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會死，不變法，也會死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農民抗議已經拉鋸了三個星期。農民和政府之間的五輪談判都宣告失敗。在憤怒的口號聲中，莫迪的畫像被燒燬。警方出動水炮車和催淚彈，不僅沒有成功將農民“勸退”，反而火上澆油。

11月26日開始，爲了反對9月20日通過的三條農業改革法案，來自“印度糧倉”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的農民們開着拖拉機甚至步行來到新德里郊外，數十萬農民在首都圈的6條主要高速公路上安營紮寨。

有人準備好了四個月的口糧，架起幾十個露天廚房做飯喫飯，晚上睡在路邊或者拖拉機和貨車下，誓要跟莫迪政府“持久戰”。抗議農民還搭起帳篷，用來祈禱，建圖書館和提供免費醫療服務。75歲高齡的婦人卡爾內爾·考爾從旁遮普邦一路跋涉200英里前來抗議，她告訴記者“只有莫迪撤法，我們纔會回家。”

“自由市場機制”

農民的怒火指向的三項農業改革法，分別是：《農產品商貿（促進和便利）條例（2020）》，《基本商品（修訂）條例（2020）》和《農民（賦權和保護）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協議條例（2020）》。莫迪稱這一改革是“這個國家邁出歷史性的一步”，將會讓農民獲得長期收益。

“自由市場機制”是莫迪想要的進步，卻也是小農之怒的導火索。

在印度，有近60%的人口依靠農業維持生計，包括自耕農，無地勞動者和無地佃農。幾十年來，農民必須在州農產品市場委員會（APMC）的拍賣會上對買家出售他們的農作物。政府會給買家設立監管門檻，每年春秋兩次對大米，小麥，豆類，洋蔥等23種必需品作物設定最低價格（MSP），相當於一層保護罩讓農民免受不利天氣條件或市場操縱者造成的價格波動影響。農民得到的價格至少能是生產成本的1.5倍。抬高最低支持價格（MSP）也被視爲討好農民選票的利器。

圖源：AFP

而新法要做的，是鬆開“政府的手”，給貿易鬆綁。農民以後可以自己決定賣貨價格，可以直接把農產品賣給食品雜貨店、連鎖超市和網店等私營企業，還不用交稅。印度農業部長納倫德拉·辛格·托馬爾(Narendra Singh Tomar)表示，減少交易障礙能確保農作物的合理價格和利潤，還能促進投資和農業科技的進步；他還口頭承諾會保留最低支持價格。

市場化聽上去很美好，但印度小農十分警惕壟斷巨頭的出現。目前階段印度6億農民中，86%是耕地面積小於2公頃的小農，一旦失去政府的農產品最低價格保護，他們將在自由市場直面對擁有買方市場地位的大企業。面對買方壓價，農民爲了儘快賣出作物，被迫“內卷”賤賣自己辛苦種出來的作物。而大企業轉手就能把這些農產品在全國各地的零售市場高價賣出，甚至引發通貨膨脹。

此外，佔有耕地且資本雄厚的企業還能通過掠奪性定價，迫使入不敷出的小農破產，趁機收購農民手裏的土地。對於農民，土地往往是他們唯一值錢的資產和生活寄託，一旦被迫賣地，他們只能變成租賃他人土地的佃農，或者去打零工。除此之外，失去土地，也往往伴隨着尊嚴感的坍塌。

比起農民，佃農的處境更爲被動，他們不會被政府登記在案，拿不到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支持，身份也不被土地所有者正式承認，生產經營完全自負盈虧。他們每年付給地主固定數額的土地租金，在一些邦，還要上繳部分農產品。一旦農產品市場價格出現波動，佃農最容易陷入債務陷阱和自殺。2018年，一項針對692名自殺農民的調查發現，其中75%的自殺農民是佃農。

走上絕路

農民自殺，是印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備受詬病的社會頑疾。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2019年的數據，死於自殺的農民或農場工人高達10281名，佔2019年自殺死亡總人數(139,123人)的7.4%。從1995年到2014年就有近30萬農民自殺。在過去5年裏，旁遮普的農民自殺率增長了12倍以上。

“封鎖殺死了我父親。”22歲的拉什帕爾辛格(Rashpal Singh)告訴記者。爲了控制疫情傳播，印度也實行了大規模封鎖，並連續三次延長了解封期限。在新冠到來之前，拉什帕爾的父親就已經負債累累，家裏1英畝的棉花田產量只足夠支付種植的成本；疫情也讓他父親丟了公車司機的兼職。封鎖的副作用還有農業勞工的薪資上漲，達到原來的兩三倍。由於農作物沒法運出去賣，農民只能銷燬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水果和蔬菜，或放火焚燒農場。

農民自殺率居高不下的背後，是小農經濟沉重的成本。

“印度農民生在債務中，生在債務中，死在債務中，遺贈債務。”這是英國作家馬爾科姆·達林爵士在1925年寫下的。2014年國家抽樣調查組織（NSSO）發現，52%的農民家庭負債累累，每戶的平均債務爲70580盧比，而他們的年收入只有77,112盧比。運氣好還得上債的時候，基本上收支相抵，一年白乾；運氣不好遇上極端的天氣和蟲害歉收，只能債臺高築。雖然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貸款減免計劃，農業信貸增加了一倍，但農業債務並沒有減少。

由於銀行手續費多，農民往往會去找私人貸款，即高利貸。2011年的紀錄片《苦澀的種子》展現了惡性循環是如何開始的。種子公司向農民兜售轉基因棉花種子，謊稱產量能翻倍，還需要搭配殺蟲劑和肥料。農民拉姆.克利須那.庫普爾瓦以三英畝地爲抵押，以每個月7%的利息貸款，光是購買種子和肥料就花了890盧比。農業成本和價格委員會的研究證實，在近十年中的前五年裏，多數作物的耕作成本上升了近四倍。如果播種之後不下雨，種子就廢掉了，要重新播種；如果雨水過多，種子又會陷進泥土裏。因此，拉姆的棉花田先是荒廢了一批種子，重新播種後又遇上粉蚧蟲害，損失過半。還不上貸款，放貸人要求“利滾利”，拉姆下一年的收成也歸放貸人所有，直到他還清貸款，否則就要收地。

紀錄片《苦澀的種子》主人公農民拉姆 / bilibili視頻截圖

另外，成千上萬的村莊與主要道路或市場沒有連通，運輸和營銷成本也壓到了農民頭上，這部分成本吞掉了他們總收入的15%。牛車路一到雨季就不通，加上儲存設施不完善，農民只能立刻清倉大甩賣，以當時的市場價賣給當地貿易商和中間商。高成本，低迴報率造成的中低收入陷阱，抵消了農民從政府利息補貼中的獲益。平民黨(AAP)全國召集人，同時是德里首席部長的Arvind Kejriwal批評印度人民黨（BJP）所謂的“農民將能夠在全國各地銷售他們的產品”是一句空話，他認爲至少應該告訴農民應該賣到哪裏，而不是讓文化和經商能力都很有限的農民坐等大商人來低價收割。

“農民沒有尊嚴。我們經常陷入困境。”拉姆有一個待嫁的女兒，他已經沒有任何錢給女兒支付嫁妝。如果拉姆的女兒嫁給教師或文員，拉姆至少要拿出上百萬的嫁妝。在拉姆生活的特倫塔克裏村，每個月都有三四個農民自殺。

存在完美的制度嗎？

然而，農民以爲可以保護自己免受大企業剝削的那套老規矩——“最低支持價格（MSP）”真的靠譜嗎？

MSP運行了幾十年，卻並沒有寫進法律，也就是政府並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以MSP從農民手中購買農產品。Shanta Kumar Committee在2015年的報告聲稱，全印度只有6%的農民以最低保證價格賣出了他們的農作物。過去十年來，除了小麥和水稻之外，大部分作物的MSP增長率和出廠價格都呈現下滑趨勢。歷屆政府對於提高農產品採購最低價格淨額一直猶豫不決。在產量方面，2020年更新的數據中，小麥和稻穀的邊際產量增長率也滑落到過去10年的最低水平，分別爲2.6%和2.9%。

最近10年最低支持價格MSP的波動曲線

圖源：indiatoday

莫迪變法，想要取消“中間商賺差價”的說法也並非沒可取之處。儘管原有的MSP體系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農民，但他們仍然備受盤剝。大地主和商人或“佣金代理人”仍把持着話語權，掌握代理銷售、組織倉儲和運輸，甚至融資的權力。中間商多出來的這部分成本又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因此，基於MSP的採購已經讓整個農業經濟沉痾難愈，在政府財政喫緊的情況下，改革的必要性是顯見的。

今年4月以來在印度擴散開來的新冠疫情惡化了印度小農原本艱困的生活，這也是莫迪政府推出農業改革方案後，大量農民激烈反對的原因之一。

莫迪曾經提出要在2022年之前讓農民的收入翻倍，2025年要讓印度成爲規模達到5萬億美元經濟體等目標。然而疫情打擊下的經濟衰退即將讓這些承諾落空。今年的第二季度，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收縮23.9%，創歷史新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印度的人均GDP至少到2022年底纔會恢復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印度是GDP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 網絡

農民對政府的信任，也瀕臨破裂。“我們不信任大企業。自由市場在腐敗少、監管多的國家起作用。這在我們這裏行不通，”抗議活動的主要領導人Gurnam Singh Charuni告訴BBC。

引發爭議的，還有印度聯邦議會通過這三項法案的程序。在疫情告急的時間點，法案沒有經過討論就用口頭表決的形式倉促通過了。此次立法的目的也因此遭到農民團體和反對派政客的質疑：執政黨是不是爲了選舉資金，向大企業輸送利益？目前，至少有25個政黨和商貿團體爲抗議撐腰。對此，莫迪在12月15日的發言中指責反對派誤導農民。

旅居加拿大的印度計算機工程師特里帕蒂告訴世界說，他贊同莫迪政府的改變，因爲印度的農產品交易步驟已經過於古老。他也相信以莫迪目前的民意基礎能繼續獲得足夠的選票，抗議農民的阻力有限。

大規模阻路抗議的影響持續發酵，已經對印度北部的製造業和商業造成了衝擊。擴散到印度全國2萬個地點的農民抗議聚集也讓人不得對印度的疫情再度揪心。截止發稿前，印度累計報告病例9,956,557宗，其中144,451例死亡，是感染病例數量全球第二的重災區。新德里正陷入第三波疫情。

印度斯坦時報稱，週五下午2點左右，莫迪將在中央邦農民會議上宣佈邦政府給350萬農民的166億盧比撥款。同時，農作物損失的救濟款也將會發放到農民手中。從目前的情況看，莫迪是鐵了心變法，農民和反對派所期盼的“撤回法案”或許希望渺茫。（文/吳宋恩 責編/袁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