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是中華文化數千年傳承的核心，以姓氏血緣關係爲人際紐帶的一些民間大姓豪門家族，從漢代開始出現，一直綿延到現代，往往成爲漫長曆史進程中的一種十分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不同的歷史階段裏，這些姓氏家族表現出來的特點各有不同。

從兩晉到隋唐，著名門閥家族既享有社會名望也擁有特殊待遇，宋代以後的著名姓氏家族，則往往通過幾代人努力維繫其士大夫特色。一般或以學術、或以名望再加官職累積才形成社會地位，並不具有傳統世襲的特殊性，所以這些家族若能享有幾代聲譽，一定都是能人輩出的傑出典範。宋代有許多這種新型的世家大姓，而且以文化積澱比較深厚的地方比較突出，像成都這一重要古城，宋代就出現過王氏、範氏、宇文氏等幾大家族，但世人知道其淵源和事蹟的恐怕並不多。

始建於宋代的成都華陽二江寺

一、王氏

成都王氏的籍貫是今天城南的華陽，古代屬於成都府華陽縣。成都王氏在宋代湧現的人物比較多，以王珪爲代表也算有名，客觀來說，論仕途不比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論文才也不如四川三蘇等人天下皆知。

這一家人也有一種緊扣宋朝特色的本領，就是在科舉十分興盛的背景下，成都王氏一門湧現的科舉人才實在不少，中進士的非常多，像王珪更因此做到丞相，封岐國公，要算這家人中非常優秀的人物。

雖然王氏出自成都華陽，但王珪很小就隨家人遷居舒州（州治屬於安徽潛山縣，漢代廬江郡所在轄皖縣和後來的舒城縣，到唐代改舒州，宋代沿襲），他在成都生活的時間很短，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中進士，選中榜眼，先在揚州地方做通判，後進開封府集賢院修起居注，又以翰林學士出任開封知府。因母喪返鄉三年，回汴京繼續以翰林學士做伴讀，王珪也有詩文之才，儘管不算特別優秀，與歐陽修、蘇軾等人實際都有交往，關係很不錯。

宋仁宗晚年在立太子問題上，前後糾結了七年。雖然很早就把濮王子嗣養在身邊有備無患，但遲遲不定名分，內心還渴望再有一個親生兒子。韓琦等重臣憂心忡忡地督促仁宗定下儲君之位，王珪以翰林學士身份需要草擬詔書公告天下，他的爲人非常謹慎，堅持要向仁宗當面請示確認。

等仁宗召見，王珪請示：“天下臣民早就希望立太子，這次果真是陛下的聖意麼？”仁宗道：“朕意已決。”他再拜稱賀以後才退而起草。宋英宗趙曙即位，原本自小和仁宗、曹太后非常親近的趙曙對繼位一事耿耿於懷，與曹太后關係非常疏遠冷淡，母子各自都感到傷心。

王珪的華陽集

按說王珪屬於擁戴英宗的關鍵人物，理應獲得提升，有人將他拖延草擬詔書一事進了讒言，令英宗懷疑他不忠，到治平四年（1067），英宗在位最後一年才召他入內殿，升端明殿學士，賜龍盤金盒，安慰王珪說：“從前誤信人言，今天朕已疑竇盡消了！”

宋神宗當皇子時就欣賞王珪，覺得他服侍仁宗、英宗草擬詔書極有文采（實際古人理解是語句非常穩妥，符合官樣文章標準，適當有一些駢文的辭藻），即位後升他爲翰林學士承旨，繼續草擬重大典章。

三年後升參知政事，屬於副宰相輔佐王安石。當時幾大核心人物，神宗趙頊、王安石以及反對他們的司馬光，全都個性極強，根本不好打交道。王珪充當比較理想的協調角色。

一方面來說，王珪的能力也好，才學也罷，雖然都說不上頂尖，總體屬於比較圓滑老到；另一方面來看，也唯有王珪這樣的人能夠在幾個大腕中斡旋，內心也算一個比較正派的大臣，也實屬難得。

到神宗後期，王安石被鋪天蓋地的批評聲音迫使離開，王珪還留在朝中，依然得到神宗信任，成爲擁戴宋哲宗繼位的重要人物，他奏請英宗高太后同意冊立延安郡王爲太子，繼位成新君，哲宗封王珪爲岐國公，不久病故，追贈太師，諡號文恭，非常感激他的定策之功。

王珪從仁宗到哲宗前後服侍過四位皇帝，同時仁宗傳位，神宗傳位兩次王珪都有突出貢獻。儘管實際做文書工作很多，他的文學名聲不算多高，但其文集仍以家鄉出處定名爲《華陽集》。

《華陽集》收錄很多王珪所寫的重要朝廷文書，文學價值不算很高，但史料價值卻非常大，比如記錄英宗時期對親生父親濮王的尊崇一事。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王珪把當時情況和頒佈的詔書都留下記錄。

還有宋神宗年間西域于闐國來汴京一事，歷來都說北宋前期于闐國就被黑汗國所滅，當地開始奉回教。王珪作爲一個見證者，通過他記錄一些朝廷的表文表明于闐國並沒有被黑汗佔據，兩邦實際並存。因爲王珪的記錄不是孤證，就王珪死後，宋哲宗、宋徽宗時期，也還有于闐使者前來宋朝的證據，最後一次來到開封時，宋徽宗和宋欽宗剛剛成爲金人的俘虜。歷史的價值在於真實性和連貫性，王珪的《華陽集》在文學史上意義不算大，但在研究宋朝歷史方面，卻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佐證。

王珪是成都王氏家族的一個最傑出人物，但這一家族出名倒也並非以他爲起點。王珪的父親王準，祖父王贄，甚至他的曾祖王景圖全是進士出身。可以說從五代十國期間，成都王氏已經具備比較深厚的文化根基。

過去往往都提及，宋代四川有諸多文人世家，筆者論述蘇易簡、蘇舜元、蘇舜欽“銅山三蘇”曾提及，五代前後蜀時期，因唐末以來大量北方士族南下，爲巴蜀境內文化提升起到非常大的影響和改變。四川境內各州縣讀書好學的風氣非常濃厚，因此湧現較多文士家族，與蘇易簡大體同時還有閬中陳氏家族，陳省華、陳堯叟、陳堯佐也是相當有名的狀元家族，其祖上陳翔正是唐末追隨王建從關中到蜀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影視劇中秦檜，歷史上秦檜正是王珪的女婿

由於從唐末積澱百年的薰陶，成都王氏接連出現科舉人才，到王珪這一代成爲一個高峯，王珪的兒子王仲修也在神宗元豐年間中進士。連侄兒王仲原的兒子王耆，王仲孜的兒子王昂也都科舉登第，甚至王昂還是一位狀元。

王珪比較有學問的子侄大多感覺比較陌生，其他的子孫卻反而有名。比如他的第四子王仲岏（避宋欽宗趙桓名諱改王仲山），得了一個女婿就是後來爲人唾棄的秦檜。只不過嫁女兒時，秦檜才進士及第，才學是有的。在徽宗末年，秦檜也是態度鮮明、抵抗金兵的一份子，轉變立場是後來的事情，甚至可能還受岳父影響。據筆記史料說，王仲岏後爲撫州知州，位於今天江西境內。金軍南下搜山檢海追擊趙構時，金軍還沒到撫州城下，王仲岏就主動聯絡金兵要投降，爲人頗爲不堪。而王珪大女兒嫁李格非，生的女兒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李清照，李格非同時也是蘇軾的門生。所以，李清照和秦檜有親屬關係是客觀事實。王珪還有另一女兒嫁鄭居中，爲徽宗時宰相。鄭居中的兒子鄭億年後因秦檜得勢，就出於同屬王氏姻親得到提攜，加資政殿大學士。

後人總結王氏家族從太宗太平興國年間以來，前後有六代人全都獲得科舉出身。不單王珪這一支，同族弟兄的王琪、王仲均、王爵、王祖願等，整個成都王氏大都能夠從科舉獲得前途，這一家族能人不斷，雖然像王珪這種躋身宰輔的一流人物罕見，至少感覺非常善於應付“考試”。

二、範氏

範氏，從兩漢以來就是巴蜀地區的豪強大姓，宗族勢力龐大，比如兩晉出現過天師道宗師範長生，輔佐氐羌流民首領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漢，範氏家族在成都一帶就留有子孫。而宋代成都範氏自範鎮開始，在史學界傳有"三範修史"的佳話，三範指範鎮、範祖禹、範衝三代人。

範鎮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籍貫也是華陽縣，哲宗元祐二年（1088）卒，享年八十一歲，時間比另一範氏名臣范仲淹稍晚。這兩個宋代范家名人一個來自西南，一個來自東邊，據說祖上都認唐代初年的範履冰（河內郡人，今河南沁陽）爲祖宗。雖然後來天南地北，但古人特別重視祖宗名望，哪怕幾百年下來早已經是不同的兩個家族，可追溯起來也算有着共同的血脈淵源。

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十八歲的範鎮在家鄉偶遇成都知府薛奎。薛奎少年時有神童美名，十歲左右就才華顯露，被鄉里稱頌。真宗後期一度知興州、任陝西轉運使，杜絕當地與黨項貿易的弊端，建議把物資從四川運往關中，受到表揚。薛奎到成都以後，向來以寬柔著稱，但對當地侵吞西北駐軍物資用來斂財處置非常嚴厲，獲得百姓和軍中的讚譽，一致稱讚薛奎可與太宗時期治蜀的名臣張詠媲美。

薛奎另一大貢獻就是善於發現人才，女婿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巨擘歐陽修。當時發現範鎮以後，驚歎“此乃廟堂之人也！”聘至官舍爲子弟講學。範鎮爲人謙虛低調，既不乘車坐轎，也沒人迎送，來往一年多，守門人還以爲他是當地的普通學子，根本不知這個年輕人是知府大人的座上賓。

在成都三年，薛奎回京師開封升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公事，順便帶範鎮入京，向人誇示在蜀中“得一偉人”，並預言範鎮“將以文學名世”。一年後，薛奎提參知政事位列宰相，真宗劉皇后去世時，仁宗把劉皇后信用的一批人換掉，唯獨薛奎繼續重用，沒多久因病去世，年六十八，由女婿歐陽修書寫墓誌銘。

範鎮參與編撰新唐書

仁宗寶元元年(1038)，範鎮中進士第一爲狀元（可惜伯樂薛奎已病故），數年後，爲宰相龐籍（民間包公故事的反派龐太師，實際龐籍爲人非常正直）薦升直祕閣、開封府推官等職，旋升起居舍人，知諫院。龐籍生平還推薦了另一個重要人才就是範鎮一生的摯友司馬光。

宋仁宗後期長達七年多不肯立儲君一事，滿朝大臣都不敢說話，範鎮當時知諫院，屬於諫官行列，出於責任心，第一個站出來對宋仁宗進行勸諫。三次面見皇帝陳述，更前後上書十九次痛陳利害，呼應重臣韓琦多次申訴，終於定下後來的英宗趙曙。

在神宗時期，範鎮與司馬光一起反對王安石，兩人對朝局諸多見解一致，另一方面私下又都愛好歷史。司馬光本來與王安石的私交也不錯，起初對王安石入朝還充滿期待，但因青苗法推行，王安石對神宗的種種裹挾，使司馬光感到王安石太過激進，變得無法容忍。

範鎮此時推薦著名同鄉後輩蘇軾入職諫院，一來，蘇軾名聲響亮，獲得神宗欣賞；二來蘇軾也對王安石做法有意見，自然可以做出成績。王安石知曉意圖，改變對任用官吏的傳統，防止諫官隨意批評，對入職人員統統進行出身履歷覈查。

蘇軾在家鄉剛爲父親蘇洵守完孝，回到開封天地已經鉅變，衆多師友全都被調離京師，蘇軾沒有順利入職，按捺不住對朝局的擔憂，上書對王安石進行批評，同樣被調到杭州做通判。由於神宗欣賞蘇軾才學，待遇上反而特殊享受知州的級別。

範鎮與司馬光在熙寧時期被閒置，只能以著述爲主，約定互相爲對方作傳。雖範鎮不像司馬光那樣有大部頭著作傳世，但官方重要的史學典籍基本都有他的參與，比如《仁宗實錄》、《仁宗起居注》，包括《新唐書》的一部分內容。該書雖然以歐陽修、宋祁負責較多，但範鎮與宋祁的私交甚好，可說是忘年交。

宋祁也像薛奎一樣知益州三年，編過一本《益部方物略記》記錄四川成都及周邊的物產、動植物、藥材等六十五種，流傳至今。2020年10月30日，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宋祁死後，範鎮爲他撰寫神道碑。

範鎮在私人著作方面僅有《東齋記事》六卷，內容涉及北宋的典章制度、士人逸事，同樣包括蜀地的風土人情。範鎮自己的兒子事蹟不顯，侄子範百祿在神宗、哲宗年間卻比較有名，但繼承史學才華的是侄孫範祖禹。

範百祿是範鎮哥哥範鍇之子，也是進士出身。早年曾負責四川職務，提點利州路、梓州路刑獄訟事，當時有官員意圖對瀘州投降歸順的部族頭領進行殺害然後冒領軍功，還揚言繼續討伐當地部族，範百祿諫言反對。

由於範百祿有正義感，熙寧七年（1074）到京師入職諫院，沒多久，還是因爲對王安石諸多新法不利言論而調走。哲宗繼位以後，世交司馬光主持大局，大舉更改王安石的做法，範百祿對恢復差役法有意見，向司馬光直言，頑固的司馬光一度衝他發火。範百祿堅持認爲差役法會增加犯人流配，導致民間怨聲載道，和王安石几乎是一樣結果。司馬光終於醒悟，嘆息：“微君言，吾不悉也。”

範百祿爲人公正嚴謹，之後入大理寺，升刑部侍郎，最後知開封府，高太后對範百祿非常欣賞，幾次駁回他希望外調的請求。正因爲範百祿其實看清當時朝局風向，苦於無法擺脫，最終因尚書僕射兼中書侍郎的宰相蘇頌捲入旋渦。哲宗實際對蘇頌、範百祿都有好感，尤其蘇頌爲人實際不偏不倚，充當調和王安石一派和司馬光一派的作用，但範百祿關係上畢竟更傾向司馬光，最後被流放，死時六十五歲。

範祖禹是範鎮侄孫，範百祿侄兒，很小就成孤兒，範鎮將其收養在身邊，視爲自己孩子一樣:“此兒，天下士也。”由於範鎮與司馬光的交情深厚，修撰《資治通鑑》時，司馬光讓範祖禹單獨負責唐代部分，在洛陽十五年精心著述，這期間司馬光手把手教範祖禹編書，贏得高度稱讚。

在此之前，司馬光還有一個十分欣賞的劉恕，也是史學通才，本來希望他作爲最重要的助手。《資治通鑑》得到英宗、神宗支持，畢竟編撰人員起初分處各地，司馬光爲官也不固定，前期全靠通信聯絡和互相寄送書稿，非常麻煩，進度緩慢。最終全靠在洛陽十五年算是靜下心來，加上範祖禹被接到司馬光身邊，負責最重要的唐代部分，這才加快進度順利完成，相當於司馬光將範祖禹視爲一生學問的繼承人。

範鎮與司馬光都反對王安石，但範祖禹與王安石弟弟王安國也算好友，實際連王安石也欣賞範祖禹。老臣富弼臨終前上書議論王安石種種做法利弊，許多人建議範祖禹不要把富弼上書交上去，會得罪王安石。但範祖禹爲人正直，認爲既是富弼的遺願，也是堂堂正正的公事，北宋名臣大多是謙謙君子，因此王安石對範祖禹的人品和學識同樣賞識。

司馬光稱範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君子人也。”哲宗繼位，範祖禹任右正言。元祐年間，呂公著掌朝局（爲宰相呂夷簡之子），範祖禹成爲其的女婿，避嫌辭職改祠部員外郎，不久又改任著作郎，專修《神宗實錄》，後遷任著作郎兼侍講，爲哲宗講《尚書》等古籍。

據記載，範祖禹一般“口不言人過”。實際從內心情感而言，範祖禹對熙寧元豐的朝局，與範鎮、司馬光算是一樣立場，在實錄中雖極力肯定神宗的英明有爲，對王安石依然充滿批評。當時主事的蔡卞是王安石女婿，想方設法貶低範祖禹，最後令其流放。

範祖禹先得一個武安軍節度副使兼昭州別駕的禮遇頭銜，本來這是兩個地方的職務，武安軍節度使屬今湖南地區，治所在潭州，就是長沙一帶。而昭州位於今廣西桂林，治所爲平樂縣。範祖禹實際並沒有到這兩個地方，被安置在永州和賀州分別待了一陣，再貶賓州（今南寧市所屬賓陽縣一帶），元符二年（1098）再遷化州（廣東茂名市所屬化州市），由於接連貶謫，範祖禹支持不住，就死於這一年，實際才五十八歲。

範祖禹的長子範衝是哲宗紹聖年間進士，中年遭遇靖康之變。高宗在東南臨安站穩腳跟，範衝隨後回到史館任職。由於家學深厚，讓其重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範衝認爲“墨本”是父親範祖禹所修，後蔡卞等推翻“墨本”，重修“朱本”，還把父親範祖禹貶至嶺南而死。倘若自己再次重修，免不了要刪改蔡卞不當言論，只恐又會引來誤會和紛爭，希望推辭。

高宗再三說明，重修史書是自己本意，也是昭慈太后遺願，“紛紛浮論，不足恤也”，明確宰相趙鼎爲監修，讓範衝爲修撰，並提出將趙構自己要求修史的“聖語”記錄附於篇尾，以正視聽。

因此範衝重修《神宗實錄》時另寫《考異》五卷，表明對史書資料的取捨，將原有保留的用黑墨寫，新修的用紅色，刪除的用黃色，被世人稱爲"朱墨史"。之後修《哲宗實錄》又寫《辨誣錄》一書，都獲得高宗認可。由於範衝學識深厚，高宗讓他當皇太子趙眘（後來的孝宗）的老師，範衝以正直史官而著稱，對孝宗後來奮發有爲的影響非常大，官終龍圖閣直學士。

范家與司馬家關係綿延三代，南宋南遷以後，司馬光的後人南來失去依靠，範衝竭力照顧司馬家的後裔親屬，傳爲佳話。司馬光夫人張氏終生未育，只有一個繼子司馬康（爲司馬光哥哥的兒子），而司馬康在司馬光過世四年後跟着病故，年僅四十一歲。

司馬光曾在洛陽照顧範祖禹十五年，親自傳授學問，年幼的範衝耳濡目染，成長在兩位史學巨擘身邊，對司馬光撫養和栽培範氏父子的滔天恩情終生不忘。範衝還繼承司馬光的遺願，續編其《涑水記聞》十卷，奏請朝廷讓司馬光子孫繼續爲其立宗祠祭祀，因此當時知道此事的人無不稱頌範衝有情有義的品格。

紹興十一年（1141），與金人和議達成，岳飛身死，範衝因南宋不再振作，傾向自保而長期心情鬱郁，於這一年底病故，享年七十五歲。

三、宇文氏

關於歷史上的宇文氏，不少人都知道並非漢人姓氏，而是北周鮮卑皇族大姓。經過隋唐300多年變遷，不僅後裔減少，即便留在中原的宇文氏子孫已經漢化，宋代實際已經沒有純正的鮮卑人。很少有人知道，宇文氏後人在四川的家族卻頗爲壯大，在北宋後期和南宋時期的歷史上，宇文家族甚至還算得上頗爲重要。

宋代四川境內的宇文家族不止一家，以綿竹和廣都雙流兩支最主要，本質上他們屬於同宗。今天綿竹屬於德陽市，這一支從宇文之邵開始享名，北宋仁宗時獲進士及第，神宗時期退居十五年，常爲經史琴酒之樂，學者稱止止先生。他與司馬光、範鎮、文同等人都有不錯的交情，神宗元豐五年過世。

廣都這一支屬於今天成都範圍，宋代起始的名人宇文邦彥比綿竹的宇文之邵小近二十歲，在古代可算低一輩分了。初名褒，登元豐進士第，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後累贈太師、齊國公。他的幾個兒子乍看感覺陌生，其實卻很有名，就是閎中、粹中、虛中、時中四兄弟。

宇文邦彥的妻子黎氏也非常厲害，史稱：“喜觀書，略通大意，手自編錄，以相其夫。”也就是因爲黎氏對兒子的學習教育抓得很緊，所以幾個兒子都學問優秀，全都及第，鄉里稱尊。

南宋理學家張栻和其父張浚都是成都宇文家族的女婿

今天成都邛崍的花石山花置寺石窟（四川境內比較冷門的石窟，因保存洞窟不算多，實際從唐代初年流傳，今天剩七個大窟），其中一石窟內有尊高爲4.7米的無量壽佛（唐宋摩崖造像精品）。這一佛像右側的千佛龕左側（高爲25釐米的小佛像共1745尊），留有宋人的石刻題記：“郡守陳知存、宇文邦彥，建中靖國改元（1101）暮春十八日，臨邛令、孫校、椽蹇明、程度……休於此。”爲宇文家族在成都一帶影響力的一個生動寫照，民間能夠發起開鑿石窟的人，非富即貴。

宇文邦彥最小的兒子時中，是高宗名臣張浚的岳丈、理學家張栻的外公，恰恰張浚、張栻父子都是德陽綿竹人。時中的兒子師申又是張栻的岳丈，可算是一家人內部親上加親。

年長的宇文粹中，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登進士第三名。歷翰林學士承旨，宣和間累遷尚書右丞，他與顯赫一時的蔡京家族有點姻親關係，屬於蔡京外甥的女婿。而宇文粹中的兒子宇文師獻又以門蔭補承務郎，爲德陽縣丞。後來歷知綿州（今天綿陽市），整科條，察蠹弊，節用度，理學校，在蜀地進行風俗教化，頗有成績。後改知閬州（四川閬中），卒於任上。由宋代儒家學者張栻作《宇文閬州（師獻）志》記錄其生平和倡導教育學風的事蹟。

另一個宇文虛中更是宋金兩代史上都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

宇文虛中本名黃忠，由宋徽宗親改其名爲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寓意廣都雙流的黃龍溪，宇文家族對故鄉很看重，不少人死後都返葬故鄉，恰恰命運波折的虛中一家例外）。

徽宗大觀三年（1109）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本來他在宋朝的地位已經不低，很受徽宗賞識。在宋徽宗決定接受與女真聯盟準備共同伐遼收復燕雲時，宇文虛中上書力薦反對，認爲這是宋朝違背盟約，陷入很不利的境地。果然，宋人大舉攻打燕京，即使偷襲進入燕京城內，最後還是失敗而歸，威信掃地，還被女真看透宋軍外強中乾的本質。

滅遼之後，得到降宋又降金的常勝軍郭藥師（遼東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國漢人，非中原人）等人情報，金軍冒險南下直撲開封，揭開靖康之變序幕。宇文虛中於南宋初使金被扣押，安排教儲君合剌讀書，就是後來的金熙宗，拜爲師長，幫助金熙宗吸收漢人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可他又被女真權貴敵視，最後滿門遇害，兒子師瑗同死。

由於宇文虛中和兒子師瑗出使，最後死於北方，南宋孝宗從宇文家族中選了一個族子宇文紹節過繼到師瑗名下，延續宇文虛中這一脈，顯得十分重視他們一家，宇文虛中因此成爲在金宋兩邊都非常有知名度的關鍵歷史人物。

由於南宋曾接收過一些從北方來投的漢人，向朝廷報告宇文虛中留在北方直到遇害的經過，很多宋人都相信宇文虛中是內心希望幫助宋朝對付金人，甚至謀劃過行刺金朝皇帝，被人發現其意圖才被害，也就是被南宋當做一個臥薪嚐膽的義士來看待，客觀來說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影視劇中的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出使被扣留，前期在雲中大同府就關了幾年，當時的確非常意志堅定，一心向着宋朝。隨着到達燕京，再到會寧，得到新君金熙宗合剌，他是一個非常仰慕中原文化的人，拜宇文虛中爲師長。宇文虛中格外得到倚重，他便沒有再繼續頑固地對抗，轉爲希望幫助金熙宗完成女真各方面制度，希望通過漢化金朝實現一種新的士大夫理想。

宇文虛中後來的的確確在爲金人做事，也和金熙宗合剌建立一段非常深厚的情誼。關於宇文虛中在金人身邊爲官這一點，同樣扣押在北方的使臣洪皓等就非常鄙視。

宇文虛中之死的確因爲當時金朝局勢複雜，宇文虛中試圖推動女真漢化帶來很大爭議，尤其作爲一個投靠的宋臣地位躥升太快，加上宇文虛中個性比較高傲，對其他女真大臣有些瞧不起，遭到排擠針對，最後因爲和高士談詩文往來授人以柄而遇害，屬於一場不白之冤，但和心懷宋朝並無什麼關係。

當時南宋對宇文虛中情況的瞭解有一些道聽途說的意思，甚至是南歸漢人刻意爲討好朝廷有一些誇大其詞，遼金學者劉浦江專門就宇文虛中的死有過詳細論述，可見《遼金史論》一書。

過繼給宇文師瑗爲子嗣的宇文紹節後來也中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後以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又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再權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堪稱一方大員，地位顯赫。

當時地方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宇文紹節召置帳前，收其部曲，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升端明殿學士、籤書樞密院事。宋寧宗嘉定年間升任樞密使，

宇文紹節的同輩中還有一個宇文紹奕，曾爲朝廷吏部郎，一直在家鄉蜀地爲官，知臨邛、廣漢，最後卒於家。

廣都雙流的宇文氏在兩宋之際出過不少人物，不光宇文邦彥這一個家族，雙流一帶還另有宇文昌齡一家人，屬於北宋晚期出名的人物。宇文昌齡也中進士，史稱：“建南平諸城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

宇文昌齡後出任京西轉運副使，召爲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然後在各地爲官，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宋徽宗登位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也算是很有地位的官員。他與大詩人黃庭堅有過交往，有《與宇文少卿伯修（宇文昌齡）四首》流傳。兒子有宇文常、宇文價、宇文震等，還有兄弟宇文喬齡，也有子侄輩宇文仁等，進入南宋後也小有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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