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在位的時候可沒有西夏，雖說繼承了後周大量戰馬，但是宋太祖時期主要是平定南方四川，戰馬並沒有派上用場。而到了太宗，爲了征討北漢收復燕雲十六州，開始重視馬政，畢竟光有遺產不行。可是李繼遷的反叛使得丟了河套平原這塊重要的養馬地，在收復燕雲十六州遼東無望的情況下（西域歸義軍還在堅守，不過估計宋朝也是有心無力），太宗只能在河北地區養馬。

可是中原南方地區的馬一個比一個弱，能託運平時走走路，戰場上的大規模衝擊完全不行，更何況雍熙北伐慘敗之後，轉爲戰略防禦姿態（東路軍曹彬就是因爲冒進，且沒有好的騎兵，被遼軍輕騎來回騷擾直接潰敗）可見你光有騎兵稱號又怎樣，沒有好的戰馬就是白給。北宋的確也有精銳騎兵靜塞軍，可那纔多少人，而且要一人配五馬，這大多是從西夏，吐蕃還有西南地區買的好戰馬。

真宗初期，真宗確實是想勵精圖治，也大搞馬政。還是那句話沒有好的馬，更何況因爲北宋劇烈的氣候變化，導致北宋的馬政養的馬成活率堪憂。本來太宗真宗搞的馬政要是能一直搞下去，絕對會有成效，然而檀淵之盟之後，真宗被打出了心理陰影，靜塞軍退出歷史舞臺，馬政也荒廢了。更不用說倒了仁宗時期，冗官冗兵情況更嚴重，西夏直接獨立。有人建議過建設騎兵，可是聽聽范仲淹怎麼說的：自古騎兵未必有利，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

宋祁直接說“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就是明說了宋軍能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從來不鞏固勝利果實，要了騎兵做甚，這也是宋朝軍事尷尬之處，勝利往往要麼慘勝要麼勝利了卻沒有得到實際利益，一旦失敗就是一潰千里丟人丟地）。並且，用於太祖的教誨，爲了防止將領手中權利過大，騎兵部隊往往大多用於拱衛京師，太宗真宗時期大致半數騎兵在禁軍，倒了仁宗神宗更是七八十的兵力囤在內地，根本不作戰。

西夏的誕生與宋廷的操作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在宋太宗時期宋朝的各種應對措施並沒有大錯。首先，五州之地的確是定難軍生息了近百年的領地，但這個領地是怎麼來的，百年以前這片領地是屬於誰的，是屬於大唐的，是唐朝賜予党項人繁衍生息的。即使党項人在此地生息了近百年，也改變不了這五州之地是漢土的事實。宋朝繼承了唐朝的法理，收回五州之地理所當然。

其次，党項服從宋廷只是表面，協助宋廷攻打北漢，只不過是利益使然。一方面，可以通過攻打北漢，擴充地盤，壯大實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攻打北漢，向宋廷示好，以促使宋廷承認自己的權益。從李繼遷在宋遼之間反覆橫跳的表現來看，今天定難軍可以成爲宋廷抵抗遼朝的同盟軍，明天定難軍就有可能成爲遼朝進攻宋朝的先鋒軍。一旦遼朝定難兩路人馬同時進攻，宋朝的邊境防線就有崩盤的危險。國之門戶，終究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無論從法理還是實際需要，五州之地必須掌握在宋廷手中。另外五州之地是李繼捧主動獻出的，並不是宋廷奪來的。遷李繼捧及其族人入朝，只不過是常規操作而已。宋廷錯誤之處在於，後期放任了李繼遷的做大。

宋廷一直是外幹中強，專滅效忠自己的軍事力量，對外反而經常屈服求和。本來定難軍是服從宋廷的，聯兵幫宋廷滅了北漢，就是因爲宋廷奪了他們生息百年的五州領地，強迫定難軍首領李繼捧帶全族入朝，又徵李繼遷，結果李繼遷反了，來回地鬧騰，最後搞出了西夏，打到宋廷納款。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