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盛世是中國古代封建帝國時代的巔峯，歷朝歷代的中國人都以引以爲豪。然而創造出開元盛世的皇帝李隆基則譭譽參半，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少爭議。在李隆基即位之初，他勵精圖治，任用賢相姚崇宋璟，創造出了開元盛世的輝煌成就。可是到了天寶年間，他卻一改往日勤政的作風，逐漸沉迷到於奢靡的生活，在政治上也顯得越發昏聵。這種前後反差巨大的執政態度，也讓處於巔峯的盛唐危機重重，最後引發了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得唐朝由盛轉衰。很多人讀史書看到這裏不禁要問，爲什麼李隆基會產生如此大的變化呢？

歷朝歷代的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其結論也是衆說紛紜。大多數認爲李隆基是在取得了開元盛世後變得驕傲自滿，所以在政治上剛愎自用，聽不進朝廷大臣的合理建議，纔出現巨大的施政失誤，爲安史之亂埋下隱患。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顯得事實而非。看上去說中了其中的關鍵，實際上什麼也沒說。因爲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每個人都會有驕傲自滿的情緒。李隆基作爲皇帝，面對開元盛世這種歷史級的成就，有些自以爲是是很正常。這種事情只要是有卓越成就的皇帝都會經歷，但是像李隆基反差這麼大的卻極爲罕見。

畢竟治國這種事情，不是皇帝一個人的，而是唐朝朝廷整個政治體系的事情。即便李隆基沉迷於往日的功績不能自拔，但朝廷中還有宰相等各位重臣，不會眼睜睜地看着他墮落下去。實際上在天寶年間，朝廷中也有不少大臣對李隆基提出意見，但最終都沒有得到好的回應。反而在朝廷中出現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奸相當國的情況，爲安史之亂埋下危機。這樣的情況在開元年間也曾出現，但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對比這兩個時代的差別，可以從中看出唐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元時代最爲可貴的一項制度，在天寶年間被徹底放棄了。

分析李隆基在天寶年間犯下施政錯誤的原因，其根本來時在於唐朝廷中缺少了能夠管束皇帝的大臣。中國古代的大臣講究“匡君輔國”，這其實是對古代宰相的要求。其中隱藏了兩層含義，現代很多人都比較看重“輔國”，然而古代文人卻對“匡君”二字更爲看重。“匡君”就是指教育君主，管束君主的言行，讓君主在執政方面做正確的決策。只有完全做到“匡君輔國”的宰相，纔是古代的真宰相。開元年間的名相姚崇和宋璟都能做到如此，然而天寶年間的李林甫和楊國忠卻完全沒有這項素質。

在開元年間，姚崇和宋璟先後爲相，幫助李隆基創造了開元盛世。尤其是宋璟，他以正直清廉著稱，在執政風格上趨於保守，但卻成爲阻止李隆基任性妄爲的重要保證。李隆基作爲皇帝，本身也有很強的執政能力，所以在政治上往往是乾綱獨斷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後，他會有驕傲自滿的情緒，在政務的決策上就逐漸變得剛愎自用。這使得他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甚至出現任人唯親的現象，給國家埋下很多的隱患。每當這個時候，宋璟就會主動站出來阻止李隆基任性妄爲，甚至利用宰相權力駁回李隆基的決策，讓國家政務迴歸正常。

在宋璟接替姚崇爲宰相後，首先做的就是爲國家選材。當時因爲姚崇整頓吏治，使得朝中很多武則天留下的斜封官和親眷官，包括擁立李隆基稱帝的功臣都被外放出京，朝中大量職位空缺。宋璟在選拔官員時公正廉潔，唯纔是舉，受到百官的稱讚。尤其是在於李隆基發生意見衝突時，他敢於犯顏直諫，駁回其不合理的決策。他的這種風格雖然讓李隆基不喜，但仍舊被採納，所以朝廷政治清明，並沒有出現天寶年間那種腐敗墮落的現象。這種風氣也讓大臣們敢於向皇帝提出意見和建議，迫使李隆基在政治上必須做出表率。

當時宋璟和李隆基的關係，有點像貞觀年間魏徵和李世民的關係。當時的李世民也是沉迷於貞觀之治的功績，但有着魏徵時刻的監督和糾正，才讓李世民沒有走上任性妄爲的道路。魏徵去世後，李世民在討伐高句麗上決策不當，自己檢討時也懷念魏徵能及時指出他的不足。

李隆基在取得開元盛世的成就後，由於人性使然也出現了剛愎自用的毛病。宋璟在世時多次規勸李隆基，使其有所忌憚和收斂。對於朝廷中的腐敗現象，宋璟也絕不手軟，甚至因開罪李隆基而罷相。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維護的朝廷政治清明的環境，讓腐敗無法滋生，也就沒有出現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官員。

其實李隆基也是非常優秀的皇帝，雖然有時候很任性，但對於宋璟的規勸也是聽得進去的。他當時可能會發怒而貶斥宋璟，但回過頭來又會對宋璟加官進爵，以此表示感激和肯定。李隆基常常在朝中誇獎宋璟是“國家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並將宋璟“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從這些方面看，李隆基對宋璟不但沒有私怨，而且將其作爲老師來看待。所以李隆基出巡洛陽等地時，宋璟常常作爲坐鎮長安的重臣，這是把整個大唐託付給他的節奏。這樣的安排也表明了宋璟在開元年間舉足輕重的地位，使開元盛世得以延續。

可惜的是，宋璟去世後朝廷中缺乏這樣的老臣，而新進的大臣又不敢向李隆基提意見，這使得他逐漸偏離了開元年間的執政路線。受到開元盛世功績的影響，李隆基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在缺乏老師正確引導下，再加上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投其所好的吹捧，使得李隆基更加自以爲是。他在施政中犯下的錯誤，大多是自以爲是造成的。而李林甫和楊國忠等奸臣，也是利用這些施政的錯誤把持朝政，謀求私人的權利。在這種大背景下，朝中的賢臣紛紛被排擠貶斥，而奸吝之輩橫行，宋璟建立起來的朝綱便逐漸被破壞殆盡。

因此天寶危機和安史之亂的發生，固然是李隆基個人原因造成的重要後果，但在制度上看也是朝廷大政方針被破壞的結果。李隆基的任性妄爲破壞了宋璟爲相時期建立起來的清廉治國的制度，這才使得朝綱敗壞，奸吝橫行。如果在天寶年間仍舊有人像宋璟那樣監督和管束李隆基，那朝廷體制不至於敗壞，奸臣們也沒有上進之路，國家也就不會陷入危機和內亂。從這個邏輯層面看，宋璟和開元時期的制度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成爲開元盛世的必要條件之一。其中任何一樣流失或被破壞，都會給朝廷留下重要的隱患。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很多人在大談制度的力量，將人治的屬性貶低得一錢不值。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的看法，也是天真可笑的。人治和制度是相輔相成的，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對人才的培養和對制度的維護，是互相促成的。否則就像李隆基那樣，沒有可靠的人才，只靠制度的空中樓閣，也不會有好的結果。而缺乏可靠的人才，也會使得制度被破壞，最終導致極爲惡劣的後國。從李隆基身上的政治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也應該讓後人感到警醒。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吸取，否則走錯了路，會遺禍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