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所以说，中国的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 ，前后经历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许多古装剧里男主角参加科举，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似乎在贡院里走个过场，就能迎来人生中的金榜题名时一样。殊不知，真实的科举之路远比电视里表现得艰辛得多。

想要参加科举，除了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外，还要经历多次考试。例如：在清朝，读书人需先通童试，成为秀才，才有到省级考试机构参加乡试的资格。同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资格参加科举的，在参加考试之间，每个考生的身份都会经过官府检查。

首先，参加考试的考生必须家世清白，且参加考试的年份不能在服丧期，也不能冒充户籍等等。单单检查还不够，官府还要求考生请担保人。倘若，考生的考试资格出现问题，不但考生本人要因此获罪，连担保人都要受到惩戒。在清朝，即便是参加童试也要遵守上述规则。

例如：乐户（妓女、戏子）、皂隶、士兵家的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因为在那个年代，考取功名的进士，就能获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倘若祖上是“下等人”，则会辱没朝廷声名，所以娼妓、士兵、奴隶的子弟一律不准应试。

除此之外，考生还必须在原籍参加童试、乡试，不得在其他地方冒籍参加考试。毕竟，每个地区的录取名额有限，一旦有人顶替，那么本地的考生就会缺少一个名额。而且，在以仁孝至上的古代，正值服丧期的考生不得参与科举，需在家中为亲属服丧过后才能参加考试。

就算拥有了参加科举的资格，想要赶考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要参加乡试，就得耐得住性子，学会等待。在绝大多数朝代，乡试的周期是三年一次。因此，即便考生已觉得自己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也得耐着性子等到开科的那一年。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赶上皇帝家遇上什么喜事，比如：皇帝登基或大婚，这年就有可能开恩科。所谓“恩科”，就是皇帝降下隆恩，给读书人一次额外的考试机会。例如慈禧太后过六十大寿时，朝廷就开了一次恩科。

参加乡试，一般要到地方的省会级城市。以南京为例，周边的学生如果去考试，就得规划好赶考路线，或走旱路，或走水路。路途比较遥远的考生，起码要在考试一个月前从家里出发，一路上风雨兼程，一刻不歇地赶往南京参加考试。

家里的条件不错的，在旱道上赶路时可以骑马，走水路时可以雇船，一路上一边赏玩风景一边结交朋友，身边还会有一些书童小厮照料饮食，要多自在有多自在。至于那些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赶考之路就比较波折了。

首先他们出行的盘缠是个大问题，就像《儒林外史》表现的那样，每个穷苦人家的读书人在赶考时，都需筹措路费。范进在进京考试之前，就从老丈人那里借了些钱。考生们即便凑够了路费，也不敢铺张浪费，一路上节衣缩食能省则省，能走的路绝不坐车。

到了考试的地方，还不能立即进场考试，还得面临下一项挑战。

根据清代的考试制度，乡试会举办三场，自八月初九那天开始，每一场考三天两夜，总共九天六夜。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比较多（通常一个地区有一两万人），所以在考试之前的点名是一项大工程，考生们往往要在贡院门外等上一个晚上，才能入闱。

嘉庆年间，江南贡院的考生们在外面等了足足一宿，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全部入闱。因为贡院外面人山人海，所以经常有考生在此过程中受伤，或发生踩踏事件等。点完了名，来到贡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号舍”，终于可以进行考试了。不过，在古代可没有空调，所以考生们在考试的过程中，还得面临天气的考验。

参与乡试的学生，要在高六尺、宽三尺、长四尺的号舍中度过三天两夜。每年考生们参加乡试的日子，正是南京“秋老虎”最凶的几天，这几天蚊子、飞虫肆虐贡院，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难以承受的湿热。最让考生无语的，往往是放置在每个号巷尽头的粪桶。这些装满污物的粪桶经热气蒸腾，弥漫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显然，运气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考生在抽签过程中抽到了“粪号”，那他就要倒大霉了。所谓“粪号”，就是粪桶旁边的号舍。据说，早年有一位饱读诗书的考生抽到了“粪号”，被安排在巷尾的号舍里，经过足足九天的洗礼后，这位考生非但没能金榜题名，反而生了一场大病，险些送了命。

就算是运气不错抽到了好位置，在这样的密闭空间中待上几天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有一位曾参与过江南贡院乡试的考生在《明斋小识》里写到：“初八日天气微凉，人悉兼衣。及明午暴热，日如火炙，甚于三伏，又旁置红炉，后叠衣服，遂致两眼昏懵，气不能出。至二场以单衣进。十一夜半，大雨忽来，陡然寒冷，体僵齿战。”

可以说这年参加科举的考生运气都很一般，这位考生考第一场的时候，气温还比较低，所以他穿了一件较厚得衣服进了号舍。谁知道刚刚考了一天，气温便突然升高，将这名武装到牙齿的考生热得头昏眼花。在考第二场时，这名考生连忙换上轻薄的单衣，谁知他刚进了号舍，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突如其来，险些将这名考生冻僵。

对于古人来说，科举就是公务员考试，是决定命运的机遇，因此每个朝代都对科举管理甚严，以防出现抄袭作弊的情况，力求对每个考生都公平。康熙年间，朝廷制定了这样的考场规定：“皆穿拆缝之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不过，自这一规定颁布后，有不少考生钻空子，他们穿戴双层的帽子、带有面的皮衣和带有里子的毡衣，所以到了乾隆朝这一规定被进一步细化，考生所穿着的所有衣服鞋帽必须是单层的。

毕竟科举可以决定考生的命运，所以考生作弊的现象屡见不鲜，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官府规定考生的卷袋禁止装里，砚台禁止过厚，笔管要完全镂空，连给砚台注水的水注都必须要用瓷器。对于考生所携带的干粮，朝廷亦有详细的规定，所有糕饼类的食物，必须切开，防止考生在里面塞纸条作弊。装着考具的考篮，必须要符合“或竹或柳，应照南方式样考蓝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否则一律禁止入场。

别看这些规矩如此严格，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生们所使用的作弊手段远超官差想象。在中国科举博物馆里，就收藏了一些清代考生所使用的作弊工具。博物馆里收藏最多的就是考生使用的“夹带纸”，这些夹带纸被制作得相当轻薄，几十张叠在一起，厚度还赶不上一张普通的宣纸。作弊所用的小纸条仅有四厘米见方，可上面却收录了《论语》中的重要部分。据说，这些比蝇头小楷还小的字体，是考生们使用老鼠胡子制成的特制毛笔书写的。

还有一种小抄在当时相当普及，这种小抄被考生夹带在鞋底里带入考场。发现这种小抄的收藏者曾拥有过一双清朝的“文士靴”，收藏者在为这双靴子进行清理时，意外地将这张夹带在鞋底中的小抄抖出。据说，当时收藏者在文士靴的后跟上发现一个比火柴盒还小的抽屉，抽屉里竟有一本精巧的线装书，约有七十多页。书的内容是《增广四书备旨》，每一张纸都堪称薄如蝉翼。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小抄竟是印刷上去的。

后来，吉尼斯世界纪录更是将此书确认为历史上版面最小、文字最小的石印书。

当然，对于一些颇有背景的考生来说，夹带小抄这种方式太过小儿科，对他们来说买通考官更加方便。虽然，朝廷对主考官进行了一系列规定，但这丝毫不妨碍考官与考生里应外合。

照理说，古代的考卷都是被封装的，誊卷官无法看到考卷上面的姓名，不过他们却能通过其他办法获知考生的身份。誊卷官往往会在考试之前与考生约定好，随意选两个字，在某卷某行中使用，这样这两个字就成了考生与誊卷官之间沟通的暗号。对上暗号后，誊卷官便会帮助考生修改试卷。

当然，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方式，绝非筛选人才的最佳途径。在古代，唐伯虎、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翁同龢、张謇这些名家都曾参加过科举，可他们都没能通过科举之路跻身仕途。由此可见，科举的结果与才华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有些人虽名落孙山，但仍能凭借文才青史留名。

参考资料：

【《中国科举》、《明斋小识》、《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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