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将军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从苦谏到兵谏，到亲送老蒋回南京

吕正操(1904.1.4-2009.10.13)将军，在1936年12月，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作，住在张学良私邸东楼，亲睹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的行动。后来，在他的《吕正操回忆录》中，对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从苦谏到兵谏，再到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进行了回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在丢了东三省以后，东北军的将士们都想打回东北去。可后来，又丢了热河省，张学良也被迫通电下野。

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行张学良职务，后迫使东北军撤离了长城防线，其后悲愤的东北军647团就发生过廊坊兵变，可惜失败。

日本先后和蒋介石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张学良下野出国期间，蒋介石更加频繁地调动军队打内战。他下令要东北军到鄂豫皖地区打红军，但东北军将领拒绝南下，坚决要求张学良回国统率。”

蒋介石无奈之下，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电召张学良回国，“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代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而张学良这时并不想带兵打仗，要求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仍在希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来领导全国抗日。可惜张学良的一片忠心根本不可能感动蒋介石。”

“张学良被迫率东北军南下，进攻鄂豫皖红军，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一个师被消灭。”“一九三五年秋，又被调往西北“剿共”。不到三个月，近三个师的精锐部队相继被歼。”

“这时，蒋介石不但不予补充兵力，反而取消了这些部队的番号。张学良对在内战中损耗国力深感痛心，东北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收复失地，不愿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

这时，“在东北、西北各界爱国人士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内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张学良与杨虎城沟通了思想，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日益紧密。联共抗日逐渐成为两军广大官兵的一致要求，最终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西安群众召开纪念大会，公开贴出‘放弃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标语。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代表，高度赞扬他们的爱国热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逼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的计划。张学良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到洛阳进一步做‘剿共’部署，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苦谏，又遭蒋介石训斥。”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又到西安临潼，张学良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声泪俱下，与蒋介石据理力争。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又请杨虎城再去劝蒋介石一次，做到仁至义尽。结果仍然是白费口舌。此刻的张学良已痛切感到，除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蒋介石“安内不攘外”的政策，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十二月九日，“‘一二·九’纪念日，西安学生举行抗日请愿，蒋介石下令：如不服从，格杀勿论。”

“张学良怕学生作无谓牺牲，亲自赶到浐水桥劝阻，并向学生保证：‘请相信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我保证一周内以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

这时，“紧张而秘密的兵谏准备已经就绪。十二月十二日晨，张学良、杨虎城终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

可以说，“张学良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完全为形势所迫，甚至也可以说是蒋介石自己的行为逼迫而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案签订后，“不料，张学良竟自行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张学良平时很少穿军装)来到我们住处，告诉同志会成员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我们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他坚决不听，还说三日内准回。”

“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绝不会放他回来，他既不听同志会的劝阻，也不告知周恩来同志。”吕正操将军回忆了张学良的想法：“在一次干部会上他曾非常郑重地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大家很受感动。”

“张学良行前还留下手谕，致何、王、缪、董各军长及各师长：在他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听从杨虎城、于学忠指挥。并请杨虎城代理他的职务，统帅东北军(……)。然后就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

“当周恩来得知后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果然不出人们预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背信弃义，反而扣押了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