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曾經有過無數次的變法（變革），雖然方法各異，其根本目的基本上都是爲了實現“富國強兵”，穩固並拓展王權，以達到所謂的一統天下，或者長治久安。而變法最直接的誘因則是王朝沿襲過去的法律制度等等已經無法適應歷史向前發展所塑造的新的形勢，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安石變法”雖然名垂千古，但從本質而言，與其他的變革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北宋王朝自然也沒有能通過變法來脫胎換骨，進而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反倒在不久之後就被金兵攻破國都，俘虜皇帝和宗室，滅國了。

“王安石變法”的前因是北宋朝廷所面臨的嚴重問題：1，冗官，即官僚體系極度臃腫龐大且低效；2，農村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大地主和城市富豪階層再利用特權來逃避賦稅和勞役，將負擔轉移到社會底層，造成民不聊生，朝廷稅收收入嚴重不足；3，冗兵，即軍隊臃腫龐大，非但戰鬥力低下，反而變成了社會動亂的最主要因素。

當王安石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發起變法，針對上述三個問題展開全面的社會變革之時，由於前面的兩個問題完全是官僚豪紳階層造成的，新法必然直接的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乎這些人便自發結成所謂的“舊黨”，抗拒變法，維護自身的利益，故而自始至終就旗幟鮮明的對“新法”持否定態度，不遺餘力的阻礙和影響了“新法”的推行。

然而，“王安石變法”的絆腳石除了這個明面上的“舊黨”之外，還有兩塊隱藏起來的絆腳石，最終是這三股力量的合力導致了“新法”的失敗。

第一個隱藏在幕後的絆腳石是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

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守舊勢力以“天變”爲藉口，又一次掀起對變法的圍攻；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使變法遭受重挫。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爲宰相，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祐更化”。

第二個隱藏在幕後的絆腳石只能並且必須是啓用王安石的宋神宗。

“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歷史上名垂千古，可實際上從王安石在熙寧三年（1070年）任宰相，開始推行新法，到王安石二次罷相隱退的1076年，滿打滿算不過7年時間，再加上中間又被宋神宗罷過一次相，王安石實際上主持朝政，推廣新政的時間連6年都不到，在這當中，宋神宗的搖擺不定便是根本原因。

誠然，宋神宗想通過“變法”來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但是對王安石所手創並推行的“新法”並不是全部認同的，而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對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言論的否定。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針對新法推行過程中遭到的頑固守舊派（舊黨）處心積慮編造的種種攻擊藉口，總結出史稱“三不足”的觀點來予以反駁，然而，對於其中的兩個觀點，“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宋神宗是持完全的否定態度。

王安石認爲天變不過是自然規律，是正常現象，與政事毫無關係，可宋神宗的認知程度遠遠達不到這種高度。

例如，在熙寧八年（1075年），有彗星掠過，宋神宗竟然特意爲此手寫詔書給大臣：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方，變尤大者。內惟淺昧，敢不懼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減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於民者以聞。

一邊讓王安石變法，一邊又戰戰兢兢的擔心上天降下災荒，如此首鼠兩端，如何能成功？

宋朝的各項典章制度，基本上都是宋太祖趙匡胤手創，由太宗繼承下來，而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募兵制度的制訂除了軍事之外，還有另外兩個目的：1，軍隊職業化，從而將兵與民涇渭分明的劃分開，確保民不知兵事，兵與民對立，避免兩者結合，威脅政權；2，通過大規模的招募，把社會閒散人員、不穩定份子統統吸收到軍隊當中，從而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

然而，宋朝的軍事制度直接後果是軍隊喪失了戰鬥力，於是王安石理所當然的要進行改革，一邊裁撤冗兵，一邊通過保甲法來提高百姓的軍事素養，雖然目的明確效果顯著，但與皇室傳下來的祖宗家法背道而馳。

彼時的北宋與遼朝處於長期的和平當中，宋神宗又非真正雄才大略深謀遠慮的人物，無法預見到王朝將來面臨的外部危機，自然更加認同英明神武的祖宗家法。

外有結成朋黨的反對派，宮廷內部有太后和太皇太后掣肘，皇帝的支持又三心二意，如此的變法，如果能成功，倒真的是奇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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