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紀初，由篡位者王莽建立的新朝，對兩漢之交的特殊時代造成巨大破壞。由於奉行一系列自帶偉大憧憬的可怕善政，迅速激起各地的不同階層反抗。從而給光武帝的漢室貴胄復興，創造了不可多得的利好機遇。

但在王莽的本部覆滅後，由他派往巴蜀的公孫述還自成一系。利用當地的豐厚資源與羣雄相爭的戰略空窗期，建立起同樣短命的成家政權。最後雖在劉秀的大舉進攻下遭至慘敗，卻也爲後人留下一個能更好觀察王莽新政理想的最佳“標本”。

王莽新政的本質

王莽的崛起和篡位 都是儒家勢力擴張的結果

若要理解成家政權的實質，就不得不從作爲其母體的王莽新朝開始。因爲後來在巴蜀稱帝的公孫述，原本只是一個比較卑微的普通縣長。正依靠新朝篡位者的欽定，才得以進入蜀郡充當最高行政長官。考慮到其父公孫仁在西漢末年，就是漢成帝麾下的侍御史，說明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儒家官僚家族。

儘管早在西漢建立後不久，穩居長安的劉氏皇帝就對地方諸侯多有動刀，但終究在許多方面不夠徹底。如果說早期對關東各異姓王的迫害，只是君主個人集權的小小開端。那麼後來的同姓七王之亂與推恩令頒佈，就是徹底整頓先秦諸子時代的矛盾總爆發。但即便如此，擁有歷代皇家血脈的貴族子弟，還是能在萎縮的地方利益上分一杯羹。總有直系後裔繼承家業，成爲漢朝基層控制力的某種保障。

推恩令頒佈後 劉氏皇族反而有更多人觸及社會基層

在這個漫長而激盪的過程中，源自先秦諸子的儒家士人被迫轉型發展。他們的真實社會地位，已經從春秋末期的最低階貴族，逐步降爲普通平民羣體的頂端天花板。從而不得不靠充當客卿、官員和輿論領袖的方式，維持自己對全新世界的微弱影響力。那位向漢武帝大肆推銷天人合一理論的董仲舒，就是羣體中最爲成功的傑出代表。更多普通成員則無此幸運，只能在初級郡縣制中扮演官僚角色。哪怕直接對遙遠中央的皇帝負責，也很難確保自己的實際影響力能比肩劉氏宗親。

因此，漢朝內部的權力不平衡問題就顯得愈發嚴重。以皇帝爲首的中央朝廷，需要用衆多活躍在各級部門的儒家士大夫來管理體系，但卻不能給予他們超出普通諸侯的綜合待遇。後者則通過文化教育手段，逐步強化自己在輿論領域的深刻影響力。只是苦於沒有當朝認可的貴族血脈，始終無法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再更進一步。

董仲舒就是儒家開啓新路線的傑出代表

於是，擁有完美儒生形象的皇室外戚王莽，開始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氛圍中粉墨登場。通過自己在兩個羣體中積攢下的名望，在漢哀帝絕嗣後觸摸到最高權杖。隨即在內部整頓儒家官僚隊伍，進而形成能壓迫衰微宗親的行政力量。最後還是忍不住要一步到位，以儒家向來標榜的禪讓形式登上帝位，進而開始對朝野內外的劉氏宗親進行打壓。由此產生的短命新朝，也勢必在各方面都對舊的社會分配規則進行大幅修改。例如土地權益恢復井田制改革、片面廢除奴隸制和各種打壓商人政策，都是要將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弄到儒家手上。

當然，王莽和他的儒家激進主義改革，勢必對全社會造成巨大沖擊。不僅讓劉氏子孫會異常不滿，連那些主導地方實際生產活動的豪強富戶也會倍感威脅。至於需要在經濟生活領域依附們的赤貧階層，則往往會因反反覆覆的折騰而受到更大傷害。結果，抵抗社會動盪能力較弱的後者，首先釀成了綠林和赤眉起義軍。抗風險能力稍強的前者，也在稍後推出像劉秀或劉玄一類的宗室反抗軍領袖。充滿搶班奪權色彩的儒家新朝，便在幾乎所有階層的憤怒中迅速崩潰。

王莽的改革 實際上觸怒了社會的其他所有階層

儒家天下的最後陣地

王莽的儒家新世界 註定在風雨飄搖中迅速湮滅

公元14年，初步嶄露頭角的公孫述被王莽派往蜀郡任職，從而幸運的避開了中央權力更迭。他原本的任務，應該是要將王莽推行的儒家世界移植到西南省份。但真正掌握對地方的實際控制權，卻是在稍後的新朝崩潰時刻。

公元23年，由於皇室宗親劉玄的突然稱帝，地被擠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徹底引爆。源自不同階層的武裝力量紛紛冒頭，進而開始對周邊區域進行資源掠奪。此類苗頭同樣在巴蜀內部萌生，卻被公孫述以地域矛盾給巧妙的緩和下去。由於不願向來自外省的軍閥進行無償奉獻，蜀地內部的豪強紛紛以原來的行政長官爲核心，開始獨立自主的保境安民行動。加之公孫述還故意派人冒充特使，謊稱自己被任命爲代理輔漢將軍，從而坐穩了原本只在理想中的至高地位。

王莽政權的毀滅 並不意味持類似觀念的儒家官吏消亡

此後，羣雄基本以支持自己的地方階層利益爲首要維護對象，開啓了掀翻新朝後的新一輪火拼。早早打出皇室宗親旗號的劉玄，因支持者是南陽郡附近的綠林豪傑，轉而遭到其他勢力的羣起圍攻。公孫述的巴蜀集團則成功堵住他們的西進路線，再次獲得輿論界的巨大聲望，同時也對內強化了自成一系的軍政合作系統。但這位來自王莽集團是士大夫官僚，無疑希望在權力場上站的更高。於是到在公元25年，依靠大部分地方豪傑和幾位山民酋長的支持，跨出了正式稱帝的不歸路。這個政權也被後來的歷史叫做成家

如果僅從個人利益考量，公孫述的稱帝舉動根本是毫無必要。因他並非巴蜀本地人士，還需依靠重大危機才得以維持區域一把手位置。倘若僅僅滿足於保境安民和留下好名聲，只要守住原有地盤即可。等外部形勢基本穩定再宣誓效忠，即便保不住職位也能收穫可觀的經濟利益。但公孫述恰恰代表着王莽新朝時代的儒家官僚階層理想，期望有自己的一畝三分試驗田，以便將近乎玄幻的理想投送到現實人間。因此，只要感到自己力所能及，這個草創的成家勢力變化向外進行大規模擴張。

成家的巴蜀在東漢初年很有影響力

事實上，最初的公孫述也在是否稱帝問題上猶豫不決。但架不住抱有同樣理想的儒生部下慫恿，繼而將董仲舒當年留下的天命說作爲理論依據。隨即纔開始對外散佈假消息，宣稱有真龍出現在自家宅邸，逐步完成了儒家式謀權篡政的整個過程。

其後，公孫述在巴蜀推出過許多改革措施。由於歷史記載的大量缺失，我們已經無從獲悉其中的大部分內容。但從屈指可數的遺傳和效果來看，成家政權一直在以各種形勢搞擴軍備戰。比如通過大量發行低價值鐵錢，強行換取豪強與百姓手中的舊銅錢。實際上，類似的做法早就爲王莽所實施過，最終目的無非是將社會各層級的資源都握在手中。肉眼可見的直觀效果，就是人口還比較有效的巴蜀，經常能動員起超過正常比例的士兵數量。僅此而言，成家政權的先軍政治傾向就尤爲明顯。這樣高耗能的軍政機器，也很難滿足於留守巴蜀一隅。

成家政權發行的鐵製錢幣

當然或許有人會問，那些當初支持公孫述的地方土豪，爲何會在這個過程中毫無還手之力？這主要是因爲巴蜀本地的豪傑，往往具有非常複雜而多元的出身背景。從戰國時代的秦軍南下起，部分關中移民就被直接安插到成都等核心城鎮。此後的巴蜀，又不斷成爲秦漢帝國的關東戰俘收容所，並藉機“引進”了部分不同年代的些許六國貴族。等到漢武帝在全國範圍內扼殺豪強與遊俠，許多人又被充當屯墾勞力而發至地。再算上那些受文治感召而皈依的土著酋長，自然形成了比較鬆散的社會階層。唯有在外部觀察者眼裏，他們纔看上去是同一類人。但在真實的基層領域，他們根本缺乏有機聯繫，形同平行存在的無數個小世界。

公孫述自擔任蜀郡的長官開始，就一直在運用以成都爲核心的帝國統御體系。通過數代人積累的絲綢產業、豐厚礦藏和糧食儲備，首先控制經濟生活領域的主心骨部分。繼而利用衆多分佈在河道兩旁的城市，順利保證核心交通線的暢通。然後以超發的劣質貨幣去不斷擴充軍隊規模，充當起對內對外的武力保障。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王莽式的儒家新天下改革運動。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巴蜀豪強，在當時還不具備能取而代之的客觀能力，自然只能對早已被驗證爲失敗的政策是聽之任之。

豐富的礦藏 也讓巴蜀本地易於積累財富

從擴張失敗到徹底淪亡

建立東漢的劉秀 很早就開始勸誡公孫述放棄

成家政權建立後，很快就不斷收到光武帝劉秀寫來的勸降信。後者經常在書信中戳痛公孫述的軟肋，有意無意的點出儒生缺乏有足夠號召力的貴族血統，很可能連自己的小家庭都難以保護。有時也將對方類比爲那些在亂世中隨便稱帝的草莽，隱含着儒生帝王只是小角色的潛臺詞。

當然，於劉秀早期的經略方向都在關東各地，根本沒空派兵進擊巴蜀。這就給巴蜀的公孫述以更多發展機遇。王莽早年的失敗下場，也成爲他高舉零和博弈理念的現實依據。如何爲巴蜀基地創造安全的戰略形勢，就是成家政權建立後要重點考慮的事情。結論無非是對外擴張，至少將控制四川盆地出入口的關中與漢水流域控制下來。

公孫述的軍政體系與王莽理想並無本質區別

公元26年，公孫述率領號稱有100000人的大軍抵達漢中，意圖徹底佔領北部的地關中盆地。一旦此次軍事行動得手，就能爲巴蜀本部設置重要的地理屏障，甚至是威脅到西漢的長安舊都。當時，由於關中各地分佈着衆多中小規模勢力，所以大都對可以提供他們糧草的成家比較親善。然而，劉秀也立刻扶持起支持自己的隴西土豪勢力，成功將戰力低下的蜀軍擊敗。此後又經過數年爭奪，逐步將心向儒家派系的軍閥都驅趕入蜀。

於是，成家在公元30年轉換策略，準備從重慶東進奪取荊州。但依靠大型樓船行動的蜀軍，還是隻能在沿岸建立部分營寨，並用攔江浮橋加以連通。劉秀則一面動員隴西地方勢力仰攻漢中，並派主力南下增援長江戰場。結果，蜀軍因分散部署而遭裏應外合的夾攻，最後只能大敗撤往上游暫避。至此，公孫述主導的進擊行動就全部以失敗而告終。儘管還有不堪光武帝威逼的隗囂，在次年率領隴右兵馬歸附，也無法在根本上緩解日益糟糕的局面。

東漢在搞定中原和關中後 開始籌備進攻巴蜀

此時，巴蜀之外的亂象已經基本趨於穩定。劉秀的東漢王朝基本掌控天下，重建了以關東土豪爲核心的貴胄體系。至於割據巴蜀自立的成家勢力，則順理成章的被視爲王莽亂政階段的遺老遺少。加之公孫述的種種野心展露，更讓光武帝決定要不惜任何代價的予以磨平。一場堪稱災難的大規模鏖戰，就這樣被降臨到巴蜀大地頭上。

公元34年，準備多時的東漢軍隊終於開啓入蜀戰爭。由於西漢時代的地方軍訓練制度早已廢止，新建立的東漢武裝只能由臨時募兵成員構成。除少數將領的私人衛隊和土豪嫡系，大部分人都是隻經過短暫集訓的愣頭青，很難不靠數量優勢來維持戰力。因此，僅僅作爲佯攻偏師的荊楚水軍，就有不可思議的90000人規模。他們迅速佔領南郡，並逆流而上的向重慶方向進逼。稍後，卻很快就被佔據地利優勢的守軍擊敗。考慮到軍糧即將耗盡，領兵的大司馬吳漢希望能裁撤30000人回鄉，以此減輕後勤壓力。但大將岑彭卻不以爲然，反而要求必須保持目前的部隊規模。光武帝果斷信賴後者，由其獨自負責東路軍的一切事宜。

東漢塢堡模型中的塔樓與持弩守衛

於是在公元35年，東漢方面組織大量的敢死隊發起猛攻。以不計士兵損失爲前提，直接從水陸各頭硬衝有蜀軍重點把守的攔江浮橋。後者同樣由少量土豪武裝+大量臨時徵召炮灰構成，也從未見過如此自傷八百的死戰模式，最後還是將重要的出入口丟給對方。漢軍隨即突襲江州縣城，將大量儲存在那裏的糧草都據爲己有。這種以戰養戰的模式，也就成爲東漢平定巴蜀的主要借鑑模式。

與此同時，從關中出發的漢軍也成功殺入隴右，瓦解了成家設在北方的前沿防禦。大量被輕易徵召或驅使來的兵丁，成建制的倒向東漢朝廷，隨即又被整編爲進攻下一個目標的炮灰部隊。留在成都據守的公孫述，只能繼續征伐部隊前往下一處隘口抵禦，並派假意投降的刺客殺死了東路軍大佬岑彭。但先前被架空的吳漢直接替代上位，繼續指揮部隊朝盆地中央的平原位置挺進。由於害怕受到報復，許多本地居民都向他們貢獻口糧。部分次要城鎮的守軍也直接開門歸附，讓東漢軍隊的規模越來越大。

漢朝時期的成都平面圖

到了公元36年，成家政權的大部分殘餘勢力都龜縮到成都。由於在戰前就大量儲存搜刮來的糧食，並且城市本身也是秦漢帝國營建多年的省級堡壘，所以具備很強的自持防禦能力。城市外圍有多條水系經過，內部還存在多個爲泄洪而挖掘的大湖，對於飲水供應和軍事防禦都有較大幫助。公孫述則利用大量的人口爲基礎，定期將訓練好的新部隊派出去執行突圍任務。儘管總是負多勝少，卻還是樂此不疲的要對抗到底。但隨着高強度作戰的持續，可以上陣的男丁是越來越少。不少居民也找機會逃出城求生，使得守軍找不到充足人手去防禦漫長城牆。

最終在當年的11月18日，心灰意冷的公孫述率5000敢死隊出城搏殺。結果卻被漢軍騎兵用槍從馬背上直接刺落，當天夜裏就在城中斷氣。次日，抵抗圍攻進1年時間的成都也正式投降。吳漢的士兵則在其中大肆屠戮，將當年由秦軍建立，後來被西漢大力發展的成都徹底摧毀。公孫述留下的家眷和三族親屬，自然也難逃此劫，連同先前所建的宮殿一起被化爲灰燼。立國僅11年成家政權，就以這種異常血腥的方式泯滅，甚至比更加不得人心的王莽新朝還要短命。

儒家在之後的幾百年內 繼續爲貴族門閥壓制

東漢初年的公孫述稱帝與成家政權毀滅，實際上對當時的政治生態有很大影響。如果再算上先前篡漢的王莽時代，那麼堪稱是一次由儒家主導的大規模社會革命。早已不具備貴族標籤的士大夫們，希望在自己徹底淪爲貴族們的人肉工具前，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反擊。然後建立符合自身意識形態的世界，將世俗貴族們的天下加以轉化或摧毀。但殘酷的事實卻證明，他們不僅難以構建起合理的天下治理體系，甚至連維持較大規模的地方安逸都難以做到。

公孫述和他的成家政權，更是以相對微觀的形態，暴露了當時儒家在思維領域的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對貴族、豪強和商人都心懷敵意，同時也看不起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但在現實領域，他們又離不開強人提供的軍事保護，否則就會在其他強者面前不堪一擊。同樣又期望同土豪或商人爭奪資源利益，卻無法提供穩定的經濟模式予以替換。這也就難怪在之後的幾百年時間裏，儒家作爲歷朝文官隊伍的主要輸送者，始終被循環往復的門閥貴胄們壓在腳下。直到有自我遏制武力的北宋出現，才逐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翻身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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