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王朝的歷史上，進行過數以百計的變法和革新，最終目的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想富國強兵長治久安，但其中的絕大多數都失敗收場了，因此，從後世的角度來看，北宋年間，王安石變法推行“新法”的失敗算不上出乎預料。

誠然，單純的從表面上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由許多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宋神宗沒有全心全意的支持，後宮婦人的讒言，舊黨的阻撓，用人不當，執行走樣等等，可謂不一而足。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假如我們從這些林林總總失敗的案例中跳出來，去看看史上最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獲得成功的關鍵，再掉過頭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兩相對比，便能發現真正的同時也是深層次的根源。

“商鞅變法”的具體過程中國歷史的愛好者幾乎個個都是耳熟能詳，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其成功的關鍵乃是彼時的秦國國君，秦孝公全力以赴的支持，對於任何阻礙變法的個人或者集團，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甚至包括未來的秦王，太子嬴駟。

（嬴駟爲太子時，一度觸犯了禁條，當時正值有人反對新法，法令行不通。於是商鞅對秦孝公說：“法令行不通在於宮室貴族的干擾。國君果真要實行法治，就要先從太子開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處罰他的老師。”秦孝公聽從了商鞅的建議，處罰了太子的老師。）

秦孝公爲何干冒天下之大不韙，鼎立支持商鞅變法呢？原因很簡單，因爲在他眼裏，彼時的秦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春秋與戰國交替之時，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鐵製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即井田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新興地主階級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從傳統的貴族那裏分享政治權力，以達到晉身統治階級的目的。與此同時，各國國君同樣希冀通過全面的改革，削弱、限制分封貴族的權力，打造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使手中的王權獲得壓倒性的優勢。秦國的商鞅變法，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基本上都是出於同一個目的。

秦國崛起在莽荒的西部，遠離中原文明核心區域，故而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於其餘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齊、楚、燕、趙、魏、韓六個大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先期改革實力陡增的楚國，拜吳起爲將，領兵伐秦，連戰連捷，全部佔有原本屬於秦國的河西之地，秦國只能退守洛水，隨後，秦孝公發傾國之兵妄圖奪回失地，卻被吳起在陰晉擊敗。

簡而言之，彼時的秦國面臨的是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機，故而秦孝公具有足夠強烈的動機來變法，因爲他知道，不變法圖強，最大限度的激發和利用秦國內部的戰爭潛力，將整個秦國打造成一個王權直接控制下、高效的戰爭機器的話，那麼秦國極有可能被他國持續不斷的擠壓生存空間，最終甚至有可能身死國滅！

再掉頭來看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時的北宋，立國已經80多年，王朝的外圍，在北部與遼朝保持了長期的和平，與西夏偶有小的紛爭，但沒有大的戰事發生。王朝內部，則是官僚機構臃腫低效，軍隊員額過百萬，土地兼併嚴重，百姓負擔重，怨聲不絕。

顯而易見，對於高踞生態鏈頂端的統治階級來說，王朝面臨的不過是小小的經濟危機而已，只要繼續全力壓榨底層即可，遠遠沒有到危及生存的地步，屬於瘡疥之疾，而非心腹之患，自然不願意冒巨大的風險來改變現狀，於是乎，皇室首鼠兩端，舊黨極力反對。

王安石屬於那一類既能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又能洞察未來趨勢的人物，早已察覺到北宋王朝內部的巨大危機，但是，卻只能對牛彈琴，得不到皇權和官僚系統的真正的理解和完全的支持，這，纔是變法失敗的深層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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