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打車app爆出惡性事件，到外賣平臺“擠壓”騎手，再到某公寓平臺爆雷，互聯網平臺企業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被關注，學界也一直在關注平臺企業和社會的互動關係。最近，由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主辦的“平臺、技術與傳播國際研討會”在京舉辦，試圖討論平臺經濟的現狀和未來。

　　打破“平臺”概念才能跳出不平等體系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邱林川教授首先分享。他梳理了平臺的發展歷程，在21世紀之初，人們對新聞門戶網站這類平臺還抱有美好的想象，平臺被神化爲一個政治中立、經濟平等的世界。

　　然而時過境遷，問題日益暴露，平臺開始成爲被批評的對象。在這裏，勞動者被壓榨，消費者被欺騙。但邱林川試圖反思這種氾濫的批評。他說，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所有的平臺都會追隨資本的邏輯，也有一些公衆參與組織的平臺，例如維基百科等，靠的是公衆的集體參與生產知識。

　　邱林川認爲，平臺這個詞只有被打破，才能跳脫出不平等的社會體系。他認爲，我們可以用Utilities、Public service media、Commons再建構對平臺的理解。這些概念的引入是一種對公共性的引入，指出了平臺並不一定皈依資本的可能。

　　邱林川希望跳出傳統的研究框架，指出“世界地方主義”的發展視角。 不同於“全球地方化”強調自上而下，從全球滲透到地方的文化過程，“世界地方主義”強調資源的共享，實現共享的制度。世界地方主義可實現一種將小規模的韌性社區，同開源運動的社區形式進行有機結合，實現一種“設計全球化，製造地方化”的“另類”平臺的種子形態。邱林川認爲可以從地方政府着手，讓地方政府看到這類平臺的作業，積累經驗，迎接資本主義平臺內爆危機之後的可持續發展。

　　邱林川說，這種想法並不是一種烏托邦，在現實生活中，GitHub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他繼續說，當今推動政府治理的社會運動的侷限性在於，人們日益陷入身份政治的對立之中，運動的訴求依然要指向政府，而很多政府都面臨着被資本控制的困境。

　　“新自由主義的保守觀點認爲，另類平臺只是資本主義內部的補充和文化多樣性的表現形式；激進左翼則認爲它們能在短時間內帶來資本主義的鉅變，”邱林川說，“而改革派的立場比較溫和，他們看到主流平臺之外的危機與機遇，他們認爲平臺可以利用科技，對資本進行內外結合的改造，從而實現資本爲公共利益和政府服務，而政府爲社區服務的新形態。”

　　外賣平臺從“引導協商”到“強制壟斷”的算法生產

　　社科院新聞所的孫萍以外賣行業爲例，關注算法對於平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孫萍研究了數字平臺的算法生產過程。例如，在平臺配送時長算法的嚴密計算中，時間和空間發生了摺疊，“快一點、再快一點”的目標精準到每個配送員的身上。

　　孫萍不僅關注數據科學裏的算法，也關注社會科學裏的算法，即關注算法所形構的社會權力關係以及算法與日常生活實踐的關係。孫萍使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這個理論有三個核心概念：行動者（agency），轉義者（mediator）和網絡（network）。“網絡”並不單純指代互聯網或社會網絡理論，它指代一種本體論的認知，具體說來，是一系列行動的組合體，網絡的參與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包括信息傳播技術、物流鏈、交通工具等在內的非人行動者。

　　孫萍發現，平臺的“算法初轉譯階段”主要是培養人們喫外賣的習慣。無論是消費者和商家，還是物流、交通、網絡都會被捲入這個階段。算法在這個階段也經歷了從人工派單模式到系統派單模式，再到雲端分組派單模式最後到深度學習智能模式的轉變。

　　算法的“加速生產階段”引入了更多的速度與競爭。2017年以後，外賣半臺迎來爆發式發展，競爭也日趨激烈。在此期間，平臺間核心的競爭變成了對“按需服務”的強調，高效便捷成爲了強制要求。比如有“XX外賣，送啥都快”的廣告詞，或者如果騎手沒有按時到達，就有賠付的政策。

　　接下來，平臺進入了算法的“壟斷生產與黏性使用”階段。平臺推出了多樣服務，如靈活的配送模式和更廣的服務領域。進而形成了一種獨家經營權制度，即站隊經營，流量傾斜，黏性培養。最後剩下的兩大外賣巨頭形成了一種鷸蚌相爭沒有漁翁的市場格局。

　　孫萍認爲，外賣平臺的算法空間生產牽涉到不同的利益角逐、資源爭奪和權力關係的變化。展現了一種從“引導協商”到“強制壟斷”的過程。

　　互聯網平臺勞動中的職業性別隔離

　　北京建築大學文法學院梁萌發現互聯網平臺勞動展現了一種顯見的職業性別隔離現象。例如，家政業主要以女性勞動者爲主，女性從業者約佔95.5%，而外賣行業主要以男性爲主，男性從業者約佔90%。

　　她舉例說，外賣平臺的爭搶訂單的派單遊戲迎合了男性喜愛競爭的行爲特徵，此外，平臺會給搶單較多的外賣女騎手貼上“女漢子”的標籤，塑造了人們對於外賣行業的刻板印象，這導致一部分女性主動將外賣員職業的可能性排除。

　　梁萌也回顧了性別意識的相關研究。在城鄉流動就業早期，形式上打破了傳統性別分工，但資源分配本質仍然是傳統路徑。外出打工以男性爲主，留守女性從事農業活動；在世界工廠時期，工廠利用傳統女性身份與文化，以軍事化管理與傳統父權制男性氣質高度一致的強硬性、攻擊性的監管方式，構建出一代順服、溫情的打工妹羣體。

　　在家庭內部，經濟自主性使女性開始具有話語權，男性則在自身邊緣經濟位置的結構性制約下做出了實用主義的男性氣質妥協。而到了現在的平臺勞動時期，則形成了一種“外賣小哥-家政大姐”的職業性別隔離。

　　梁萌此次的研究問題便是這種性別隔離是否全然是傳統的延續？她試圖在“具體情境”中的回答這個問題，強調個體身份的多元性、情境性和主體性。

　　梁萌發現，新生代的農民工往往成爲了平臺經濟的勞動力蓄水池。新生代男性農民工往往是由祖輩照料大的留守兒童，祖輩受到傳統性別意識的影響，使得女童更多負責承擔家務，男童在成長過程中總能夠享受閒暇娛樂。這使得新生代的男性農民工有着嚮往自由、不確定性較高、頻繁跳槽的新特性。這恰好與平臺的勞動環境比較契合。

　　從“外賣小哥和家政大姐”的勞動形象建構來看，平臺用工使性別身份和年齡身份成爲關鍵要素，也是人們形成對該職業勞動者主流認知的重要基礎。企業形塑和主流認知又反過來影響潛在勞動者的職業選擇。

　　因此，梁萌認爲職業性別隔離並不是自然的延續。通過固化已有的分工，建構性別化的職業氣質，建立懲罰越軌者的機制，職業性別隔離得以形成，是客觀工作條件和平臺主觀建構的雙重後果。

　　特別是對於需要從頭開始建構穩定勞動者隊伍的外賣業，通過以上一系列機制，與作爲潛在勞動力“蓄水池”的男性新生代農民工羣體更具傳統男性性別氣質、嚮往自由、適應不確定性，排斥枯燥單調的機器生產等“新特性”產生呼應，從而將他們順利吸納進來。

　　最後的結果是，平臺勞動看上去是新型用工模式，但是內核卻是傳統的“男耕女織”，是性別隔離。

　　對於平臺的相關討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陳陽教授評議道：首先要界定平臺這個概念，比如首先要釐清網絡數字中介平臺和經紀公司有什麼區別，背後的機制是什麼。此外，在數字平臺時代，一些行業平臺已經形成了雙寡頭的壟斷，比如外賣平臺的市場份額絕大部分由兩家掌控，而我們不得不在平臺上生活，每個人都需要認真考慮自己和平臺的關係問題。

　　社科院研究員卜衛評議了性別相關的研究。她說，技術從來都不是中立的，中國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性別歧視”的定義，我們需要在法律中明確這個概念，也需要建立起性別相關的媒介素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