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觀點：有一陣張譯在非洲拍戲，極其想喫青菜，便在酒店裏陽臺裏種起了菜。劇組的人調侃“殺青了也喫不上”，但還是來幫忙。在非洲的陽臺上，這些苗苗越長越高，能不能變成蔬菜，哪有那麼重要。

張譯對自己的態度也是這般，當初一個表演的衝動，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了，過程中的收穫早已比結果來得更有份量。

作者 | 瀞之編輯 | 白芷

電影《一秒鐘》的畫風，是沒有邊際漫漫黃沙下的渺小感，是沒有方向灼灼烈日下的暈眩感，是被命運捉弄的狼狽，無奈，掙扎……

電影中的人物苦，演員拍攝也很苦。

爲了符合“勞改犯”的角色，身高1米78的張譯每天只喫少量水煮菜充飢，把自己硬生生餓瘦到了110斤，對媒體回憶拍攝時說“下車經常看不清”。他還專門剃了個光頭，在敦煌每天四五十度的烈日下暴曬。

他明明有好多苦可以訴說，卻偏偏選了“虎”：

張譯在微博中曬照調侃自己是“燒焦的外星人”

這般不同尋常的行事風格，倒是從前的張譯就有的。

他是什麼時候脫離稚氣的，又是如何保持着這般“虎氣”？一直平平無奇，戲火人不火的他，爲什麼近年來愈發地得到大導演的器重？從籍籍無名到名導御用，他都經歷了什麼？

虎裏虎氣

在幾年前的《金星秀》上，張譯用“蔫淘”形容小時候的自己。

他幹過的淘氣事兒包括但不限於：喂鄰居家的兔子喫大蔥，兔子撞門而逃；往鄰居家的雞腦袋上撒尿被啄傷；四五歲的時候，在烈日下守着螞蟻洞，用斧子砍螞蟻砍了兩個多小時，脖子被咬得都是血，卻在回到家之後才發現，當時只是覺得“脖子後面有點疼”。

長大後，一次偶然的機會，張譯看了話劇《一人頭上一方天》和《地質師》。他深受感動，並對錶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劇院的人們經常看見一個長着小眼睛的小夥往這跑。他順手拿一些劇本就回宿舍如飢似渴地讀着，打底翻閱了上千本劇本。

1997年春，19歲的他瞞着單位跑到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體檢時被判爲營養不良。又跑去考中戲，卻被老師建議去考導演系。努力良久，接連被拒，年輕氣盛的張譯在離開時大吼“廣院不過如此”，留下“爺到此一遊”的痕跡瀟灑地離去。

好在他進了文工團。但演了三年，他還是僅有一句臺詞的羣演，爲了在臺上多出現一秒鐘，他將一句話重複說兩遍。

他有幸得到康洪雷的賞識，有機會出演《士兵突擊》，卻在向團裏申請批准時遭到了阻攔，被告知“想拍戲可以，除非轉業。”

張譯心意已決，行，那就轉業。

《士兵突擊》中的史今班長和當時的張譯是相似的。在拍攝史班長離開部隊，說想去天安門看看的鏡頭時，團里正好告訴張譯，轉業批下來了。十年了，此刻不再是軍人。那一場戲，分不清是史班長，還是張譯，含着顆奶糖，哭得狼狽不堪。

之後的演藝生涯裏，即便年齡增長，技巧變多，張譯也沒完全擺脫這般虎氣。那點的倔變成了對錶演的執着和較真，那點憨厚變成了對困難的鈍感力，做什麼不做什麼，他不會算計，只是單純地想做好。

吳京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張再來”，因爲在拍《金剛川》的時候，張譯對張飛這個角色的表現總覺得不盡如人意，每條戲都想着再來幾條，力爭完美。電影中在戰機猛烈的炮火之下，排長張飛直接碳化，像一尊烈士雕像，屹立不倒。張譯化妝四個半小時，就是想演好這具“屍體”。

《一秒鐘》中有一個片段，張譯飾演的張九生歷盡千辛萬苦，終於看到自己的女兒，久久沒有回過頭，再回頭時已是淚流滿面。張譯提前一天晚上開始醞釀情緒，但一直到戲裏，內心的悲痛也不能完全釋放。

拍了幾條後，張藝謀點點頭，說張譯不簡單。

而張譯的演技，並非速成。

沉澱

小時候，張譯的父親爲了鍛鍊他，要求他每日練習羽毛球，在哈爾濱戶外冬天的路上行進式打球，中途還不許掉。一直到十三歲，張譯把羽毛球拍折斷抗議才作罷。父親還讓他練滑冰，摔一下踢一腳，張譯後來在《金星秀》上感慨，就是捱過那麼多揍，拍滑冰的戲才能說上就上。

張譯的父親是音樂老師，讓他學口琴，學唱二胡，學吉他，學木風琴，學鋼琴，都未能如願。媽媽也會爲了他假裝感興趣的一本英語參考書，跑遍書店去找，找不到又拉下臉去向別人借來，利用每天的下班時間，摘抄完了將近三百頁的英文書。

而那時的張譯，只青睞播音。

有多熱愛呢，他每天守在收音機前聽廣播，練氣息和吐字，立志要成爲國家級播音員。學校裏的師生們都說“這人將來是要進廣電的”。

可是他落榜了。從前對播音有多熱愛，當時就有多厭煩。

待業在家，父親勸他去考哈爾濱話劇團。而小時候張譯對錶演有心魔，父親讓他在親戚面前表演節目，他從前一天就開始緊張，睡覺都睡不踏實。在團裏演話劇候場時，他也常常胸悶，喘不過氣，沒有一點兒享受，演出的時候，觀衆有的竊竊地笑，有的聊天嗑瓜子，別說贏得掌聲了，連吸引都是個難事兒。

團裏都說，張譯你演戲都是個死。

拍攝完康洪雷導演的《民工》後，張譯已經28歲，張譯還沒在演藝圈混出成績，胡玫導演曾說：“一個男演員，到28歲再不出來，這輩子就到頭了。”

他比誰都着急，所以鄭重其事、洋洋灑灑地給康導寫了三千多字的自薦信，想要出演《士兵突擊》裏錚錚鐵骨又熱血的史今。

《士兵突擊》終於讓他小火了一把，是一個突破點，但也是一個新起點。社交平臺上他很少袒露自我去“娛樂大衆”，但是他也有和觀衆粉絲溝通的方式，他的表達，都藏在戲裏。

去年張譯出演的《我和我的祖國》，與任素汐搭檔演繹了一場虐戀，被感動的網友稱“在他的雙眼中看盡了掙扎的人生”。

眼神中的細膩和複雜，是因爲對於愛情這件事上，他也曾歷經悲傷。

1997年，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話劇團裏，班裏“三醜”之一的張譯，迷上了溫柔漂亮的表演課代表。一出《雷雨》劇，張譯展現了自己對演戲的專注，排戲時的幽默紳士也讓課代表注意到了他。

即使部隊裏明令禁止戀愛，他們之間的甜蜜也絲毫不減。課代表沒時間喫早飯，張譯就會拿出“喫不完”的饅頭。

“你不像演員，倒像是大隊會計。”張譯被女友的母親毫不客氣地嫌棄了，模樣醜，家世普通，談吐不夠大氣，張譯的戀情被硬生生叫停。

2004年，張譯在拍攝《士兵突擊》時，初戀不幸出了車禍，成了植物人，一躺便是十年。

那十年張譯堅持着表演夢，也堅持着不時去探望初戀，事業和感情的希望都是渺渺。

後來，一場暴雨中，主持人錢琳琳借給張譯的一把傘，竟撐起了他們之後十四年婚姻中的風風雨雨。經濟窘困的時候，張譯只能請她喫清湯寡水的拉麪，錢琳琳喫得津津有味；租來的一居室，便是他們的婚房。

2014年，初戀去世，妻子替遠在法國拍戲的張譯出席了女孩的葬禮，是遺憾，也是成全。

清醒

經歷得越多，張譯就越沉靜了。寫散文，寫書，寫點博客，他似是被自己的喜好指引，走向一條文青的道路。

正因爲對自己的期待，當陳可辛拿着《親愛的》劇本中的大款角色“韓得忠”找上他的時候，他下意識是牴觸的，慍怒的，而隨之而來的便是沮喪，彷彿自己做的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還偏離了軌道。

對此，他帶着些許自嘲意味地笑着回答易立競：“我是和自己牴觸，我是有一點沮喪的，爲啥我這兩年一直努力地學習文藝，竟然找我演一個暴發戶。”

張譯當時對角色的牴觸，源於他對暴發戶的偏見，他曾對《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坦誠地解釋：“在那個時期確實我對這類角色是有偏見的，他是有符號性質在我腦海當中，我個人覺得大款就應該是暴發戶類似這樣的。”

他問陳可辛，“您不覺得這個角色找我找錯了嗎？您哪裏覺得我像一個暴發戶？”

陳可辛給他的回答是：“我就是要找一個一點都不像暴發戶的人，來演一個不一樣的暴發戶。”

隨着閱歷的增加，張譯逐漸意識到，人的複雜性和多面性，並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該用一個帶着偏見的標籤去定義某類人。

帶着對角色的探索，對於工作的較真，張譯出演的韓德忠，也並不侷限於一個暴發戶給人們的刻板印象。在失去孩子面前，沒有大款的尊嚴與威風，更多的是一個父親純粹的不甘，無奈和深深的絕望，也正是這滴淚，讓他獲得了金雞獎最佳男配角。

他對演技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南方人物週刊》的人物專訪裏他說：“我如何能感動到我自己，感動觀衆，感動對手，它確實是需要一定技術的，但是我個人是喜歡把那種角色畫在身上，我即是他，他即是我的這麼一種概念。”

不論是表演還是人生，張譯都沒有迷迷糊糊地被他人的看法左右，被娛樂圈這個名利場困住。和許多有距離感的演員不同，張譯時常活躍在微博，在知乎和網友問答，還成了知乎的正式員工。

他會就他自己喜歡的問題“不請自來”地回答：

而當有人問起拍攝的一些細節，他也十分樂於分享，給網友耐心揭祕男演員其實拍戲也塗口紅；有人問水下的戲演員如何睜開眼，他說“愣睜”；有網友好奇戲中演員的嘔吐是否真實，他也能將嘔吐物分成水，白酒，和八百粥三類，一本正經地解釋。

而除了拍攝本身的問題，在一些社會問題上比如空氣質量，他還和知乎網友深入又仔細地聊了聊霧霾，說自己是如何測的空氣指標，以及根據自己的觀察經驗，建議霧霾天時開車或者乘車的人應將車內通風換成內循環。

有一陣張譯在非洲拍戲，極其想喫青菜，便在酒店裏陽臺裏種起了菜，比肥料更難找的，是容器，紙箱，塑料箱，洗菜盆，都容易爛，無奈之下，瘸着腿的張譯去酒店後院的垃圾堆裏，在一堆泡沫紙箱中挑着他的“戰利品”。

可是種植哪是那麼容易的，挖坑、把種子放進去、蓋上土、澆水、出苗、除草、犁地、間苗、保證光照和水分，件件都是親力親爲。劇組的人員都調侃“殺青了也喫不上”，可是調侃歸調侃，大家也都熱心地幫忙搬材料，挖土，獻計策。

在非洲的陽臺上，這些苗苗越長越高，能不能變成蔬菜，哪有那麼重要。張譯感受到的不僅是想喫到菜的期待，後來更是對自然的好奇，對生命的敬畏。

或許他對自己的態度也是這般，當初也是一個表演的衝動，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了，過程中的收穫，早已比結果來得更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