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文卿，轉載自《南方週末》

俞敏洪快速在本子上畫下一個圓。

他很快接到下一步操作指令：在圓的內外隨意畫一些線條，可以畫“任何東西”。

俞敏洪低頭盯着自己的圓，遲遲不下筆。15秒後，紙上依然只有一個圓。在接下來的30秒裏，手裏的筆終於動了，潛意識裏的畫面出現在紙上。

他畫的是一個在路上滾的車輪。他說：這是圓和線組成的輪子，帶我去向地平線外的遠方。

這非常俞敏洪。

地平線經常出現在他腦海中，它或許代表某種自由意象——經濟自由、精神自由，以及人生自由。

但在五歲時，他的人生方向就被規劃好了，母親希望他長大後當個“先生”。

 “先生” 

俞母口中的“先生”就是農村的教書先生。

“老師很受農村老百姓的尊敬。農忙的時候，老師不用下地幹活；當老師從村子走過時，村民都要站起來跟他打招呼。”俞敏洪理解母親是不想讓自己過一輩子“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生活，想要自己更體面地活着。

於是俞母從不給他買玩具，只買書——不認字的時候就買連環畫，認字後就讓他看姐姐的書。隨後進入學校，一直唸到高中。

高中英語老師向全班同學描繪了一種大家從未見過的“遠方”：

“我知道你們一個都考不上大學，但我依然要求你們每個人都去考大學、都去參加高考。當你們未來拄着鋤頭在田地間看天上白雲穿過的時候，你們一定會想起來，自己曾經爲了改變命運而奮鬥過一次，儘管這可能是一次失敗的行動。”

這句話打開了俞敏洪對未來堅韌不拔的想象，他的車輪動起來了。

但生活真實得很——當年，全班同學果真無一人考上大學。只有俞敏洪鍥而不捨地考了3年，最終考入北大。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成爲真正的老師。同一年，中國有了第一個教師節。

十八年後，終成“先生”。

▲大學時的俞敏洪

2020年12月初，俞敏洪前往雲貴山區多所學校進行鄉村教育調研，他問孩子們：“我們爲什麼要讀書？”

不等孩子們回答，他自己先說：“因爲讀書讓我們成長，讓我們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他自己就是答案。

俞敏洪站在鄉村小學的操場上，同孩子們講起自己辦了一所學校叫新東方，“有1400多個教學點，每個教學點就相當於一個學校。”孩子們發出“哇哦”的聲音。等這陣驚歎聲過去，他繼續說——

“但我小時候和大家是一模一樣的，在農村上學。”

他在爲村小的孩子們描繪一種可抵達的遠方和不設限的人生。但自己卻憂傷地認爲，村小（以行政村爲佈局依據和單位的村落小學）本身“沒出路了”。

 不可逆轉 

“村小消亡大概還有10-20年吧。”俞敏洪判斷，村小未來終會併入鄉小與鎮小——超大村莊除外，因爲它們的建制規模或接近鄉鎮。

那些在校人數僅有30-50人的村小，既留不住優秀的鄉村教師，也不利於教學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教學管理。在俞敏洪走訪的雲南楚雄州元謀縣，約30人規模的村小就有3個，村小之間最遠車程需要1個多小時，由於交通不便，有的家長需要載2-3戶孩子，一起送去上學。

隨着鄉村青壯年人口進一步向鄉鎮和城市流動，這些不足百人規模的“麻雀小學”命運飄搖。“離土潮”之下，是逐漸空心化的鄉村和村小。

2001年，中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撤點並校”，撤銷大量農村中小學，把學生集中到鄉鎮級學校，中國農村教育格局由此發生鉅變。

2000年到2010年期間，我國農村平均每天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相當於每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村小去留的爭議不斷，話題持續發酵二十年。

2012年，國家發文要求“制止盲目撤併”；2015年，又進一步提出“慎重穩妥撤併”。這時候的俞敏洪是保留村小的堅決支持者：“我當時認爲村小不應該消亡，政府必須不惜一切力量讓村小辦下去。”

從村小的發展歷程來看，它的發展和存續都依託於國家力量。農村教育面廣量大，一直是中國基礎教育的大頭。但近幾年的鄉村教育實地調研，讓俞敏洪看到了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下鄉村小學衰敗的不可逆轉性，他不得不承認，“（人們）沒有辦法阻止這個趨勢了”。

在貴州遵義正安縣田字格興隆實驗小學僅有的71名學生中，三分之二是留守兒童，三分之一的家庭離異——“他們回家後，爸媽也不在家”，這場景讓俞敏洪心痛，“鄉村已經不完整了。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畫面不再存在，中年人出去打工，慢慢地，整個鄉村的社會結構就被消解掉了。”一代人湧向城市，無人回望故土。

他記憶裏向母親討要連環畫看、在母親規定時間裏完成家務、田務再讀書的畫面，很難在這個時代重現了。

▲ 成立於1950年的江西省黎川縣熊村鎮極高小學坐落於大山深處，到2019年9月，極高小學只剩下一名老師和唯一的學生。這是個剛上1年級的孩子，父母不在身邊，長期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攝於2020年12月6日。新華社/圖

不僅如此。鄉村兒童不再是文化意義上的鄉村兒童了。

鄉土文化正無可避免地走向凋敝。鄉村兒童不瞭解農村，也未勤於勞動，他們失去了精神上的根，漂浮在鄉村時間和空間裏，奮力想要去往城市，卻翻不過一座又一座的山。

如何理解這鄉村的寂靜？就像隕石進入大氣層時，呼嘯着、爆裂着、急速破碎。但在地球的大氣層之外，星空依舊不聲不響；在地球生活的人們，依然無知無覺。

俞敏洪對此沒有驚訝。他聽到了這寂靜下的巨大聲響，便把它描述與釋放出來。他以政協委員的身份連續多年在兩會提案，建議關注並改善鄉村教育。

他每年奔走鄉村，有據可查的鄉村公益最早可追溯到2002年新東方在陝西合陽縣同家莊鎮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學。當時媒體都稱俞敏洪是“中國教育界最富有的人”，想要出國留學的學生無人不識俞敏洪，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直在接近鄉村教育。

▲ 2002年8月，新東方在陝西合陽縣同家莊鎮建了第一所新東方希望小學。圖爲新東方夏令營主題活動。

近年他親自帶隊調研鄉村教育，與校長溝通、跟老師座談、爲孩子演講。他最先聊起的問題往往無關學校——譬如村子規模與人口、村民流動性、學校數量、交通距離等，甚至還有離婚率。但這些線索無一不指向鄉村學校的命運。

“你不在鄉村奔走，就不會知道現在是什麼情況，判斷就會失誤。”俞敏洪解釋說。

俞的老家是江蘇江陰，這裏走出過徐霞客。俞敏洪欽佩他的自由，欽佩他一旦對某個地方有好奇心，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往哪個地方走，非要親眼看一看”。俞敏洪多少受到他的影響，對事物抱有眼見爲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在2020年末的調研中，他4天行進2000多公里，跨越雲貴兩省，探訪七所鄉村學校；不等天亮就出門，早餐在路上喫，午餐時間也可以省——與老師座談的時候填兩口麪包就行。每天在路上的時間超過6小時，這是他用來整理實地調研所獲的信息、記錄當下思考的時間。

臨走前，俞敏洪主動加鄉村學校校長微信，並再三囑咐：有什麼困難或需要幫助的地方，告訴我。

既然村小的消亡是必然的，他又能做什麼呢？

 找路 

被調研的學校很快把困難梳理了出來：

自來水使用困難，需要打一口井；缺5塊LED顯示屏；缺體育設備，譬如乒乓球桌、乒乓球、籃球、羽毛球等；音響設備過於陳舊了；需要培訓老師，需要培訓老師，需要培訓老師——重要的事情，每個學校都提了一遍。

“距離消失的時間還很長。所以新東方對村一級的小學老師、初中老師的培訓就成了未來的重點。”俞敏洪說。

鄉村學校怕極了刻板空洞的教學培訓，他們需要更務實的教學輔導——需要有人手把手教他們拆分知識點，需要有人分享解題技巧，包括一些與學生互動的技巧，對學生心理的把握等。

“你就告訴我動名詞到底怎麼講。”鄉村教師的需求就是這麼直接。這些恰好是新東方擅長的部分。

▲ 俞敏洪與貴州畢節地區的孩子們在一起。2004年9月，新東方向貴州省畢節地區捐資100萬元，設立獎學金。同時在畢節開展“教育扶貧”工程，對當地中小學英語教師進行免費培訓。

新東方大規模師資培訓自2005年開始，在暑期選派優秀教師爲甘肅定西市安定區的英語教師進行培訓。次年中考就亮出了效果：英語單科合格率比2005年提高了6.5個百分點，平均成績提高了9.9分，2006年高考，英語單科及格率上升了9.93個百分點，平均成績提高了4分。

一切培訓效果均以成績來檢驗。“成績對他們依然重要。沒有成績，最後哪有前途？”俞敏洪直言不諱。但他現在想把肖詩堅和康健的理念也植入培訓內容。

在2020年的鄉村教育考察中，俞敏洪有意探訪了兩所創新學校，其中一所是貴州正安縣田字格小學，定位爲“大山裏的未來學校”，校長是肖詩堅；另一所是雲南楚雄州分衆美麗小學，倡導“生活即學習，學習即生活”，校長是康健。

肖詩堅原是某跨國公司中國大區市場總監，畢業自北大社會學系。田字格本是2010年由她一手創辦的公益機構，田字格小學纔是她真正推行“鄉土人本教育”改革的試驗田，始於2017年。

調研小組關於這所學校的基本認知來自於在讀學生。

6年級的宋坤講述了學校的基本歷史和建築構成，5年級的陳豪婷把學校的藏書情況以及一所特別的廟宇式建築——立人堂的作用娓娓道來，“我們會在裏面上一些課，比如公共議事課、鄉土課、生命課、興隆大舞臺等。公共議事課主要是討論一些大事，比如校園公約。”

“所有人都參加嗎？”俞敏洪問。“是的。”陳豪婷答。在田字格，“師生能否在教學區喫零食”就是一條需要被討論的校園公約。

▲ 2020年12月8日，貴州正安縣田字格小學，學生志願者宋坤和陳豪婷在爲俞敏洪講解立人堂建築。

學校的讀書廊、百草園、開心農場、手工作坊等空間都是由小學生領着俞敏洪一行進行參觀和體驗。在師生同耕的農場裏，孩子們對地裏耕種的各類蔬菜表現出熟悉感，這讓俞敏洪內心又生出悲哀來——這本是農村孩子們應該知道的生活知識，鄉土社會的瓦解將農村兒童的經驗優勢消磨殆盡。

這也是肖詩堅創辦學校的原因，“我們的教育離孩子的生命越來越遠，鄉村孩子也離我們的教育越來越遠。”鄉村教育如果跟着城市跑，永遠也跑不贏。這是不少教育專家的共識。

田字格小學最核心、最具特色的課程是鄉土課。課程設計將數學、自然、農耕結合在一起，打破了學科的界限和壁壘。所以你能看到孩子拿尺子丈量土地、記錄數據、劃分耕種面積，他們甚至會用思維導圖來做結課作業。

但如果你看到五六年級學生在寫小論文並進行答辯時，上面的場景似乎也沒什麼可詫異的了。

在這裏，老師不用告訴他們“學習有什麼用”，因爲他們正在用學習所得的能力進行生活。俞敏洪評價肖詩堅的探索“意義重大”，欽佩於她長期遠離都市生活，奮不顧身投入村小創新教育的舉動。對任何人而言，這都不是個容易的決定。

2019年5月，畢業季前夕。一羣六年級的孩子找到肖詩堅，問校長：能不能再多讀一年？因爲我們學校和其他學校太不一樣了，我們不想離開。

肖詩堅內心是巨大的喜悅和感動，一方面更確定“要把這事兒幹下去”，另一方面也意識到“沒有退路了”。

但困難不會被感動消融，它還是像座山一樣巍然不動——肖詩堅缺老師。沒有好老師，創新教育試驗和71個孩子都會被困在羣山之間。“真正能讓孩子發生改變的依然是老師”，這是俞敏洪和新東方上下的共識。

目前田字格小學的專業教師資源不足，主要靠義工和支教人員支撐教學。所以田字格對於支教時長的門檻是三年起，這個要求“很苛刻”，排除了絕大多數的支教人員。分衆美麗小學也同樣面臨着“志願者學校”的尷尬，這意味着他們很難被快速複製。

俞敏洪最後問了肖詩堅一個問題：你覺得中國鄉村教育有出路嗎？

肖詩堅愣怔了，似乎沒深想過這個問題。俞敏洪安靜地等了她10秒鐘，肖詩堅緩緩地說，“艱難，特別艱難。無論這條路的曙光在哪裏，都需要有一些人知道，路就在腳下。”

肖詩堅不確定這是不是出路，但北大錢理羣教授的話，被她放在了心上：“你做的這件事，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不是幾個人能完成的，你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 2020年12月10日，雲南楚雄州分衆美麗小學，俞敏洪爲孩子們帶來一堂詩歌課。6年級的李美鳳現場寫道：在煙霧飄渺的樹林中採菌子的奶奶，像縮在土裏的石頭。俞敏洪拍手叫好，說這是雲南孩子才寫得出來的詩。

 託底 

與俞敏洪不一樣，肖詩堅家庭優渥，自小在城市長大。當選擇教育公益方向走下去時，她和俞敏洪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嘗試。

“我們的出發點不一樣，她是希望拔高，希望像指路明燈一樣爲鄉村教育提供一種出路。”俞敏洪語速很快，“我是希望託底，我不希望鄉村教育衰敗成那個樣子。”

託底這個想法是什麼時候有的？大約從新東方進入K12市場開始。當時俞敏洪給新東方做了兩個設定，“一是爲公立學校拾遺補漏，二是爲學習跟不上的孩子提供服務。”

一段時間裏，俞敏洪常常在內部反思新東方K12做得還不夠好。這不是世俗意義上的“好壞”評價，“不是說新東方K12做得不大、老師質量不好，也不是沒有提升學生成績。而是說把這件（基礎的）事情和中國命運聯結起來思考時，我們做得還不夠好。”

同樣在做基礎教育，俞敏洪總是那個想要“與衆不同”的人，無論是企業的選擇還是人生的選擇上，他都不想平庸。

於是俞敏洪跟團隊討論，怎麼把新東方老師和新東方教學方法送到農村去，而且要呈數量級地擴散，他對田字格也是同樣的期望。俞敏洪告訴肖詩堅：

“我很願意出錢、出人、出力去支持鄉村小學課程體系的研究和建設。但前提條件是，只要校長和老師願意，無需考慮他們的水平，這個課程體系都能被任何一所鄉村小學複製。”

俞敏洪將這種課程比喻爲“半成品”。早在2016年前往四川鄉村學校考察調研時，他就向團隊提出用線上授課的形式對西部地區進行教學支持的想法。

“一塊改變命運的屏幕”背後的故事，他知道得更早。在大涼山考察時，俞敏洪發現那些聽成都七中實驗班課程的農村孩子，根本跟不上。所以當2016年新東方第一次進入當地高中時，俞敏洪要求新東方老師對學生進行摸底考試，然後根據實際的學習水平來備課。

“俞老師做公益不是拍腦袋的，他有試點，也很謹慎。首先要確保教授的內容能真正幫到孩子，其次要確保學校的軟硬件是支持的。最後俞老師纔會把任務交給團隊，讓我們去實現它。”王學文說。他17年前入職新東方，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助理副總裁、新東方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俞敏洪熟知各種教學電子屏的迭代狀態，在雲南的一所鄉村中學，他一眼看出教室裏的電子屏“是特別老的一代”。俞敏洪甚至能很快推算出新建一棟教學樓的成本範圍，假如某些校長想以建樓之名大敲一筆竹槓，那是不可能的。

俞敏洪說，新東方要做正確的事。

四川那次公益課堂的嘗試成爲新東方“雙師課堂”的前身。次年，“雙師課堂”正式啓動，通過互聯網將優質教育資源輸送至貴州、四川、黑龍江、雲南、湖北、河北等省份的24個貧困縣高中的近萬名高三學生。

由擁有豐富高考授課經驗的新東方教師團隊爲遠端的學生講授高考英語、語文、數學、物理、化學五個科目的課程，幫助學生提升高考成績，進入更好的大學。新東方做過統計，經過一個學期的幫扶後，2018年參加雙師課堂的學校高考成績平均提升20%。

“我們一起通過雙師課堂磨兩三年，基本上就能讓當地教育質量有個質的提升。”王學文說。

2018年開始，“雙師課堂”進入村小，遍及甘肅、新疆、青海、四川、廣西等15個省市，84個區縣，覆蓋345所學校，受益老師達729人次，學生達34542人次。現在，俞敏洪要把“麻雀村小”也納入進來，“他們肯定非常缺英語老師”，他在觸“底”，並希望盡己所能托住它。

▲ 新東方英語雙師課堂進入陝西永壽的一所鄉村學校。

2020年12月21日，肖詩堅在北京重遇俞敏洪，兩人在新東方內部直播間進行了1小時的對話。肖校長把山區裏的未來學校又講了一遍，有初心、有夢想、還有不甘。

最後，俞敏洪“鼓動”新東方老師去田字格支教兩年。爲了調動最寶貴的“人力”資源，他提出支教兩年的工資不低於在新東方的收入，回來還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

同事都評價他是個記性很好的人，承諾有分量，說話會算數。其實俞敏洪不僅是向田字格“送人”，他想讓志願者把田字格和新東方的課程儘快複製到整個正安縣，甚至更大的範圍中。

 校長 

早就實現“先生”身份的俞敏洪，後來又很想當高中校長。

原因說來也簡單，“高中生是最容易被激發鬥志的學生，也最願意把三年的青春貢獻出來，爲了高考奮鬥。”俞敏洪在2019年4月首次公開提及要去鄉村學校做校長。

王學文後來分析：“俞老師想通過親自幫助一所學校，來看自己的設想是否能實現。把新東方的資源傾斜過去，看看到底能幫助多少孩子，能夠把升學率提升多少。”

2019年11月，俞敏洪受聘成爲貴州省黔西南州普安縣第一中學名譽校長。

新東方“量身定製”的雙師直播課堂，開始爲普安一中提供優質的教育內容，對當地教師的專業培訓也同時啓動。組織骨幹教師到新東方總部培訓，資助教師出國遊學……因爲疫情的關係，原本俞敏洪要開的英語課和勵志演講都改爲線上進行。

9個月後，普安一中在2020年高考的本科上線率從去年的26%提升至38%，上升12個百分點。各大知名高校的錄取通知書寄往這個縣城。當地沸騰了，普安一中的老師也無比激動。一位老師終於理解了大學導師的那句話——你們不是去教學生的，而是幫助他們走得更遠。

但俞敏洪還是遺憾，他覺得自己投入太少，否則本科率必能更高些。但他的時間實在不夠用。原本還想答應另一所中學做校長，但現在猶豫了。

▲ 2020年12月9日，名譽校長俞敏洪在貴州普安一中，爲學生帶來勵志演講。

2020年12月11日，俞敏洪從雲貴鄉村調研一回京，又馬上扎回新東方的管理事務中。“我現在還是個商人。”他異常清醒。

但身邊人能明顯感覺到他在參與公益事務時的開心。2007年，新東方出資5000萬，與共青團中央、全國學聯共同設立“中國大學生五四獎勵基金——新東方自強基金”。新東方連續10年，每年爲750名西部高校學生提供專項助學金，爲910名全國高校學生提供獎學金。

這個錢雖然是以集團名義出，但實際上是俞敏洪自掏腰包。

十年後的2017年，該活動再次啓動。新東方再捐5000萬，其中2000萬又是俞敏洪個人掏的。他依然無所謂的樣子，“自己有就分享，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面對無數需要幫助的人，俞敏洪有時候也沮喪心焦，自己做的那點努力，“就像一滴水進入沙漠”，似乎撼動不了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但你讓他什麼都不做，他也做不到。

所以即便知道村小的命運，他還是“活在當下”地幫助他們，不遺餘力地培養鄉村老師，哪怕村小沒了，優秀的老師永遠會被需要。

他建議鎮中心小學能在未來逐漸解決好住宿與交通問題，接納來自各村的學生。“只要學校的存在是穩定的，生源是穩定的，老師就會相對穩定。那麼剩下就是老師水平的提升工作和教育資源的配備工作——這些都不會太難。” 俞敏洪說。

2020年12月10日傍晚6點，夕陽西下，他無意走入雲南楚雄州元謀縣甘泉完小（有六個年級的完全小學），放學後寂靜的教學樓和在空地上玩鬧的孩子都籠罩在黃昏的溫柔中。孩子們不識俞敏洪，但仍笑鬧着跑過來，把他圍在了中間。

學生和校長都笑得真實，但這一切又美好地不真實；畫面被留在俞敏洪的記憶裏，以至於他回憶起來，連學校的名字都覺得是美的。

▲ 一張意外的合影：2020年12月10日，雲南楚雄州元謀縣甘泉完小，俞敏洪和孩子們在一起。

“如果鎮一級的小學弄好了，其實對孩子身心健康有很大好處。”俞敏洪感慨。

回北京一週後。2020年12月18日上午，俞敏洪與高管開會時總結目前自己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去農村考察，“說不定我哪天去考察後就不回來了”。

王學文聽到這話笑了笑，他沒覺得這是一句玩笑話，但也毫不擔心老闆轉身回到鄉野、不問世事。“俞老師通過做公益會發現更多需求，他會需要更多的錢，這會促使他必須把新東方經營好，只有這樣才能支持他去做更大的公益事業。”王學文認爲，“這其實是一種良性狀態。”

俞敏洪的確只是過過嘴癮，比較切實的願望是每年能有20天在鄉村考察，再多也很難了。

“新東方正在巨大的商業競爭網絡裏，如果新東方本身沒有在商業競爭中勝出的話，後面的事情就免談了。” 那個商人俞敏洪又出現了，他坦蕩蕩地說出了公益自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