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多次非常严重、影响极其巨大的自然灾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一场大旱灾席卷而至，整个灾区受影响的居民人数有二亿左右，差不多是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因饥荒和瘟疫死亡的人数更是高达一千万左右，逃荒的人不少于二千万。

重灾区山西，卖人肉、吃人肉的比比皆是，还有吃死人肉的，旱情前所未有。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连官员都不想当这地方官了，山西前任巡抚鲍源深就以旧疾加重为由，向朝廷奏请开缺，这就是大清朝的好官员。官员可以撂挑子，但是，朝廷却不行啊，历史上爆发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往往伴随着暴动。于是，清廷思索再三，派出曾国荃继任山西巡抚。

曾国荃，曾国藩的九弟，作战很有一套。他真的是临危受命，当时的他身体还抱恙，但他没有因病申请开缺。他太清楚这场大旱灾若是失控，其后果定是不堪设想。抱病离开长沙直奔太原后，史料有这么一段话：曾国荃救活饥民六百万，当地人感谢他的恩德，为其立生祠。

1877年初夏，曾国荃来到山西，看到的场景就是600多万人没饭吃，受灾县有80多个，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对此，曾国荃一点都不敢含糊，立刻在山西各地设粥厂，每个月来领粥的灾民有三四万人。同时，他还上疏清廷，民间所借粮食，一律免还。

施粥只是权宜之计，大旱一天不解决，灾民就得忍饥挨饿。这时的曾国荃，不再是打太平军、打捻军的湘军将领，而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当即，他上疏朝廷减免山西的赋税，甚至，为了这事先后上疏24次。朝廷还真点头了，差徭这一块，较之前至少减去50%—60%。

这还是不行啊，负担是少了，但是，没有庄稼产出，没有收入一样没饭吃。曾国荃有办法，他好歹也有些声名，于是，各方要钱，筹集资金。仅一年的时间，收到的捐银就有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捐粮一千五百石。在他任职期间，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

如果赈灾就是施施粥、发发银子、给点粮食，那么，这个巡抚的差事也太好做了。在如此严重的灾害面前，人心都是乱的，什么事都敢做。曾国荃还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社会秩序。

于是，曾国荃就和他的下属们说：“山西境内的饥民，如果靠着救济可以度日，他们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其它想法的。”他非常了解人性，一般的人吃饱喝足不太会有什么非分之想，那些到处散布谣言、写些匿名帖子的，基本不是饥民，他们另有目的。

所以，他命令属下一定要注意可疑之人，若是非山西境内的，严禁入境。在交通要道上，派兵分作两班，分别轮流稽查。曾国荃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他非常看重防范于未然的重要性，如今是非常时期，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比如：截粮。

那时，全国受灾的面积很大，山西和外省的交通运输很不通畅，赈灾钱粮的运输难度相当大，还是曾国荃动用了他自己的关系，弄出了一条运粮的路网。所以，防止他人半道截粮就是一个大事。对此，曾国荃说：遇到此情况，只要属实就可“就地正法”，地方官直接做主。

可以说，曾国荃此举非常有必要，非常时期就该用非常之手段，否则，社会秩序难以保障。于是，每个村子都贴出了告示：只要有行凶抢劫行为的，各村镇的长官就可对犯罪者执行死罪。权力都下放到村镇，秩序能不好么？

当然，还是有一些胆子大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往刀刃上撞，自然就被砍了脑袋。他们的人头就直接放在路边展示，这么做就是告诉大家：谁还敢破坏规矩，这就是下场！当然，任何事情如果做过了，就是灾难，尤其是砍脑袋。

地方官当然希望程序简单，但老百姓不高兴啊，曾国荃也不愿意这样，他就曾以滥用“就地正法”的案例告诫下属：制定这个非常时期的“就地正法”，是因为灾情，是防止有人意图不轨，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其性质都和此事有关，哪怕是命案，还得走程序，照章办事。

曾国荃用“人头”维持了一方秩序，但一旦滥用，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则远远超出灾情，所以，他再一次重申规矩，既保障了社会秩序可以有序维护，又能让百姓生活逐渐回归正常。事后，左宗棠问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回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左宗棠听了，哈哈大笑：“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正是曾国荃性格的真实写照。

曾国荃在山西做的远不止这些，他还完成了赋役制度改革、整顿吏治，积极推进山西经济建设，并且，也完成了自己的官场转型。光绪五年，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

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付梓 。

参考资料：

【《清史稿》、《山西通志》、《挹秀山房丛书》】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