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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健委最新統計顯示，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的現存艾滋病感染者超過100萬人。過去六年新報告的感染者中，95%以上通過性傳播感染。他們和他們身邊的人，都被捲入了這場混雜恐懼、懊悔和恥感的戰爭。

2020年，一種艾滋藥物專利的提前到期，可能會使防控中最危險的缺口得到彌補。如果說戴安全套是在兩個人中間修一道隔離病毒的牆，那麼讓健康的人服用抗病毒藥物，就是提前在人體內架起盾牌。

文｜朱凱麟

編輯｜姚璐

圖片｜cfp

這個圓畫不下去了

歌樂山在重慶人的印象中是個有些可怕的所在，山上有墓地、精神病院和西南地區最大的傳染病專科醫院。重慶市現在的4.8萬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一大部分必須每月前往山頂的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心，領取醫保目錄裏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如果不按時服藥，他們體內的病毒載量就會難以穩定。

範子同沒有感染艾滋。但從2019年1月開始，他每三個月就要登上歌樂山一次。拐進中心的博愛樓，抽10管血，填6頁紙的問卷，測量骨密度，並把3個藥瓶裏剩餘的藥丸悉數歸還。

兩年前的冬天，26歲的範子同開始了他像走在雲端裏的新戀愛。對方比他小三歲，很帥、很高，完全是我的類型，愛好也蠻像的。他們約在渝中區的老街道公園見面，看江景的時候，第一次在水汽濛濛的霧都接吻。形容起這個人，範子同在一段話裏提到了三次愛，他很愛我吧。會了解我的喜怒哀樂呀，想要我過得開心呀，抱着我說乖乖。反正就是很寵愛我。就是這種愛吧。

在一起不久，這個和他一起玩《決戰！平安京》、推薦《告白》和克魯蘇神話給他讀的戀人突發高燒，暴瘦十幾斤。範子同在公司的樓梯間裏接到電話，那頭是他確診艾滋病的消息。兩個人都哭了。後來他在歌樂山上見到很多身形類似的人，博愛樓大廳領藥窗口旁邊的垃圾桶，裏面堆滿HIV免費藥的空藥盒。

他檢測出來之前，我們只有過兩次邊緣性行爲，所以我沒有感染，但還是很危險，因爲窗口期的病毒載量很高。醫生還有點驚訝地問我：『他已經陽性了，你和他還在一起？』

那之後不久，範子同開始參與一項研究，他的性生活、服藥、感染的情況，成爲一份核心數據樣本。

一起參加這項研究的，重慶有約100人，深圳約100人，北京、瀋陽各有約400人，經費來自十三五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課題組，牽頭人是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的尚紅院士，聯合另三家醫院共同進行。通過這次研究，醫生們想求證，一種原本用於治療的艾滋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如果用來給健康的男男性行爲人羣服用，能多大程度降低他們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

2017年末，研究通過審批，開始招募受試者：18-65歲、未感染HIV的男男性行爲者，且在過去6個月內有過高危性行爲。

研究分兩個小組：每日服藥組、事件驅動型服藥組。範子同是第二種。每次和男友做愛前的2-24小時，他要服用2粒，事後連續兩天，再各服1粒。一年後，他仍然檢測爲陰性。

中國的一些疾控官員、艾滋病研究者、醫生相信，藥瓶裏這些藍色的小藥丸，有可能讓持平數年的艾滋新發感染數字進一步下降。

沒有一個神奇的辦法，能一下解決艾滋病傳播所有的問題，一項措施只能解決一個問題的某一項。11月20日，接到《人物》記者電話時，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正在新疆喀什忙於對抗新發疫情，但他立刻答應了這個採訪，他說，暴露前預防用藥（Pre-exposure Prophylaxis，簡稱PrEP），爲那些經常有危險性行爲、不能採取其他措施的人提供了一種新的保護措施。

被視作關鍵的藍色藥丸，通用名稱叫恩曲他濱替諾福韋片，由200mg恩曲他濱和300mg替諾福韋製成。2004年，如今全球最大的艾滋病藥物製造商吉利德合成了這種口服片劑，命名爲舒發泰。自從1996年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提出了雞尾酒療法，全球的艾滋感染者每天都要定時服用數不清的藥丸。合成藥舒發泰的誕生，簡化了患者用藥的步驟，很快佔據市場主流。

2012年，基於大量驗證了有效性的研究，美國FDA批准將這種原本用於治療的藥物作爲預防手段，提供給重點人羣——工作原理是一致的，都是切斷病毒的複製。如果提前服藥，初始被感染的細胞無法擴散，就會死掉，病毒也就沒有了。

如果說戴安全套是在兩個人中間修一道隔離病毒的牆，那麼讓健康的人服用抗病毒藥物，就是提前在人體內架起盾牌。

隨着擴大檢測，過去十餘年，中國報告的艾滋感染者人數擴大了十倍以上。根據中國艾滋病哨點監測數據，受HIV影響的重點人羣中——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戀、吸毒者和他們的性伴，能堅持在一個月內每次性行爲都用安全套的，不足50%。

在這種情況下，把新發感染繼續往下降的難度是很大的。這意味着在現有的艾滋病防控力度、重點人羣干預力度下，有一些人，我們的防治項目就是碰不到TA們。郭巍是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策略信息顧問，他說：就好比我們畫一個圓。畫到還剩下25%的時候，我們這個圓，畫不下去了。

實驗人員使用HIV抗體的快速試劑進行檢測

在性傳播的陰影下

現在我們已經比較好地控制了艾滋病的血液傳播，但又面臨性傳播的威脅。吳尊友告訴《人物》，2007年的時候，性傳播首次超過了『吸毒』。去年2019年，經性傳播新發感染的陽性佔到97%以上。

年輕人關於性的觀念早已從保守轉向開放，但與之相對的，是對保護措施的無知與疏忽。

王浩和顧蕭初次見面是在週二。顧蕭從武漢的東邊跑到西邊，地鐵坐了2個小時。晚上宿舍回不去了，他們在校外過夜。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戴套的事。我跟初戀在一起三年，我們都沒有戴過套……那個時候我的意識很差，我覺得艾滋離自己很遙遠。王浩說。

四天以後，王浩第二次見到了顧蕭。上午9點，他在武漢光谷的一家教育機構上口語課，課上收到顧蕭的消息：我前任艾滋確診住院了，我也可能被感染。給你買了阻斷藥，現在送來給你。

顧蕭是被前任惡意傳染的。週五晚上，他接到醫院裏前任的電話，可能是良心發現吧，立刻跑去醫院做檢查：抗體陽性。他知道，王浩糟了。發生高危行爲後的藥物緊急阻斷，必須在72小時內服藥，才能避免感染。抱着一線希望，他從一個賣阻斷藥的朋友那裏買了一份藥物組合：齊多夫定、拉米夫定、依非韋倫——這幾種藥的副作用較大，但作爲醫保內的免費藥物，仍然被國內大部分感染者服用。

28天的療程，讓王浩短暫體驗了作爲一名感染者的生活：第一週暈眩、嘔吐、食慾不振；第二週不吐了，開始起藥疹，但還是很難正常走路；後兩週他逐漸適應，但精神很差。

最終，王浩沒有被感染。

當《人物》記者把這個故事告訴北京佑安醫院感染科的主任醫師黃曉婕，她說，王浩只是運氣好，一開始就沒有感染。過了72小時，藥物阻斷的可能性爲零。事實上，只要超過24小時，病毒有可能已經鑽到了免疫細胞裏。這個時間長短因人而異，72小時只是一個最長的期限，我們很多年輕的醫生都搞不清楚。

當涉及人類最私密的行爲——有時候也涉及愛情，艾滋病傳播的控制因此而變得複雜無比。阿杰感染艾滋的時候24歲。一次失戀讓他想要尋求安慰，卻因爲沒有采取保護措施最終感染。事實上，阿杰曾在武漢同志中心擔任志願者，我太瞭解（艾滋）這個事情了。

這就是知行分離，知道有這麼一個事，但行爲上做不到。黃曉婕記得，2007年遇到過一個小夥子，性伴處在艾滋病感染的急性期（初次感染HIV 2-4周）。他當時可能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極度信任他的男友。我們跟小夥子說，那你們這段時間儘量一定要戴套……那個小夥子就說，我不想戴套，我說爲什麼？他說，你們不理解，我們之間的愛情就不需要戴套。

黃曉婕2003年開始在佑安醫院工作，專攻艾滋病，比起她的另一個選擇（肝病），艾滋這個病還有很多未知需要我們去探索。她的聲音清楚有力，語速也快，在你產生任何可能的困惑之前，黃曉婕噼裏啪啦地就能把所有知識點和背景信息解釋妥當，並且闡述的觀點往往比其他人更樂觀。

如果全程正確使用安全套，對艾滋病毒防範幾乎可以達到百分之百——我認爲，別的大夫不一定那麼認爲。你說口交可以傳染HIV嗎？原則上精液裏面有病毒，口交有可能。但現在工作近20年還沒有遇到一例感染者是因爲單純口交而感染。

但她也清楚，這樣的期待會在現實的複雜性面前落空。不戴套的理由有無數種，有的人心存僥倖，有的人認爲套是愛情的阻礙，有的人在性生活中對戴套沒有100%的自主權，有的人對乳膠過敏，有的人戴上套就不能勃起，但又有生理需求。導致的結果就是，僅僅干預人們的行爲，難以徹底控制住艾滋病毒的流行。

社區醫療志願者在給轄區居民講解防艾知識

新的方向指向了藥物

2018年7月，張大鵬辭去在中國疾控中心艾滋病中心的工作，到男同性戀社交應用Blued的母公司藍城兄弟擔任大健康副總裁，他想用市場手段來推動解決艾滋這個他着手多年的公共衛生問題。

一個叫荷爾健康的新業務第二年春天上線。用戶打開Blued裏的入口，就能買到PEP和PrEP藥物。PEP（暴露後預防）俗稱後悔藥，和PrEP（暴露前預防）一樣，都是針對艾滋病毒感染的藥物預防措施，唯一的區別是服用的時間點：高危性行爲發生的前後。

相比PrEP只需要服用一款藥物，PEP在高危性行爲後需要服用3款藥物，和用來治療艾滋的雞尾酒療法基本一致，費用當然也更貴。荷爾健康提供的防艾小藍盒有最低2259元（國產+進口）、最高3959元（新進口）的3種阻斷藥方案選擇，盒子裏還配有檢測試劑。該業務配送覆蓋了33個城市，有31個城市最快能在12小時內送到。

大部分人如今已經知道戴套能防止艾滋感染，但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每一次都戴。美國疾控中心的一項分析稱，偶爾使用安全套的人和從來不戴套的人，統計學上感染艾滋的幾率差距並不大。在性傳播的陰影下，以藥物控制爲主的生物醫學干預方式，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最開始，張大鵬找到具有資質的連鎖藥房合作，很快他發現，進口藥利潤微薄，很多藥房不願意做這個生意，因此需要支付服務費。開始合作後，大多數藥房無法提供24小時服務，也提供不了細緻的在線諮詢。

我們把用戶轉介到藥店之前，已經回答了他很多問題。但到藥師那邊，用戶還想問更多。他會把自己昨天發生了什麼事情講得很細，對方覺得受到了冒犯。我們有合作藥房的一個執業藥師——一個年輕姑娘，她不理解，爲什麼這些人要做這樣的事情，就提了辭職。後來我們就把和多數藥房的合作窗口停掉了。

好在用戶的反饋全部是積極的，這也是支撐我們做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TA們會跟你說很多謝謝，告訴你，你拯救了TA。

需求是驚人的。迄今爲止，荷爾健康收到的關於暴露前後預防的用戶諮詢量，超過了10萬人。其中更多人諮詢的是被稱爲後悔藥的PEP。

張大鵬做過幾個月時間客服。有天晚上11點，他接到一個年輕男孩的電話。對方緊張、隱諱地問了很多問題，最後知道，他是要給媽媽買阻斷藥。男孩是感染者，媽媽打了他一個耳光。他的臉、媽媽的手都流了血。這通電話講了近一個小時。當晚，男孩帶着媽媽去當地一家大醫院掛急診買到了阻斷藥。

吳尊友也承認，暴露後預防用藥的需求和呼聲很高，但難以廣泛應用，預防用藥嚴格來說在法律上是打擦邊球，不符合用藥規範。藥品的適應症沒將預防寫進去之前，不是所有醫生都願意給非感染者開處方，尤其是暴露前預防處方。以恩曲他濱替諾福韋片爲例，說明書上的用藥指導寫的是適用於與其他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聯用，治療成人和12歲（含）以上兒童的HIV-1感染。

不出事沒關係，萬一服藥後TA因爲副作用出現病理性骨折了，或者腎功能損傷了。儘管這種概率非常低，但醫生這個職業通常比較謹慎。黃曉婕說。在各類網友自發撰寫的《在哪可以買到緊急阻斷藥》的帖子裏，通常只列着全國的15家醫院，北京佑安醫院是其中一家。

沒有註冊的藥品可用，醫生就沒有處方權。這種藥按規定是用來艾滋治療，不是用來預防的。但我們有一些醫生，勇於擔責任，主動給病人開。吳尊友說。

張大鵬爲荷爾健康找到10個願意線上開處方的醫生。他們認可暴露後阻斷這個事情，願意承擔這個（風險）。張大鵬措辭謹慎，風險，是他接受採訪時提及率最多的一個詞。

暴露後預防藥物只在極少數醫院提供，還有一個原因是藥佔比。在2019年1月中國取消藥佔比考覈之前，醫院必須嚴格控制自費藥的佔比。這項政策的初衷是爲了降低用藥貴的問題。阻斷藥的藥價昂貴，如果醫院放開這個口子，就會觸及監管紅線。因此每個醫院都會嚴格控制醫保外的藥物，這也是爲什麼只有少數大型醫院纔給開阻斷藥。而即便藥物進了醫保目錄，醫院也不一定會採購。

一種藥物的適應症在政策上獲批、改說明書，需要大量的研究數據來證明其有效性。從實驗設計的角度，暴露後預防的研究開展起來極難。受試者領完藥覺得沒事，可能就不回來檢測了，導致後續數據無法獲得。

相比之下，暴露前預防（PrEP）更容易計劃性用藥，涉及的藥品只有一粒，研究也更容易定量開展，這也是爲什麼研究者們寄希望於此。尚紅院士2017年牽頭的項目，在北京的400多人現場就是由黃曉婕負責研究設計和管理。看到初步的分析結果我們很興奮。預防性藥物對新發感染率的控制是成功的，而且安全性還是比較讓我們滿意的。

讓健康的人每天喫藥

讓健康的人每天喫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想出來這個辦法，也花了很長時間。

三十多年來，人類在治癒艾滋病的課題上難攻不下。從1987年第一種艾滋治療藥物齊多夫定上市，到1996年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提出雞尾酒療法，全球的艾滋感染者如今每天都要定時服用數不清的藥丸。之後藥企不斷推出新藥，也都是讓藥物副作用更小、服用更便捷。用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教授的話說：艾滋病的藥物研發相當於爬珠穆拉瑪峯已經快到峯頂了，剩下的100多米是最難的。

數字正在攀升：2019年有170萬人新感染了艾滋病毒，使全球總數達到3800萬；中國境內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和病人，已經超過百萬。對那些追求攻克艾滋病的科學家來說，把精力從最關鍵的任務上轉移，多少是一種無奈。十年前，決定放下面子問題的科學家，想到了一種可能性：那些用來治療艾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是不是也可能對普通人有效？

這個顛覆性的想法來自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羅伯特·格蘭特博士，他2010年發表的實驗結果證明了，恩曲他濱替諾福韋片——也就是吉利德生產的舒發泰，能有效預防艾滋感染。

但格蘭特錯估了舒發泰專利到期的時間。之所以選舒發泰做實驗，除了劑量和毒性的考慮，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時的格蘭特相信，藥物專利很快就會到期，畢竟其中的關鍵成分——替諾福韋早在1985年就被發現了。

一等就是十年。2012年，美國FDA批准了將舒發泰作爲暴露前預防用藥，價格高昂。一個月劑量的一瓶藥需要2000美元，遠超普通人能承受的水平，儘管有免費的藥物資助項目，但能覆蓋的人數有限。在中國市場，舒發泰的價格是1980元一瓶，也很貴。

作爲美國兩款PrEP藥物的生產商，吉利德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被質問爲什麼不推銷自己家產品的藥企。從始至終，吉利德都沒有爲舒發泰的預防用途打過廣告。吉利德很清楚，比起治療用藥，預防用藥還是一個小衆的市場，他們更願意花精力開發治療新藥。公司負責醫療事務的副總裁吉姆 · 魯尼（Jim Rooney）曾表示，吉利德花了數百萬美元用於PrEP相關的教育項目，但大多數項目主要由第三方團體負責，公司不認爲 PrEP 是一個商業機會。

但在公共衛生領域，PrEP在降低感染率方面大獲成功。英國最近宣稱，本國男男性行爲羣體的艾滋新發感染率四年內下降了71%，公共衛生部門將其歸功於PrEP的試行，並計劃從2020年4月開始利用國民醫療服務體系進行全面推廣。去年，吉利德在美國政府的施壓之下宣佈，爲20萬醫保未覆蓋人羣免費提供兩種暴露前預防藥物，並且，舒發泰的專利將提前一年，在2020年到期。

中國的製藥廠動作迅速。6月5日，國產的第一款恩曲他濱替諾福韋片仿製藥（僅用於感染者治療）獲批上市，標價1298元，由正大天晴生產。安徽貝克、海思科製藥、齊魯製藥三家公司也遞交了一模一樣的仿製藥上市申請。

在這一背景下，2019年12月，吉利德在中國遞交舒發泰PrEP適應症的上市註冊申請；2020年2月，申請被納入國家藥品監管局的優先審評名單；8月，正式獲批。

如果要說今天中國的研究者和當年的羅伯特·格蘭特博士有什麼不同，就是他們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PrEP不會在中國引發大規模搶購。

我沒有太關注它獲批。我們在全國推的時候，感覺大家對這個問題不是很看好。吳尊友說。在現有的疾控系統、醫院和社區的機制運作之下，有多少人知道且願意自費購買正價的暴露前預防藥物？2018年，中國疾控中心艾防中心曾做過7個省市爲期半年的統計，只有54個人。

糟糕的羣體知曉度、負擔不起的藥價、對行使處方權小心翼翼的醫生，這些問題在美國PrEP上市之初早已上演過一遍。

我覺得需要每天服藥的PrEP很難成爲主要的預防方法。吳尊友已經在期待長效注射劑的引進。11月18日，葛蘭素史克旗下藥企推出的注射劑獲得美國FDA的突破性藥物資格，用於艾滋暴露前預防，一年只需要注射6次。這相當於疫苗了。

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由於PrEP在國際上被證明有效，HIV研究領域的經費不斷向臨牀試驗傾斜。研究方向越來越狹窄，現狀倒逼想在這個領域堅持下去的人，必須不斷向着臨牀研究靠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學者、免疫學博士王宇歌告訴《人物》，這意味着給到艾滋疫苗研發的錢就少了。

在沒有更多本土研究數據發表之前，李太生對PrEP藥物在國內推廣存在一些疑慮。你如果把它推出來，副作用不好怎麼辦？會不會產生耐藥性？如果宣傳過了，很多人開始不戴套，削弱了臨牀層面的防治，怎麼辦？

夾雜着小心翼翼的期待和審慎的懷疑，PrEP正式獲批，成爲艾滋防控剩下的四分之一圈裏一支新的武器。10月，第一版《中國HIV暴露前預防用藥專家共識》在《中國艾滋病性病》上刊發，作爲未來醫生們開藥的依據和指南。15位署名作者中，包括李太生、黃曉婕、吳昊、尚紅等專家。

如果能夠順利開展（PrEP），無論是從個體預防，還是從公共衛生的層面，都是有意義的。黃曉婕說，對醫生來說，現在開處方有了法律上的依據，但也可能會有隨訪監測管理上的問題。處方開出去容易，還需要做好教育，以免因爲不按時喫藥導致耐藥株的傳播，以及需要定期隨訪監測藥物的副作用。

最積極的一羣人

過去三年，孔令坤保持按需服用暴露前藥物（PrEP)的習慣。

很多防艾公益組織的負責人自己就是感染者，孔令坤是例外。2015年我們就開始進醫院（協助工作）了，會接觸到大量的陽性感染者。他們有的會跟你表達感情。我就想，如果發生什麼的話，除了使用安全套，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保護自己。

剛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一個疾控的老師就說，小孔啊，你可得保護好自己。我得是一個榜樣，不能防艾防着防沒了。閱讀了很多文獻研究之後，孔令坤決定開始服藥。說明書沒更新前，他只能託人從國外買藥，找過泰國的代購、美國的代購。

26歲的水泥今年養成了PrEP用藥的習慣。幾年前，水泥參加了廣州高校彩虹小組，他曾在一場有20多個參與者的活動上，給大家介紹暴露前後預防的知識。我作爲被插入方，暴露的風險更高。

符合PrEP用藥需求的人在中國究竟有多少？在一份用中文編寫的吉利德PrEP專題會幻燈片裏，多個細分人羣中，唯一有具體預估人數的就是男男性行爲人羣：225萬人。數字來自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專家張磊博士的一份研究，約佔中國820萬男男性行爲者（性活躍男性人口的2%）的27%。

從行爲特徵看，任何有高危性行爲的人都可以考慮使用暴露前預防。老年人也不是因爲年紀大才容易得艾滋，是因爲他發生了不安全的性行爲。郭巍說，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是根據行爲來定義HIV感染的風險，而不是根據人羣屬性。

但在實際推廣執行中，男同性戀社羣往往是最配合研究的一羣人，也是中國各類艾滋感染高風險羣體中，最先意識到可以利用PrEP保護自己的一羣人。

今年的12月1號世界艾滋病日，一名同志公益組織的工作者發了條朋友圈調侃：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全國關注同性戀日。孔令坤在2008年開始投身於防艾工作，他說，那時大家只要提到艾滋病，就會認爲是同性戀的疾病。這種公衆目光中艾滋病與男同身份的深度捆綁，既帶來了污名化的可能，也無疑提高了他們對艾滋預防的警覺。

我們後來發現，只有男同人羣的隊列相對來說更容易建立，數據更易獲取。儘管有很多人是流動人口，但他們願意過來配合你的工作。黃曉婕說。

早在2006年，佑安醫院的吳昊教授就建立了一個全球單中心最大規模的急性感染期研究隊列，當時的感染科醫生們爲了確定哪些人羣面臨艾滋感染的威脅，確定了三個人羣：男男人羣、性病門診患者、吸毒人羣。你說吸毒人羣到哪去找？性病門診就診者建立隊列就更難了，TA這次因爲梅毒來就診，很快治好就走了。我們發現，男同人羣不僅有較高的新發感染率，而且相對容易建立隨訪隊列。

一個模糊的觀測是，那些已經找到PrEP並決心服用的人，相當程度已經有極強的自我保護和防艾意識，且知識文化水平較高。但關於PrEP的悖論是，那些頻繁發生高危性行爲的人當中——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戀、吸毒者和他們的性伴，很多生活在社會邊緣。

目前，美國有21.9萬人在長期服用PrEP藥物，但美國疾控中心認爲還存在至少90萬人的缺口。全球範圍內，2019年只有約59萬人服用了至少一次PrEP，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給2020年設立的目標是300萬人。

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

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在美劇裏，水泥見過外國人的桌子上放着各種各樣的維生素和補劑，像喫飯一樣服藥。“但作爲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照鏡子的時候喫一粒藥，用水吞服，這種情形是陌生的，讓我覺得，有一點怪異。”

正如安全套作爲一項公共衛生的干預手段，已經變成無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艾滋病的持續流行，已經發展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小到改變一個服藥的習慣，也要經歷一段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1985年，北京協和醫院收治了中國境內第一例艾滋感染者，當時的醫生束手無策。從人口基數看，艾滋病疫情在中國是低流行水平，但迄今已使約32萬人死亡。

變成病人意味着什麼？感染者阿杰離開大學之後，靠打零工每個月收入一兩千。後來他找了一份薪水4500元的工作，還沒轉正，領導不知如何聽說了他是感染者，把他辭退了。有段時間，阿杰不敢再找長期的工作。

和《人物》記者通電話時，阿杰坐在武漢一家派出所門口。他剛剛找到新工作，需要辦理一份無犯罪證明。剛剛確診的時候，父親讓阿杰暫時不要回家住，他就搬到武漢同志中心的辦公室，那裏有幾個牀位。每天喫着從街道辦領的免費藥，他最大的副作用是做夢，整晚停不下來。有噩夢也有好夢，有的時候會咬到舌頭，把自己疼醒。

在武漢同志中心，阿杰遇到了一個不介意自己感染者身份的人，他們在一起了。有一次兩人出去玩，男友的父母臨時回家，翻到阿杰包裏的藥瓶，知道了他是感染者。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拖累他了。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感覺。我沒辦法再應對這段感情，就提出了分手。

範子同也沒能和他的男友走下去。感染之後，男友開始不再對未來有規劃和期待。但我是那種奔着長久的關係、一起買房、最後告訴爸爸媽媽的類型。他不是，他變成一個只活在當下的人。

2008年，瑞士國家艾滋委員會首次提出了HIV感染者在經過穩定治療後，病毒載量至少6個月低於40就不具備傳染性的觀點。此後四年，大量跨國研究驗證了這個結論，即後來在全球推廣的 U=U（檢測不到=不具備傳染性）。

藥物治療不僅讓艾滋病擺脫了絕症標籤，變成一種慢性病。及早治療的感染者，甚至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也可以擁有建立親密關係的權利。

有了相關的知識之後，我找伴侶就純粹是出於感情了，不會再看他是陽性還是陰性。無國界愛心基金會是最早把 U=U 概念介紹到國內的公益機構，理事長孔令坤形容，U=U爲艾滋病帶來了變革。它把疾病和性本身隔離開來，以更尊重的視角看待感染者，甚至改變了安全性行爲的內涵。

剛從事防艾工作的時候，孔令坤身邊沒有一個人能想象和感染者一起生活的畫面。2012年，一場文化活動上，他在參加者中檢測出四名陽性。其中有一個文質彬彬的男孩，活動結束後，還常常找藉口來找他。孔令坤當時問身邊的同事：你們說，一個陰性和一個陽性能在一起生活戀愛嗎？

那時候他的那種自卑心，是能讓你感覺到的。你會很難受、你會爲他流淚的。

今天，我國報告的現存艾滋病感染者已經超過100萬人。他們和他們身邊的人，都被捲入了這場混雜恐懼、懊悔和恥感的戰爭。可能不是決定性的，但PrEP是這條暫且看不到終點的路途中重要的一站。

如果這種流行病明天就消失了。羅伯特·格蘭特想象過這樣一個畫面，我就會退休，去釣魚，然後給大家講一個故事：關於一種致命疾病，如何在我們中間存在了一段時間，如何擾亂了我們親密的關係和性生活，如何無緣無故地殺死了一羣年輕的人。

（文中範子同、王浩、顧蕭、水泥、阿杰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