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点：有一阵张译在非洲拍戏，极其想吃青菜，便在酒店里阳台里种起了菜。剧组的人调侃“杀青了也吃不上”，但还是来帮忙。在非洲的阳台上，这些苗苗越长越高，能不能变成蔬菜，哪有那么重要。

张译对自己的态度也是这般，当初一个表演的冲动，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了，过程中的收获早已比结果来得更有份量。

作者 | 瀞之编辑 | 白芷

电影《一秒钟》的画风，是没有边际漫漫黄沙下的渺小感，是没有方向灼灼烈日下的晕眩感，是被命运捉弄的狼狈，无奈，挣扎……

电影中的人物苦，演员拍摄也很苦。

为了符合“劳改犯”的角色，身高1米78的张译每天只吃少量水煮菜充饥，把自己硬生生饿瘦到了110斤，对媒体回忆拍摄时说“下车经常看不清”。他还专门剃了个光头，在敦煌每天四五十度的烈日下暴晒。

他明明有好多苦可以诉说，却偏偏选了“虎”：

张译在微博中晒照调侃自己是“烧焦的外星人”

这般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倒是从前的张译就有的。

他是什么时候脱离稚气的，又是如何保持着这般“虎气”？一直平平无奇，戏火人不火的他，为什么近年来愈发地得到大导演的器重？从籍籍无名到名导御用，他都经历了什么？

虎里虎气

在几年前的《金星秀》上，张译用“蔫淘”形容小时候的自己。

他干过的淘气事儿包括但不限于：喂邻居家的兔子吃大葱，兔子撞门而逃；往邻居家的鸡脑袋上撒尿被啄伤；四五岁的时候，在烈日下守着蚂蚁洞，用斧子砍蚂蚁砍了两个多小时，脖子被咬得都是血，却在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当时只是觉得“脖子后面有点疼”。

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译看了话剧《一人头上一方天》和《地质师》。他深受感动，并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剧院的人们经常看见一个长着小眼睛的小伙往这跑。他顺手拿一些剧本就回宿舍如饥似渴地读着，打底翻阅了上千本剧本。

1997年春，19岁的他瞒着单位跑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体检时被判为营养不良。又跑去考中戏，却被老师建议去考导演系。努力良久，接连被拒，年轻气盛的张译在离开时大吼“广院不过如此”，留下“爷到此一游”的痕迹潇洒地离去。

好在他进了文工团。但演了三年，他还是仅有一句台词的群演，为了在台上多出现一秒钟，他将一句话重复说两遍。

他有幸得到康洪雷的赏识，有机会出演《士兵突击》，却在向团里申请批准时遭到了阻拦，被告知“想拍戏可以，除非转业。”

张译心意已决，行，那就转业。

《士兵突击》中的史今班长和当时的张译是相似的。在拍摄史班长离开部队，说想去天安门看看的镜头时，团里正好告诉张译，转业批下来了。十年了，此刻不再是军人。那一场戏，分不清是史班长，还是张译，含着颗奶糖，哭得狼狈不堪。

之后的演艺生涯里，即便年龄增长，技巧变多，张译也没完全摆脱这般虎气。那点的倔变成了对表演的执着和较真，那点憨厚变成了对困难的钝感力，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不会算计，只是单纯地想做好。

吴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再来”，因为在拍《金刚川》的时候，张译对张飞这个角色的表现总觉得不尽如人意，每条戏都想着再来几条，力争完美。电影中在战机猛烈的炮火之下，排长张飞直接碳化，像一尊烈士雕像，屹立不倒。张译化妆四个半小时，就是想演好这具“尸体”。

《一秒钟》中有一个片段，张译饰演的张九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看到自己的女儿，久久没有回过头，再回头时已是泪流满面。张译提前一天晚上开始酝酿情绪，但一直到戏里，内心的悲痛也不能完全释放。

拍了几条后，张艺谋点点头，说张译不简单。

而张译的演技，并非速成。

沉淀

小时候，张译的父亲为了锻炼他，要求他每日练习羽毛球，在哈尔滨户外冬天的路上行进式打球，中途还不许掉。一直到十三岁，张译把羽毛球拍折断抗议才作罢。父亲还让他练滑冰，摔一下踢一脚，张译后来在《金星秀》上感慨，就是挨过那么多揍，拍滑冰的戏才能说上就上。

张译的父亲是音乐老师，让他学口琴，学唱二胡，学吉他，学木风琴，学钢琴，都未能如愿。妈妈也会为了他假装感兴趣的一本英语参考书，跑遍书店去找，找不到又拉下脸去向别人借来，利用每天的下班时间，摘抄完了将近三百页的英文书。

而那时的张译，只青睐播音。

有多热爱呢，他每天守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练气息和吐字，立志要成为国家级播音员。学校里的师生们都说“这人将来是要进广电的”。

可是他落榜了。从前对播音有多热爱，当时就有多厌烦。

待业在家，父亲劝他去考哈尔滨话剧团。而小时候张译对表演有心魔，父亲让他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他从前一天就开始紧张，睡觉都睡不踏实。在团里演话剧候场时，他也常常胸闷，喘不过气，没有一点儿享受，演出的时候，观众有的窃窃地笑，有的聊天嗑瓜子，别说赢得掌声了，连吸引都是个难事儿。

团里都说，张译你演戏都是个死。

拍摄完康洪雷导演的《民工》后，张译已经28岁，张译还没在演艺圈混出成绩，胡玫导演曾说：“一个男演员，到28岁再不出来，这辈子就到头了。”

他比谁都着急，所以郑重其事、洋洋洒洒地给康导写了三千多字的自荐信，想要出演《士兵突击》里铮铮铁骨又热血的史今。

《士兵突击》终于让他小火了一把，是一个突破点，但也是一个新起点。社交平台上他很少袒露自我去“娱乐大众”，但是他也有和观众粉丝沟通的方式，他的表达，都藏在戏里。

去年张译出演的《我和我的祖国》，与任素汐搭档演绎了一场虐恋，被感动的网友称“在他的双眼中看尽了挣扎的人生”。

眼神中的细腻和复杂，是因为对于爱情这件事上，他也曾历经悲伤。

1997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里，班里“三丑”之一的张译，迷上了温柔漂亮的表演课代表。一出《雷雨》剧，张译展现了自己对演戏的专注，排戏时的幽默绅士也让课代表注意到了他。

即使部队里明令禁止恋爱，他们之间的甜蜜也丝毫不减。课代表没时间吃早饭，张译就会拿出“吃不完”的馒头。

“你不像演员，倒像是大队会计。”张译被女友的母亲毫不客气地嫌弃了，模样丑，家世普通，谈吐不够大气，张译的恋情被硬生生叫停。

2004年，张译在拍摄《士兵突击》时，初恋不幸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一躺便是十年。

那十年张译坚持着表演梦，也坚持着不时去探望初恋，事业和感情的希望都是渺渺。

后来，一场暴雨中，主持人钱琳琳借给张译的一把伞，竟撑起了他们之后十四年婚姻中的风风雨雨。经济窘困的时候，张译只能请她吃清汤寡水的拉面，钱琳琳吃得津津有味；租来的一居室，便是他们的婚房。

2014年，初恋去世，妻子替远在法国拍戏的张译出席了女孩的葬礼，是遗憾，也是成全。

清醒

经历得越多，张译就越沉静了。写散文，写书，写点博客，他似是被自己的喜好指引，走向一条文青的道路。

正因为对自己的期待，当陈可辛拿着《亲爱的》剧本中的大款角色“韩得忠”找上他的时候，他下意识是抵触的，愠怒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沮丧，仿佛自己做的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偏离了轨道。

对此，他带着些许自嘲意味地笑着回答易立竞：“我是和自己抵触，我是有一点沮丧的，为啥我这两年一直努力地学习文艺，竟然找我演一个暴发户。”

张译当时对角色的抵触，源于他对暴发户的偏见，他曾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坦诚地解释：“在那个时期确实我对这类角色是有偏见的，他是有符号性质在我脑海当中，我个人觉得大款就应该是暴发户类似这样的。”

他问陈可辛，“您不觉得这个角色找我找错了吗？您哪里觉得我像一个暴发户？”

陈可辛给他的回答是：“我就是要找一个一点都不像暴发户的人，来演一个不一样的暴发户。”

随着阅历的增加，张译逐渐意识到，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该用一个带着偏见的标签去定义某类人。

带着对角色的探索，对于工作的较真，张译出演的韩德忠，也并不局限于一个暴发户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在失去孩子面前，没有大款的尊严与威风，更多的是一个父亲纯粹的不甘，无奈和深深的绝望，也正是这滴泪，让他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他对演技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人物专访里他说：“我如何能感动到我自己，感动观众，感动对手，它确实是需要一定技术的，但是我个人是喜欢把那种角色画在身上，我即是他，他即是我的这么一种概念。”

不论是表演还是人生，张译都没有迷迷糊糊地被他人的看法左右，被娱乐圈这个名利场困住。和许多有距离感的演员不同，张译时常活跃在微博，在知乎和网友问答，还成了知乎的正式员工。

他会就他自己喜欢的问题“不请自来”地回答：

而当有人问起拍摄的一些细节，他也十分乐于分享，给网友耐心揭秘男演员其实拍戏也涂口红；有人问水下的戏演员如何睁开眼，他说“愣睁”；有网友好奇戏中演员的呕吐是否真实，他也能将呕吐物分成水，白酒，和八百粥三类，一本正经地解释。

而除了拍摄本身的问题，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比如空气质量，他还和知乎网友深入又仔细地聊了聊雾霾，说自己是如何测的空气指标，以及根据自己的观察经验，建议雾霾天时开车或者乘车的人应将车内通风换成内循环。

有一阵张译在非洲拍戏，极其想吃青菜，便在酒店里阳台里种起了菜，比肥料更难找的，是容器，纸箱，塑料箱，洗菜盆，都容易烂，无奈之下，瘸着腿的张译去酒店后院的垃圾堆里，在一堆泡沫纸箱中挑着他的“战利品”。

可是种植哪是那么容易的，挖坑、把种子放进去、盖上土、浇水、出苗、除草、犁地、间苗、保证光照和水分，件件都是亲力亲为。剧组的人员都调侃“杀青了也吃不上”，可是调侃归调侃，大家也都热心地帮忙搬材料，挖土，献计策。

在非洲的阳台上，这些苗苗越长越高，能不能变成蔬菜，哪有那么重要。张译感受到的不仅是想吃到菜的期待，后来更是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

或许他对自己的态度也是这般，当初也是一个表演的冲动，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了，过程中的收获，早已比结果来得更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