我也自然會在法律規則框架下和你過招。” 2020年8月9日，李國慶在微博寫給兒子的公開信中如是寫道。而2020年1月，李國慶在《吐槽大會》上說：“我收到的都是前妻下的戰書。”

這場李國慶定義的戰爭也許並沒有真正的贏家。曾經被李國慶和俞渝多次提及，從小便在父母之間調解家庭危機同時一再重申保持中立的兒子，如今卻成爲狀告父母的原告，最終被裹挾加入這場也許曠日持久的家族戰爭。

家庭通常被貼上情感的標籤，而企業則被貼上理性的標籤。但當夫妻決裂之戰爆發之後，家庭和企業都成爲理智與情感交織的戰場。2020年初俞渝在公開信中指責：“李國慶把婚姻法帶入公司法，不斷折騰我們的公司。”

李國慶2019年離開噹噹後接受採訪時表示：“與其陷在這裏繼續撕扯，乾脆我出去殺一片天地。”但還不到一年他卻上門奪公章，修改股東大會決議，委任噹噹新團隊，爭奪公司控制權。夫妻離婚案升級爲一場集合了微博口舌之爭、媒體推波助瀾、法庭訴訟、搶奪公章、發佈股東會決議等衆人矚目的拉鋸戰。

“既然當時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這是婚姻最基礎的……整個還是經營的分歧，產生了感情的傷害。”李國慶在2019年離婚訴訟案開庭時接受採訪時說的此番話，從側面展示了夫妻共同領導模式形成的權力結構，以及最終走向決裂的關鍵所在。性格差異、價值觀碰撞、管理風格迥異――這些曾是雙方優勢互補的創業優勢，終有一天成爲相愛相殺的利器。

李國慶反思道：“也許早期夫妻店治理結構挺好，抵擋了來自資本，來自合夥人的各種算計。但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結束夫妻店治理，尤其我們兩人都很強勢，還不像有的夫妻店，一方是絕對的主導，所以這樣一來就更該早點結束。”

我們以家庭基本人際關係取向模型（以下簡稱“家庭FIRO模型”）和脆弱-壓力-適應模型（以下簡稱“VSA模型”）來解析李國慶/俞渝“夫妻共同領導模式”的形成、演變和最終決裂，還原其脆弱性及控制性維度的互動過程（見圖1）。兩人的個性特質差異造成了“個人層面脆弱性”，而從創業到上市再到私有化一系列事件的快速變化，帶來了“情境依賴脆弱性”，更加凸顯出不同階段夫妻權力的壓力源與張力。發展至後期已經突破張力閥值點，從而導致五大沖突模式展露無遺，尤其是進入激烈的控制權之爭和公平感衝突的階段，包容性/整合性維度以及家庭-工作身份一致性（F-BIA）難以調和，成爲雙方僵持不下的最大難題。

個人層面及情境依賴脆弱性的壓力源

“你知道我要面子，不想讓別人受牽連，要護着業務，怕你負面聚焦公司。你綁架我二十年了，我受夠了，你滾開!” 102019年10月23日晚，俞渝在李國慶的朋友圈下如是評論，終於捅破了多年來隱藏極深但卻脆弱的最後一層保護色。

這一切曝光緣於2019年10月14日，李國慶做客騰訊《進擊的夢想家》節目，說自己“年近半百，被俞渝一腳踢開”，情緒激動之處，現場摔杯，“根本不是刺……怎麼突然就變臉了呢？幹嘛還用這麼陰謀詭計的方式呢？” 李國慶也坦承：“堅決不會選擇夫妻創業。即使我有選擇，正常的合夥人分歧，可以以理服人，可以以情動人……可能這個妻子太特殊，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我束手無策。” 

夫妻二人多年來並不避諱雙方性格和行爲方式的差異，早在2011年新浪《財經面對面》節目中，李國慶對俞渝的評價是：“我們倆的性格差異大。我更是一個往前衝，更喜歡變革，更喜歡高業績，而她喜歡的是控制和平衡。”李國慶抱怨“自己事業上的風光總被太太奪去。他常常開玩笑說，假若沒遇上太太，自己或許更能獲得成功。”在《中國企業家》 2013年中國商界木蘭年會上，俞渝也坦承：“做企業和自己的配偶一起做，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假如我有選擇，我絕不會和我的老公一起創業。” 

夫妻關係破裂是多種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在VSA模型中，離婚或婚姻穩定都是脆弱性、壓力源和適應過程三種要素作用的結果。媒體報道李國慶和俞渝在創業期“每年都在挽救婚姻”，一年休五次假，已經連續八年請心理諮詢師輔導，包括兒子有時也會參與，採取心理諮詢、家庭治療等方式。

家族企業衝突根據家庭或企業子系統中運行的壓力源而變化。壓力源是引起包括焦慮、疲憊、抑鬱和倦怠等張力的條件，是引發壓力過程和結果的刺激源。家族企業中的夫妻創始人圍繞企業張力的複雜動態過程具有關鍵的個人特徵。對壓力源的反應因人而異，不同人評價和應對壓力源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VSA模型第一個維度中最突出的即是持久脆弱性，人格特質和人口統計學變量（如教育程度等）與離婚和婚姻穩定顯著相關， 例如人格特質是個人層面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在研究個性對婚姻影響的研究中發現，神經質、外向性、衝動性、親和性和責任心是人格特徵的五種類型，其中神經質比其他四種人格因素對婚姻結果的影響更大。有的性格特質會增加憤怒、焦慮、抑鬱、壓力等痛苦的消極情感，引發情緒不穩定，直接影響婚姻的滿意度和穩定性。

在本雙案例中，噹噹網與霸王案例中的性別結局截然相反，被逼退而又通過媒體曝光的分別是男方李國慶和女方萬玉華，這也意味着性別並非影響夫妻共同領導模式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內在性格特質的影響更爲顯著。李國慶與俞渝的性格反差較大，表1中對比了媒體、員工、朋友以及他們的互相評價，可見二人的巨大性格反差。

情境依賴脆弱性主要是指工作場合的日常互動，是影響離婚的重要因素。對離婚的縱向研究發現，外部環境會影響夫妻間的適應過程，各種壓力事件對婚姻結果會產生影響關係。危機理論強調關注外部事件對配偶內部過程的直接影響，如果無法適應壓力事件，就會導致婚姻和家庭出現問題。17經歷更多壓力事件的夫妻更容易面對負面婚姻結果，這種影響由夫妻雙方的資源水平和對事件的定義所調節。

多年來李國慶和俞渝經歷了上市、大摩女事件、退市私有化、海航併購等各種壓力事件，成爲二人權力結構變動的關鍵時刻和壓力焦點。VSA模型理論基礎之一的危機理論，重點即是關注家庭如何面對壓力事件，外部環境和事件對夫妻互動過程和婚姻進程的直接影響，以預測婚姻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變化。危機理論中主張在經歷了更多壓力事件的負面影響後，通過資源水平的調整以及對壓力事件的重新定義來進行調節。對事件進行不同的定義，能夠改變這些壓力事件的影響。

企業與家庭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權力互動

家庭和企業兩個系統之間的衝突因家族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而異。隨着個人發展階段、家庭生命週期與企業生命週期的變化，夫妻共同領導模式也會隨之變化調整，因此持續兼顧婚姻伴侶和商業夥伴的雙重角色並非易事。

在家族企業創辦初期，家族企業往往受益於家族原則和商業原則的協同作用。但隨着企業的日益成熟，將會出現更加複雜的組織形式，兩個系統的重疊開始在組織中產生衝突。而且衝突會以範式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家庭原則深深地塑造了個人的行爲方式，而這往往與商業原則的期望行爲方式相悖。

在家庭FIRO模型中，當夫妻經常出現分歧時，控制性問題便成爲日常互動的首要矛盾。從俞渝和李國慶多年的互動與競爭來看，控制性問題一直是夫妻之間的主要矛盾，成爲張力關係的主要驅動力。但在不同時期，張力可能是具有建設性的，成爲實現家族企業整合性目標的創造力和驅動力，推動企業變革和家族發展，例如利潤增長、長期生存、資本充足、和諧的家庭關係、工作與家庭的平衡、良好的家庭收入、安全的退休資源等。

我們在表2中列舉了夫妻在三個不同階段中的權力結構、互動模式、關鍵事件以及媒體評論，從中清晰可見許多問題積累已久，耿耿於懷的諸多往事皆在其中。

李國慶和俞渝夫妻之間的控制性維度衝突如何升級，最終演變爲對於主導權的爭奪，我們將在下期從創業期、上市期和私有化後的不同模式特點進一步分析解讀，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