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流传这么一句老话,“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说的就是北京大大小小的城门。虽然如今很多城门楼子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城门名字却流传了下来。但唯独有是有这么一座城门,虽然更被誉为国门,但是它不仅没有保留下来,甚至连名字也很少有人提及,基本算是彻底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给各位讲讲这座消失的神秘城门,这一切还要从朱棣迁都北京说起。

话说在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夺权篡位后,决定迁都北京,那时的北京城不过是是个藩国,完全没有如今的气势。于是朱棣下令大修北京城,参照的模板就是当时的首都南京。这其中就有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主角——大明门。大明门是仿照南京的洪武门而建造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天安门和正阳门中间,不过与正阳门、天安门不同的是,大明门并不是城楼,而是一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大明门修建完成后,朱棣很是高兴,还特地让大学士解缙题写了一副门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也就是从这时起,大明门就成为了中国权利的象征。

后来清军入关,将大明门又改名为大清门。按照清朝的祖制,大清门的中门平日里是不能开的,只有皇帝、太上皇、太后才可以从中门随意进出。除了这三位,还有两种情况,可以打开中门,第一种就是每次科举考试,殿试的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可以在发榜的时候可以走一次,这也是为了彰显朝廷对科举的重视。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帝大婚时,正宫皇后可以坐着轿子从大清门抬进来。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并不是所有皇后都有这种待遇,必须是皇帝登基后,才举行婚礼大典的皇后才有这种礼遇。纵观大清朝,只有五位皇后享受过这种礼遇,分别是顺治帝的废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同治帝的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光绪帝的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孝哲毅皇后,就是她把那句“我是坐着轿子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发扬光大的。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她贵为皇后,但是她与当时的太后慈禧,相处的并不是很融洽,甚至慈禧太后放出话去,准备废后。这时,素来以耿直著称的惇亲王奕誴找到慈禧,说了一句让慈禧太后哑口无言的话:“想要废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必须也要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才行”。这话直接让慈禧的脸耷拉到了脚面,众所周知,慈禧是母凭子贵才当上的太后,并非明媒正娶的国母皇娘。这件事也一直让慈禧耿耿于怀,直到1902年两宫回銮,慈禧才算圆了一次被抬进大清门的梦。大清门的规矩非常多,其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大清门“只进喜、不出丧”,但这一祖训,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抢响,也被作废了。

辛亥革命胜利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这也彻底打破了清朝“只进喜、不出丧”的祖制。1913年,隆裕太后的棺椁从中华门前经过,穿正阳门,坐火车运往清西陵,毕竟是清朝的太后,只是从门前经过,并不是穿过,下面这位就没那么客气了。1916年,袁世凯的棺椁被人从中华门抬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棺椁从这里被抬出,被人视作“冒天下之大不韪”。1929年的奉安大典,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也从中华门穿过,由专列运往南京安葬。之所以在民国时期,有这么多人打破传统,也和当时的交通环境有关,民国时期,前门火车站已经通车了,走中华门是到达火车站最快的一条路径。

因为这座国门的命名过于简单粗暴,以至于在民间还流传这么一个小故事。就在民国政府准备改换中华门牌匾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了赶工期,还是预算紧张,工作人员准备废物利用,将大清门的牌匾翻过来接着用。结果牌匾一摘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只见牌匾背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大明门”,原来早在清朝,人们就已经学会投机取巧了。当然,这只是老百姓编纂的故事,在1912年大清门匾额被摘下的时候,这种传言就被打破了,“双面打印”被证实子虚乌有。不过在更换中华门匾额的过程中,确实不太顺利。

不管是大明门还是大明门,匾额都是由青金石制作而成,且都是横匾。原本中华门也是横匾,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在一块木匾上书写“中华门”三个大字,黑底金字。后来因为用的不是赤足黄金,而是彩画用的金箔,导致不久后金字就蜕变成了银白色。黑底白字实在是不吉利,于是在1914年又换成了一块竖匾。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时人们可犯了难,这中华门的名字是换还是不换呢?老话说的好,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船头自然直。1952年的一个决定,让人们不再纠结。这一年,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中华门于1954年被拆除,中华门也彻底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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