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在位的时候可没有西夏，虽说继承了后周大量战马，但是宋太祖时期主要是平定南方四川，战马并没有派上用场。而到了太宗，为了征讨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开始重视马政，毕竟光有遗产不行。可是李继迁的反叛使得丢了河套平原这块重要的养马地，在收复燕云十六州辽东无望的情况下（西域归义军还在坚守，不过估计宋朝也是有心无力），太宗只能在河北地区养马。

可是中原南方地区的马一个比一个弱，能托运平时走走路，战场上的大规模冲击完全不行，更何况雍熙北伐惨败之后，转为战略防御姿态（东路军曹彬就是因为冒进，且没有好的骑兵，被辽军轻骑来回骚扰直接溃败）可见你光有骑兵称号又怎样，没有好的战马就是白给。北宋的确也有精锐骑兵静塞军，可那才多少人，而且要一人配五马，这大多是从西夏，吐蕃还有西南地区买的好战马。

真宗初期，真宗确实是想励精图治，也大搞马政。还是那句话没有好的马，更何况因为北宋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北宋的马政养的马成活率堪忧。本来太宗真宗搞的马政要是能一直搞下去，绝对会有成效，然而檀渊之盟之后，真宗被打出了心理阴影，静塞军退出历史舞台，马政也荒废了。更不用说倒了仁宗时期，冗官冗兵情况更严重，西夏直接独立。有人建议过建设骑兵，可是听听范仲淹怎么说的：自古骑兵未必有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

宋祁直接说“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就是明说了宋军能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从来不巩固胜利果实，要了骑兵做甚，这也是宋朝军事尴尬之处，胜利往往要么惨胜要么胜利了却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一旦失败就是一溃千里丢人丢地）。并且，用于太祖的教诲，为了防止将领手中权利过大，骑兵部队往往大多用于拱卫京师，太宗真宗时期大致半数骑兵在禁军，倒了仁宗神宗更是七八十的兵力囤在内地，根本不作战。

西夏的诞生与宋廷的操作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各种应对措施并没有大错。首先，五州之地的确是定难军生息了近百年的领地，但这个领地是怎么来的，百年以前这片领地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大唐的，是唐朝赐予党项人繁衍生息的。即使党项人在此地生息了近百年，也改变不了这五州之地是汉土的事实。宋朝继承了唐朝的法理，收回五州之地理所当然。

其次，党项服从宋廷只是表面，协助宋廷攻打北汉，只不过是利益使然。一方面，可以通过攻打北汉，扩充地盘，壮大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攻打北汉，向宋廷示好，以促使宋廷承认自己的权益。从李继迁在宋辽之间反复横跳的表现来看，今天定难军可以成为宋廷抵抗辽朝的同盟军，明天定难军就有可能成为辽朝进攻宋朝的先锋军。一旦辽朝定难两路人马同时进攻，宋朝的边境防线就有崩盘的危险。国之门户，终究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无论从法理还是实际需要，五州之地必须掌握在宋廷手中。另外五州之地是李继捧主动献出的，并不是宋廷夺来的。迁李继捧及其族人入朝，只不过是常规操作而已。宋廷错误之处在于，后期放任了李继迁的做大。

宋廷一直是外干中强，专灭效忠自己的军事力量，对外反而经常屈服求和。本来定难军是服从宋廷的，联兵帮宋廷灭了北汉，就是因为宋廷夺了他们生息百年的五州领地，强迫定难军首领李继捧带全族入朝，又征李继迁，结果李继迁反了，来回地闹腾，最后搞出了西夏，打到宋廷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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