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大运河并不是从零起步的，邗沟和江南河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时期开凿的。永济渠前身是曹操下令开凿的白沟，引黄河水入卫河，主要走的是卫河河道，通济渠的水网自战国至两汉一直不断在扩展延伸。到了隋朝只不过是国家历经几个世纪分裂战乱，再次统一后做的一次系统性整修以及打通疏浚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南迁土地荒芜；南方相对安静，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北方仍是经济重心，但南北经济趋向平衡，扬州、苏州、杭州、建康等南方城市相当繁荣，鱼米之乡活力已现。隋朝与西魏、北周政治上一脉相承，均是关陇贵族八大柱国创建，定都长安，对抵御西北方的劲敌外患很方便，但关中人多地狭、粮食供不应求，需要大量转漕南方米帛，开通运河就是当务之急了。

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有利于运送粮草用兵高丽，终点在杭州可以南粮北调供应京师，最后由洛阳西给长安，这种格局长安三百多年，至唐末五代经济重心南移为止。长安是政治中心，宗庙陵寝所在，权力中枢；洛阳是经济中转站，隋唐陪都，中原重镇、运河枢纽。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苏州、荆州、广州、幽州、汴州、明州、洪州等城市是唐代的大都会。隋炀帝雄才大略，南下灭陈，统一全国；开通运河，泽被后世，可惜加重了人民负担，拖垮了国力，隋朝二世灭亡，为人作了嫁衣。

杨广做皇帝前在扬州做了九年总管，不会在短短的帝王生涯里那么迷恋扬州，更谈不上什么虚荣心。隋朝政治中心在长安，经济中心在扬州，但当时东北的高句丽、西北的突厥都对政权形成了威胁，一再用兵，多次下江南一是为保障钱粮供应。二是隋朝是从后陈手上夺取的政权，江南一代正是后陈的势力范围，开筑江南河也是稳定江南士大夫人心的需要。三是杨广的势力范围在扬州一带，陇西集团正是利用这点在背后搞鬼，他在长安没待几年，下江南也是从自身安全考虑。杨广在扬州的行宫早在他当皇帝前就建成了，后来做了扩建而已，其规模比清代康熙乾隆的行宫要少的多，也小的多。看待历史人物不能光凭后人的评说，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综合评价。

南陈是杨广灭的（尽管是名义上的），所以杨广把东南作为自己的发家/龙兴之地，而且此地独立于帝国管辖近300年，文化上、精神上、经济上与新生的帝国格格不入，急需要全方位地与帝国加强联系，而交通就是一切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杨广迁都洛阳的动机（跳出关陇势力范围，与关东贵族接近，打击关陇贵族集团）。杨广本是千古一帝，可惜太过急躁，结局比始皇帝还糟糕（秦隋相似，隋炀帝与始皇帝也有可比之处）。

京杭大运河其实是将历朝历代开凿的运河连成片，最早只到洛阳，还来为了打高句丽才修到了北京。秦始皇征岭南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罪在当代，功在后世。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征岭南:导致秦二世而亡。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导致隋二世而亡。大运河的开凿是利在千秋的伟业、它利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只是当时隋朝的国力没有达到全线贯通的条件、才导致民怨与民乱！但放眼历史长河看运河的贯通对隋以后民族的大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