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变法（变革），虽然方法各异，其根本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稳固并拓展王权，以达到所谓的一统天下，或者长治久安。而变法最直接的诱因则是王朝沿袭过去的法律制度等等已经无法适应历史向前发展所塑造的新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安石变法”虽然名垂千古，但从本质而言，与其他的变革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北宋王朝自然也没有能通过变法来脱胎换骨，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倒在不久之后就被金兵攻破国都，俘虏皇帝和宗室，灭国了。

“王安石变法”的前因是北宋朝廷所面临的严重问题：1，冗官，即官僚体系极度臃肿庞大且低效；2，农村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地主和城市富豪阶层再利用特权来逃避赋税和劳役，将负担转移到社会底层，造成民不聊生，朝廷税收收入严重不足；3，冗兵，即军队臃肿庞大，非但战斗力低下，反而变成了社会动乱的最主要因素。

当王安石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变法，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全面的社会变革之时，由于前面的两个问题完全是官僚豪绅阶层造成的，新法必然直接的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乎这些人便自发结成所谓的“旧党”，抗拒变法，维护自身的利益，故而自始至终就旗帜鲜明的对“新法”持否定态度，不遗余力的阻碍和影响了“新法”的推行。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绊脚石除了这个明面上的“旧党”之外，还有两块隐藏起来的绊脚石，最终是这三股力量的合力导致了“新法”的失败。

第一个隐藏在幕后的绊脚石是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

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

第二个隐藏在幕后的绊脚石只能并且必须是启用王安石的宋神宗。

“王安石变法”虽然在历史上名垂千古，可实际上从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任宰相，开始推行新法，到王安石二次罢相隐退的1076年，满打满算不过7年时间，再加上中间又被宋神宗罢过一次相，王安石实际上主持朝政，推广新政的时间连6年都不到，在这当中，宋神宗的摇摆不定便是根本原因。

诚然，宋神宗想通过“变法”来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但是对王安石所手创并推行的“新法”并不是全部认同的，而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对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言论的否定。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针对新法推行过程中遭到的顽固守旧派（旧党）处心积虑编造的种种攻击借口，总结出史称“三不足”的观点来予以反驳，然而，对于其中的两个观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宋神宗是持完全的否定态度。

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过是自然规律，是正常现象，与政事毫无关系，可宋神宗的认知程度远远达不到这种高度。

例如，在熙宁八年（1075年），有彗星掠过，宋神宗竟然特意为此手写诏书给大臣：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获奉宗庙，顾德弗类，不足仰当天心。比年以来，灾异数见，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东方，变尤大者。内惟浅昧，敢不惧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减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过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

一边让王安石变法，一边又战战兢兢的担心上天降下灾荒，如此首鼠两端，如何能成功？

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基本上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创，由太宗继承下来，而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募兵制度的制订除了军事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的：1，军队职业化，从而将兵与民泾渭分明的划分开，确保民不知兵事，兵与民对立，避免两者结合，威胁政权；2，通过大规模的招募，把社会闲散人员、不稳定份子统统吸收到军队当中，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然而，宋朝的军事制度直接后果是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于是王安石理所当然的要进行改革，一边裁撤冗兵，一边通过保甲法来提高百姓的军事素养，虽然目的明确效果显著，但与皇室传下来的祖宗家法背道而驰。

彼时的北宋与辽朝处于长期的和平当中，宋神宗又非真正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人物，无法预见到王朝将来面临的外部危机，自然更加认同英明神武的祖宗家法。

外有结成朋党的反对派，宫廷内部有太后和太皇太后掣肘，皇帝的支持又三心二意，如此的变法，如果能成功，倒真的是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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