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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的现存艾滋病感染者超过100万人。过去六年新报告的感染者中，95%以上通过性传播感染。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混杂恐惧、懊悔和耻感的战争。

2020年，一种艾滋药物专利的提前到期，可能会使防控中最危险的缺口得到弥补。如果说戴安全套是在两个人中间修一道隔离病毒的墙，那么让健康的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就是提前在人体内架起盾牌。

文｜朱凯麟

编辑｜姚璐

图片｜cfp

这个圆画不下去了

歌乐山在重庆人的印象中是个有些可怕的所在，山上有墓地、精神病院和西南地区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重庆市现在的4.8万余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一大部分必须每月前往山顶的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领取医保目录里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如果不按时服药，他们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难以稳定。

范子同没有感染艾滋。但从2019年1月开始，他每三个月就要登上歌乐山一次。拐进中心的博爱楼，抽10管血，填6页纸的问卷，测量骨密度，并把3个药瓶里剩余的药丸悉数归还。

两年前的冬天，26岁的范子同开始了他像走在云端里的新恋爱。对方比他小三岁，很帅、很高，完全是我的类型，爱好也蛮像的。他们约在渝中区的老街道公园见面，看江景的时候，第一次在水汽蒙蒙的雾都接吻。形容起这个人，范子同在一段话里提到了三次爱，他很爱我吧。会了解我的喜怒哀乐呀，想要我过得开心呀，抱着我说乖乖。反正就是很宠爱我。就是这种爱吧。

在一起不久，这个和他一起玩《决战！平安京》、推荐《告白》和克鲁苏神话给他读的恋人突发高烧，暴瘦十几斤。范子同在公司的楼梯间里接到电话，那头是他确诊艾滋病的消息。两个人都哭了。后来他在歌乐山上见到很多身形类似的人，博爱楼大厅领药窗口旁边的垃圾桶，里面堆满HIV免费药的空药盒。

他检测出来之前，我们只有过两次边缘性行为，所以我没有感染，但还是很危险，因为窗口期的病毒载量很高。医生还有点惊讶地问我：『他已经阳性了，你和他还在一起？』

那之后不久，范子同开始参与一项研究，他的性生活、服药、感染的情况，成为一份核心数据样本。

一起参加这项研究的，重庆有约100人，深圳约100人，北京、沈阳各有约400人，经费来自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组，牵头人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的尚红院士，联合另三家医院共同进行。通过这次研究，医生们想求证，一种原本用于治疗的艾滋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如果用来给健康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服用，能多大程度降低他们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2017年末，研究通过审批，开始招募受试者：18-65岁、未感染HIV的男男性行为者，且在过去6个月内有过高危性行为。

研究分两个小组：每日服药组、事件驱动型服药组。范子同是第二种。每次和男友做爱前的2-24小时，他要服用2粒，事后连续两天，再各服1粒。一年后，他仍然检测为阴性。

中国的一些疾控官员、艾滋病研究者、医生相信，药瓶里这些蓝色的小药丸，有可能让持平数年的艾滋新发感染数字进一步下降。

没有一个神奇的办法，能一下解决艾滋病传播所有的问题，一项措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的某一项。11月20日，接到《人物》记者电话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正在新疆喀什忙于对抗新发疫情，但他立刻答应了这个采访，他说，暴露前预防用药（Pre-exposure Prophylaxis，简称PrEP），为那些经常有危险性行为、不能采取其他措施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保护措施。

被视作关键的蓝色药丸，通用名称叫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由200mg恩曲他滨和300mg替诺福韦制成。2004年，如今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药物制造商吉利德合成了这种口服片剂，命名为舒发泰。自从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全球的艾滋感染者每天都要定时服用数不清的药丸。合成药舒发泰的诞生，简化了患者用药的步骤，很快占据市场主流。

2012年，基于大量验证了有效性的研究，美国FDA批准将这种原本用于治疗的药物作为预防手段，提供给重点人群——工作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切断病毒的复制。如果提前服药，初始被感染的细胞无法扩散，就会死掉，病毒也就没有了。

如果说戴安全套是在两个人中间修一道隔离病毒的墙，那么让健康的人服用抗病毒药物，就是提前在人体内架起盾牌。

随着扩大检测，过去十余年，中国报告的艾滋感染者人数扩大了十倍以上。根据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受HIV影响的重点人群中——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能坚持在一个月内每次性行为都用安全套的，不足50%。

在这种情况下，把新发感染继续往下降的难度是很大的。这意味着在现有的艾滋病防控力度、重点人群干预力度下，有一些人，我们的防治项目就是碰不到TA们。郭巍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策略信息顾问，他说：就好比我们画一个圆。画到还剩下25%的时候，我们这个圆，画不下去了。

实验人员使用HIV抗体的快速试剂进行检测

在性传播的阴影下

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好地控制了艾滋病的血液传播，但又面临性传播的威胁。吴尊友告诉《人物》，2007年的时候，性传播首次超过了『吸毒』。去年2019年，经性传播新发感染的阳性占到97%以上。

年轻人关于性的观念早已从保守转向开放，但与之相对的，是对保护措施的无知与疏忽。

王浩和顾萧初次见面是在周二。顾萧从武汉的东边跑到西边，地铁坐了2个小时。晚上宿舍回不去了，他们在校外过夜。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戴套的事。我跟初恋在一起三年，我们都没有戴过套……那个时候我的意识很差，我觉得艾滋离自己很遥远。王浩说。

四天以后，王浩第二次见到了顾萧。上午9点，他在武汉光谷的一家教育机构上口语课，课上收到顾萧的消息：我前任艾滋确诊住院了，我也可能被感染。给你买了阻断药，现在送来给你。

顾萧是被前任恶意传染的。周五晚上，他接到医院里前任的电话，可能是良心发现吧，立刻跑去医院做检查：抗体阳性。他知道，王浩糟了。发生高危行为后的药物紧急阻断，必须在72小时内服药，才能避免感染。抱着一线希望，他从一个卖阻断药的朋友那里买了一份药物组合：齐多夫定、拉米夫定、依非韦伦——这几种药的副作用较大，但作为医保内的免费药物，仍然被国内大部分感染者服用。

28天的疗程，让王浩短暂体验了作为一名感染者的生活：第一周晕眩、呕吐、食欲不振；第二周不吐了，开始起药疹，但还是很难正常走路；后两周他逐渐适应，但精神很差。

最终，王浩没有被感染。

当《人物》记者把这个故事告诉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黄晓婕，她说，王浩只是运气好，一开始就没有感染。过了72小时，药物阻断的可能性为零。事实上，只要超过24小时，病毒有可能已经钻到了免疫细胞里。这个时间长短因人而异，72小时只是一个最长的期限，我们很多年轻的医生都搞不清楚。

当涉及人类最私密的行为——有时候也涉及爱情，艾滋病传播的控制因此而变得复杂无比。阿杰感染艾滋的时候24岁。一次失恋让他想要寻求安慰，却因为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最终感染。事实上，阿杰曾在武汉同志中心担任志愿者，我太了解（艾滋）这个事情了。

这就是知行分离，知道有这么一个事，但行为上做不到。黄晓婕记得，2007年遇到过一个小伙子，性伴处在艾滋病感染的急性期（初次感染HIV 2-4周）。他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极度信任他的男友。我们跟小伙子说，那你们这段时间尽量一定要戴套……那个小伙子就说，我不想戴套，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不理解，我们之间的爱情就不需要戴套。

黄晓婕2003年开始在佑安医院工作，专攻艾滋病，比起她的另一个选择（肝病），艾滋这个病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她的声音清楚有力，语速也快，在你产生任何可能的困惑之前，黄晓婕噼里啪啦地就能把所有知识点和背景信息解释妥当，并且阐述的观点往往比其他人更乐观。

如果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对艾滋病毒防范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我认为，别的大夫不一定那么认为。你说口交可以传染HIV吗？原则上精液里面有病毒，口交有可能。但现在工作近20年还没有遇到一例感染者是因为单纯口交而感染。

但她也清楚，这样的期待会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落空。不戴套的理由有无数种，有的人心存侥幸，有的人认为套是爱情的阻碍，有的人在性生活中对戴套没有100%的自主权，有的人对乳胶过敏，有的人戴上套就不能勃起，但又有生理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仅仅干预人们的行为，难以彻底控制住艾滋病毒的流行。

社区医疗志愿者在给辖区居民讲解防艾知识

新的方向指向了药物

2018年7月，张大鹏辞去在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中心的工作，到男同性恋社交应用Blued的母公司蓝城兄弟担任大健康副总裁，他想用市场手段来推动解决艾滋这个他着手多年的公共卫生问题。

一个叫荷尔健康的新业务第二年春天上线。用户打开Blued里的入口，就能买到PEP和PrEP药物。PEP（暴露后预防）俗称后悔药，和PrEP（暴露前预防）一样，都是针对艾滋病毒感染的药物预防措施，唯一的区别是服用的时间点：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前后。

相比PrEP只需要服用一款药物，PEP在高危性行为后需要服用3款药物，和用来治疗艾滋的鸡尾酒疗法基本一致，费用当然也更贵。荷尔健康提供的防艾小蓝盒有最低2259元（国产+进口）、最高3959元（新进口）的3种阻断药方案选择，盒子里还配有检测试剂。该业务配送覆盖了33个城市，有31个城市最快能在12小时内送到。

大部分人如今已经知道戴套能防止艾滋感染，但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每一次都戴。美国疾控中心的一项分析称，偶尔使用安全套的人和从来不戴套的人，统计学上感染艾滋的几率差距并不大。在性传播的阴影下，以药物控制为主的生物医学干预方式，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最开始，张大鹏找到具有资质的连锁药房合作，很快他发现，进口药利润微薄，很多药房不愿意做这个生意，因此需要支付服务费。开始合作后，大多数药房无法提供24小时服务，也提供不了细致的在线咨询。

我们把用户转介到药店之前，已经回答了他很多问题。但到药师那边，用户还想问更多。他会把自己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讲得很细，对方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们有合作药房的一个执业药师——一个年轻姑娘，她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提了辞职。后来我们就把和多数药房的合作窗口停掉了。

好在用户的反馈全部是积极的，这也是支撑我们做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TA们会跟你说很多谢谢，告诉你，你拯救了TA。

需求是惊人的。迄今为止，荷尔健康收到的关于暴露前后预防的用户咨询量，超过了10万人。其中更多人咨询的是被称为后悔药的PEP。

张大鹏做过几个月时间客服。有天晚上11点，他接到一个年轻男孩的电话。对方紧张、隐讳地问了很多问题，最后知道，他是要给妈妈买阻断药。男孩是感染者，妈妈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脸、妈妈的手都流了血。这通电话讲了近一个小时。当晚，男孩带着妈妈去当地一家大医院挂急诊买到了阻断药。

吴尊友也承认，暴露后预防用药的需求和呼声很高，但难以广泛应用，预防用药严格来说在法律上是打擦边球，不符合用药规范。药品的适应症没将预防写进去之前，不是所有医生都愿意给非感染者开处方，尤其是暴露前预防处方。以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为例，说明书上的用药指导写的是适用于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用，治疗成人和12岁（含）以上儿童的HIV-1感染。

不出事没关系，万一服药后TA因为副作用出现病理性骨折了，或者肾功能损伤了。尽管这种概率非常低，但医生这个职业通常比较谨慎。黄晓婕说。在各类网友自发撰写的《在哪可以买到紧急阻断药》的帖子里，通常只列着全国的15家医院，北京佑安医院是其中一家。

没有注册的药品可用，医生就没有处方权。这种药按规定是用来艾滋治疗，不是用来预防的。但我们有一些医生，勇于担责任，主动给病人开。吴尊友说。

张大鹏为荷尔健康找到10个愿意线上开处方的医生。他们认可暴露后阻断这个事情，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张大鹏措辞谨慎，风险，是他接受采访时提及率最多的一个词。

暴露后预防药物只在极少数医院提供，还有一个原因是药占比。在2019年1月中国取消药占比考核之前，医院必须严格控制自费药的占比。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降低用药贵的问题。阻断药的药价昂贵，如果医院放开这个口子，就会触及监管红线。因此每个医院都会严格控制医保外的药物，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大型医院才给开阻断药。而即便药物进了医保目录，医院也不一定会采购。

一种药物的适应症在政策上获批、改说明书，需要大量的研究数据来证明其有效性。从实验设计的角度，暴露后预防的研究开展起来极难。受试者领完药觉得没事，可能就不回来检测了，导致后续数据无法获得。

相比之下，暴露前预防（PrEP）更容易计划性用药，涉及的药品只有一粒，研究也更容易定量开展，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者们寄希望于此。尚红院士2017年牵头的项目，在北京的400多人现场就是由黄晓婕负责研究设计和管理。看到初步的分析结果我们很兴奋。预防性药物对新发感染率的控制是成功的，而且安全性还是比较让我们满意的。

让健康的人每天吃药

让健康的人每天吃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想出来这个办法，也花了很长时间。

三十多年来，人类在治愈艾滋病的课题上难攻不下。从1987年第一种艾滋治疗药物齐多夫定上市，到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鸡尾酒疗法，全球的艾滋感染者如今每天都要定时服用数不清的药丸。之后药企不断推出新药，也都是让药物副作用更小、服用更便捷。用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教授的话说：艾滋病的药物研发相当于爬珠穆拉玛峰已经快到峰顶了，剩下的100多米是最难的。

数字正在攀升：2019年有170万人新感染了艾滋病毒，使全球总数达到3800万；中国境内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病人，已经超过百万。对那些追求攻克艾滋病的科学家来说，把精力从最关键的任务上转移，多少是一种无奈。十年前，决定放下面子问题的科学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那些用来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不是也可能对普通人有效？

这个颠覆性的想法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2010年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了，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也就是吉利德生产的舒发泰，能有效预防艾滋感染。

但格兰特错估了舒发泰专利到期的时间。之所以选舒发泰做实验，除了剂量和毒性的考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的格兰特相信，药物专利很快就会到期，毕竟其中的关键成分——替诺福韦早在1985年就被发现了。

一等就是十年。2012年，美国FDA批准了将舒发泰作为暴露前预防用药，价格高昂。一个月剂量的一瓶药需要2000美元，远超普通人能承受的水平，尽管有免费的药物资助项目，但能覆盖的人数有限。在中国市场，舒发泰的价格是1980元一瓶，也很贵。

作为美国两款PrEP药物的生产商，吉利德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质问为什么不推销自己家产品的药企。从始至终，吉利德都没有为舒发泰的预防用途打过广告。吉利德很清楚，比起治疗用药，预防用药还是一个小众的市场，他们更愿意花精力开发治疗新药。公司负责医疗事务的副总裁吉姆 · 鲁尼（Jim Rooney）曾表示，吉利德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PrEP相关的教育项目，但大多数项目主要由第三方团体负责，公司不认为 PrEP 是一个商业机会。

但在公共卫生领域，PrEP在降低感染率方面大获成功。英国最近宣称，本国男男性行为群体的艾滋新发感染率四年内下降了71%，公共卫生部门将其归功于PrEP的试行，并计划从2020年4月开始利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进行全面推广。去年，吉利德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宣布，为20万医保未覆盖人群免费提供两种暴露前预防药物，并且，舒发泰的专利将提前一年，在2020年到期。

中国的制药厂动作迅速。6月5日，国产的第一款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仿制药（仅用于感染者治疗）获批上市，标价1298元，由正大天晴生产。安徽贝克、海思科制药、齐鲁制药三家公司也递交了一模一样的仿制药上市申请。

在这一背景下，2019年12月，吉利德在中国递交舒发泰PrEP适应症的上市注册申请；2020年2月，申请被纳入国家药品监管局的优先审评名单；8月，正式获批。

如果要说今天中国的研究者和当年的罗伯特·格兰特博士有什么不同，就是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PrEP不会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抢购。

我没有太关注它获批。我们在全国推的时候，感觉大家对这个问题不是很看好。吴尊友说。在现有的疾控系统、医院和社区的机制运作之下，有多少人知道且愿意自费购买正价的暴露前预防药物？2018年，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曾做过7个省市为期半年的统计，只有54个人。

糟糕的群体知晓度、负担不起的药价、对行使处方权小心翼翼的医生，这些问题在美国PrEP上市之初早已上演过一遍。

我觉得需要每天服药的PrEP很难成为主要的预防方法。吴尊友已经在期待长效注射剂的引进。11月18日，葛兰素史克旗下药企推出的注射剂获得美国FDA的突破性药物资格，用于艾滋暴露前预防，一年只需要注射6次。这相当于疫苗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由于PrEP在国际上被证明有效，HIV研究领域的经费不断向临床试验倾斜。研究方向越来越狭窄，现状倒逼想在这个领域坚持下去的人，必须不断向着临床研究靠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学者、免疫学博士王宇歌告诉《人物》，这意味着给到艾滋疫苗研发的钱就少了。

在没有更多本土研究数据发表之前，李太生对PrEP药物在国内推广存在一些疑虑。你如果把它推出来，副作用不好怎么办？会不会产生耐药性？如果宣传过了，很多人开始不戴套，削弱了临床层面的防治，怎么办？

夹杂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和审慎的怀疑，PrEP正式获批，成为艾滋防控剩下的四分之一圈里一支新的武器。10月，第一版《中国HIV暴露前预防用药专家共识》在《中国艾滋病性病》上刊发，作为未来医生们开药的依据和指南。15位署名作者中，包括李太生、黄晓婕、吴昊、尚红等专家。

如果能够顺利开展（PrEP），无论是从个体预防，还是从公共卫生的层面，都是有意义的。黄晓婕说，对医生来说，现在开处方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但也可能会有随访监测管理上的问题。处方开出去容易，还需要做好教育，以免因为不按时吃药导致耐药株的传播，以及需要定期随访监测药物的副作用。

最积极的一群人

过去三年，孔令坤保持按需服用暴露前药物（PrEP)的习惯。

很多防艾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自己就是感染者，孔令坤是例外。2015年我们就开始进医院（协助工作）了，会接触到大量的阳性感染者。他们有的会跟你表达感情。我就想，如果发生什么的话，除了使用安全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保护自己。

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个疾控的老师就说，小孔啊，你可得保护好自己。我得是一个榜样，不能防艾防着防没了。阅读了很多文献研究之后，孔令坤决定开始服药。说明书没更新前，他只能托人从国外买药，找过泰国的代购、美国的代购。

26岁的水泥今年养成了PrEP用药的习惯。几年前，水泥参加了广州高校彩虹小组，他曾在一场有20多个参与者的活动上，给大家介绍暴露前后预防的知识。我作为被插入方，暴露的风险更高。

符合PrEP用药需求的人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在一份用中文编写的吉利德PrEP专题会幻灯片里，多个细分人群中，唯一有具体预估人数的就是男男性行为人群：225万人。数字来自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家张磊博士的一份研究，约占中国820万男男性行为者（性活跃男性人口的2%）的27%。

从行为特征看，任何有高危性行为的人都可以考虑使用暴露前预防。老年人也不是因为年纪大才容易得艾滋，是因为他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郭巍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是根据行为来定义HIV感染的风险，而不是根据人群属性。

但在实际推广执行中，男同性恋社群往往是最配合研究的一群人，也是中国各类艾滋感染高风险群体中，最先意识到可以利用PrEP保护自己的一群人。

今年的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一名同志公益组织的工作者发了条朋友圈调侃：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全国关注同性恋日。孔令坤在2008年开始投身于防艾工作，他说，那时大家只要提到艾滋病，就会认为是同性恋的疾病。这种公众目光中艾滋病与男同身份的深度捆绑，既带来了污名化的可能，也无疑提高了他们对艾滋预防的警觉。

我们后来发现，只有男同人群的队列相对来说更容易建立，数据更易获取。尽管有很多人是流动人口，但他们愿意过来配合你的工作。黄晓婕说。

早在2006年，佑安医院的吴昊教授就建立了一个全球单中心最大规模的急性感染期研究队列，当时的感染科医生们为了确定哪些人群面临艾滋感染的威胁，确定了三个人群：男男人群、性病门诊患者、吸毒人群。你说吸毒人群到哪去找？性病门诊就诊者建立队列就更难了，TA这次因为梅毒来就诊，很快治好就走了。我们发现，男同人群不仅有较高的新发感染率，而且相对容易建立随访队列。

一个模糊的观测是，那些已经找到PrEP并决心服用的人，相当程度已经有极强的自我保护和防艾意识，且知识文化水平较高。但关于PrEP的悖论是，那些频繁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当中——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很多生活在社会边缘。

目前，美国有21.9万人在长期服用PrEP药物，但美国疾控中心认为还存在至少90万人的缺口。全球范围内，2019年只有约59万人服用了至少一次PrEP，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给2020年设立的目标是300万人。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美剧里，水泥见过外国人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补剂，像吃饭一样服药。“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照镜子的时候吃一粒药，用水吞服，这种情形是陌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怪异。”

正如安全套作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干预手段，已经变成无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艾滋病的持续流行，已经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小到改变一个服药的习惯，也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感染者，当时的医生束手无策。从人口基数看，艾滋病疫情在中国是低流行水平，但迄今已使约32万人死亡。

变成病人意味着什么？感染者阿杰离开大学之后，靠打零工每个月收入一两千。后来他找了一份薪水4500元的工作，还没转正，领导不知如何听说了他是感染者，把他辞退了。有段时间，阿杰不敢再找长期的工作。

和《人物》记者通电话时，阿杰坐在武汉一家派出所门口。他刚刚找到新工作，需要办理一份无犯罪证明。刚刚确诊的时候，父亲让阿杰暂时不要回家住，他就搬到武汉同志中心的办公室，那里有几个床位。每天吃着从街道办领的免费药，他最大的副作用是做梦，整晚停不下来。有噩梦也有好梦，有的时候会咬到舌头，把自己疼醒。

在武汉同志中心，阿杰遇到了一个不介意自己感染者身份的人，他们在一起了。有一次两人出去玩，男友的父母临时回家，翻到阿杰包里的药瓶，知道了他是感染者。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拖累他了。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感觉。我没办法再应对这段感情，就提出了分手。

范子同也没能和他的男友走下去。感染之后，男友开始不再对未来有规划和期待。但我是那种奔着长久的关系、一起买房、最后告诉爸爸妈妈的类型。他不是，他变成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2008年，瑞士国家艾滋委员会首次提出了HIV感染者在经过稳定治疗后，病毒载量至少6个月低于40就不具备传染性的观点。此后四年，大量跨国研究验证了这个结论，即后来在全球推广的 U=U（检测不到=不具备传染性）。

药物治疗不仅让艾滋病摆脱了绝症标签，变成一种慢性病。及早治疗的感染者，甚至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也可以拥有建立亲密关系的权利。

有了相关的知识之后，我找伴侣就纯粹是出于感情了，不会再看他是阳性还是阴性。无国界爱心基金会是最早把 U=U 概念介绍到国内的公益机构，理事长孔令坤形容，U=U为艾滋病带来了变革。它把疾病和性本身隔离开来，以更尊重的视角看待感染者，甚至改变了安全性行为的内涵。

刚从事防艾工作的时候，孔令坤身边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和感染者一起生活的画面。2012年，一场文化活动上，他在参加者中检测出四名阳性。其中有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孩，活动结束后，还常常找借口来找他。孔令坤当时问身边的同事：你们说，一个阴性和一个阳性能在一起生活恋爱吗？

那时候他的那种自卑心，是能让你感觉到的。你会很难受、你会为他流泪的。

今天，我国报告的现存艾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100万人。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混杂恐惧、懊悔和耻感的战争。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PrEP是这条暂且看不到终点的路途中重要的一站。

如果这种流行病明天就消失了。罗伯特·格兰特想象过这样一个画面，我就会退休，去钓鱼，然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一种致命疾病，如何在我们中间存在了一段时间，如何扰乱了我们亲密的关系和性生活，如何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一群年轻的人。

（文中范子同、王浩、顾萧、水泥、阿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