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歷史上，有這樣一位奇人，他出身貧寒，幼年喪父，之後跟隨母親四處以乞討要飯爲生，當他長大後，“自恨不識字，誓積貲設義學”（《清史稿·武訓傳》），於是他行乞三十餘年，建起了三處義學。他就是我國曆史上唯一以乞丐的身份而被載入正史的“千古奇丐”——武訓。

武訓（1838年—1896年），山東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莊人，本無名，因排行老七而被人稱爲武七。晚年因山東巡撫張曜得知武七辦義學之舉，召見後感其功德，賜名武七爲武訓。

武訓因家境實在是貧寒，在14歲後，就多次離家給人當傭工，但因他不識字，屢屢被僱主以假賬相欺而被騙錢財。

武訓在17歲時，給地主李癝生打長工，結果打了三年的工，分文未得，地主謊說三年工錢已支完。武訓與之爭辯，反被誣爲“訛賴”，遭到毒打後被趕出家門。武訓氣得口吐白沫，他不食不語，在一個破廟裏昏睡了三日。

經過三天的昏睡，武訓在醒來後，似乎一下明心見性，他並未因白打了三年的工而頹廢，他喫盡因貧寒不識字的苦頭，又因不識字而飽受人間的白眼，他決心自己不再給人打工，而是決定以行乞的方式來積攢資金興辦義學，讓更多的貧寒子弟有學可上、有書可讀。

咸豐九年（1859年），21歲的武七開始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頭髮髒亂，面目污黑，爛衣遮體，但卻很快樂，一邊走一邊唱着自己編的歌謠，四處乞討。

爲了積攢義學的資金，武訓每當乞得較好的衣物和飯食，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像一個苦行僧一樣，只喫最粗劣的食物，邊喫還邊快樂地唱着：“喫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

幾年下來，這個苦並快樂着的乞丐，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有時他還像一個江湖藝人，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喫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獲得別人的施捨。

隨着款項的增多，但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武訓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爲人正直，名聲很好。

武訓就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一個乞丐，主人自然不會輕易接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被引入楊府。

一見面，武訓就把自己四處乞討積錢，以興義學之事講述了一遍，楊舉人大爲感嘆，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表示也要助他辦學。

武訓在積攢錢財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味地只進不出，若是鄉親們有困難，他也會拿出自己乞討而來的錢財來幫助，比如在他38歲那年，魯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處有人餓死，武訓就買了四十擔的紅高粱，委託鄉紳賑濟災民。

就這樣，經過三十餘年的努力，在他50歲的時候，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筆很可觀的財力了，武訓認爲時機已經來臨，決定創建義學。

當武訓向楊樹坊提出籌劃義學之事時，楊樹坊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勸他應先娶妻生子，武訓卻唱答：“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光緒十四年（1888）春天，在楊樹坊等人的主持下，武訓親自搬磚做工，又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

武訓又親自勸說貧寒人家的孩子來免費上學，這一年大約招了七十幾個學生，分爲經學、蒙學兩個班。武訓跪請楊樹坊爲學董，主持義塾一切。

更讓人欽佩的是，義塾成立之初，武訓準備豐盛的筵席招待老師，並請學董和熱心資助的鄉紳作陪，而他自己並不入席，只是站在客廳外面，向來客磕頭致謝。武訓只和學生們一樣分得一斤饃，一碗大燴菜。

武訓說：“我不敢同老師和諸位先生們坐在一起，我站在門外，覺得心安，覺得快樂。”

首座義塾成立後，雖然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但他依舊過着漂泊無定的乞討生活，學生們勸他別再要飯了，但他說：“我辦義學的目的，不是爲了個人的生活享受，完全是爲了使我們這羣窮孩子們有機會念書！我過的生活自己並不覺苦，只要你們努力學習，我比什麼都快樂。”

武訓的壯舉甚至感動了佛門中人。光緒十六年（1890年），館陶縣楊二莊的了證和尚，因敬慕武訓的義舉，準備把自己的香火錢和部分廟產捐出來，也想爲窮孩子們辦一所義塾。

武訓得知後，主動找到了證和尚，把自己的義學基金和了證的香火錢合在一起，創辦了第二所義學：館陶楊二莊義塾。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學部侍郎裕德到山東視察學務，武訓攔轎向他募捐，裕德當場捐給他二百兩銀子。武訓加上自己的舊存，又用資3000吊在臨清縣創辦了第三所義學：臨清御史巷義塾（今山東省示範學校臨清“武訓實驗小學”）。

山東巡撫張曜感武訓之壯舉，不僅召見賜名，還下令免徵義學田錢糧和徭役。同時奏請光緒皇帝爲武訓頒以“樂善好施”的匾額。

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是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但仍令國史館爲武訓的事蹟立傳。《清史稿》宣統本紀記載：“己未，予積貲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朝廷還授武訓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

在第三所義塾創立那年，武訓已經58歲了，多年的苦行生活，早已耗幹了他的身體，當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在朗朗讀書聲中含笑病逝於臨清御史巷義塾。

出殯之日，堂邑、館陶、臨清三地的官紳全體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自動送殯者達萬人之多，沿途隨行者人山人海，師生哭聲震天，鄉民也紛紛落淚。據說當時即有人低聲議論：“誰說武訓沒有兒子？”

在武訓辭世的五十多年間，他的事蹟感動了國人。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即爲武訓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爲紀。

1921年，民國第三任大總統徐世昌贈給武訓“熱心公益”的牌匾。1932年，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

1934年，臨清縣武訓小學發起了武訓誕辰97年紀念活動，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民國軍政要員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馮玉祥、于右任、郁達夫、何思源等名流紛紛用題詞、詩歌、散文、傳記等多種方式，對武訓的辦學精神給予了頌揚。

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武訓的辦學事蹟甚至還被列入了學習教科書中，當時全國有七省三十多處學校甚至是以武訓的名字命名。

但令人遺憾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因一部電影《武訓傳》，武訓遭到批判否定，武訓的辦學事蹟也被埋入了歷史。直到三十年後，才被人們小心翼翼地提起。

到了1985年9月，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才正式爲武訓平反：“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的這種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爲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認爲基本正確。”

當今天的人們還在抱怨物價飛漲，房價高昂，買不起大面積的房子時，我們可否想過：在那個大多數人都還喫不飽肚子的年代，武訓以一個乞丐之身，行乞三十餘年，創立了三所義學，這樣的人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本文參考自：《中國男：百年轉型中國人的命運與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