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是近代中國政治生活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往往跟中國政府高層和外國駐華外交官都有着良好的關係，可以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傳教士由於常年生活在中國，相對職業外交官來說，對中國更有感情。

丁韙良就是這樣的美國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近七十年。歷經從太平天國，到清朝滅亡等一系列歷史變遷。他說着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和寧波方言，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

丁韙良給美國公使擔任翻譯期間，參與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極力主張將傳教特權納入其中，使外國傳教士能夠合法地深入中國內地傳教。這同時也爲激化了中國民衆與洋人的矛盾，最終導致了義和團運動。

傳教活動本身也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文化的傳播，很多傳教士還擔負着收集國防、經濟、民情等情報的任務，實際上就是爲列強服務的間諜，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國家利益。

丁韙良憑藉與清廷高層的良好關係，廣泛參與到近代中國政治、外交等領域。他翻譯了《萬國公法》，使清廷開始學習如何利用國際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僅憑這一點，丁韙良便是有功於中國，以至於法國公使對《萬國公法》破口大罵，因爲他再也不能拿清廷當猴子耍了。

丁韙良也很注重教育、翻譯工作，擔任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長達三十餘年。清廷特意授予他二品頂戴，以嘉獎他爲教育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

丁韙良對中國確實抱有樸素的感情，不僅儘量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還提倡“雙向譯介”，把東西方的文化知識相互介紹和傳播，涉及自然科學、哲學、宗教、法律等諸多領域。他希望中國能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同時也想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世界。

儘管滿清政府給了丁韙良很高的榮譽和待遇，但他其實不太喜歡滿清政府，因爲它過於腐朽和頑固，死抱着從漢人文化裏學來的一些觀念不放，不知道變通，更不捨得放棄一丁點權力和利益。

1900年，由於傳教特權引發出來的義和團運動，讓丁韙良對清廷和中國都失去了希望，轉而主張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改變中國，提出了“以華制華”的策略。

他主張扶持被慈禧架空的光緒帝，廢除慈禧廢除維新後頒佈的法令，並在各國“監管”下，恢復維新派的改革方案，最後由列強劃分勢力範圍，以便“共管”實現利益均衡。

在他看來，同情戊戌變法的人大多是中國開明人士，能夠更好地與外國打交道。而且這些人執政後，必然會面對保守派的圍攻，不得不借助列強的力量來穩定局面。

這樣一來，列強便有機會加大對中國事務的發言權，從而可以獲取更多的特權。丁韙良後來又提議設立列強聯合委員會，其根本目的是扶持和控制維新派政府。丁韙良認爲只有列強全面介入，中國纔會真正覺醒，並摒棄守舊的觀念。

丁韙良在返回美國途徑上海時，發表了一番演講，重申他的重建方案，還提出解除目前清廷的武裝力量。回國後，他更是要求清廷賠償基督徒的損失，建議美國佔領海南島，在島上建立軍事基地。

丁韙良的這些主張已經嚴重偏離了對華友好的路線，完全是在爲列強對華侵略政策張目。在他的方案裏，光緒其實只是一個聽話的提線木偶，中國的主權完全操縱在列強的手裏。

作爲一個傳教士，丁韙良理應用自己所信仰的、教義中趨人向善的思想去感化世人。但在面對列強在華無端索取，干涉內政，欺凌中國百姓的時候，他選擇性地閉上了眼睛，完全忘卻了教義所倡導的善良。

不僅如此，他完全沉浸在了對義和團的復仇心態中，提出徹底將中國變成殖民地的極端主張。丁韙良的步子已經跨得太遠了，把列強的外交官都給超了過去，因此他的想法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

丁韙良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中國度過，但仍然不夠了解中國人。他大半生都主張對華友好，晚年卻想完全控制中國，用外國文化來對中國進行改造。

他更不瞭解中國人對自身文化所抱有的信念，也許我們的文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我們絕不會用外來文化來取代他。中國文化中不合時宜的部分將被摒棄，精華部分則會更好地被繼承和發揚光大，這也是中華民族能屹立世界的核心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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