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攝：IT時報

來源：IT時報

作者： 孫妍 李丹琦 徐曉倩

又一位武漢餓了麼小哥猝死倒下的案子被曝光，2000元的人道主義賠償、3萬元保險理賠，與韓某最初的賠付方式一模一樣。如果當初外賣衆包平臺給韓某繳納了工傷保險，他家人可以一次性拿到近85萬的補助金。

每天3元服務費只有1.06元被用來購買人身意外保險，其他錢去了哪？

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等零工經濟下的小哥們多達2億，沒有社保，社保交在異地無法使用，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裸奔”在生死時速裏的小哥，你們的社保在哪裏？

沈超（化名），一名95後順豐快遞小哥，中專畢業後在小鎮做過汽車維修店學徒工，開過奶茶店，三年前離開小鎮到上海謀生，主要目標是多賺錢，每個月他只關心到手工資能否過萬，卻從未登陸過自己的社保賬戶，也不關心僱主是誰。

沈超的母親，一名70後小鎮工人，她選擇工廠的唯一條件是交社保，眼看到了退休年齡卻還未交滿15年，爲了過上拿養老金的生活，她非常願意自己繼續交8年社保。

小鎮青年爲了高薪到大城市打零工，從沒意識到社保和意外保險對自己的重要性，只想幫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他們與留守老家的父母形成了鮮明反差。對父母來說，社保和穩定的工作纔是最大的安全感，他們不想靠兒女養老。

直到這個寒冬，餓了麼外賣騎手韓某猝死倒下，平臺給出的2000元“人道主義補償”刺痛了家屬，也給同屬於“平臺－個人”這一僱傭關係的小哥們敲響了警鐘。

上海順豐小哥沈超第一次查詢了自己的社保賬戶，弄清了自己的勞務合同是與寧波一家外包公司簽署的，社保、醫保也都繳納在寧波，比起衆包模式下的外賣騎手和快遞小哥，有社保、醫保卻無法使用的外包員工尚屬幸運。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零工經濟下的2億勞動者，你們的社保在哪裏？

01    

2000元，85萬

如果倒下的騎手有工傷保險，

家屬應拿多少補助？

倒下的韓某社交賬號上，置頂第一條視頻是一輛裝有藍色外賣箱的電瓶車，兩個車把上用塑料袋做了防風手套，配樂是“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環街上”。

韓某在社交賬號上置頂的第一條視頻

置頂的第二條視頻是兩個兒子唱着生日快樂歌，奶奶戴着生日皇冠，臉上洋溢着羞澀而幸福的笑。

曾經，山西老家的笑聲抵消了北京街頭的寒意，如今，家裏的經濟支柱終究抵不過寒意，滿堂的笑聲消失了。

韓某不是特例，2020年5月6日，也曾有一位武漢餓了麼騎手肖剛在送餐途中猝死。

餓了麼出於人道主義賠付2000元，保險公司根據投保金額1.06元理賠3萬元，與韓某最初的賠付方式一模一樣。

當餓了麼在輿論壓力下向韓某家屬賠付60萬元時，肖剛妻子要求的80萬元工亡賠償被武漢市黃陂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駁回，至今求告無門。

截至發稿前，餓了麼也未對此做出回應。

“不存在勞動合同關係”，平臺用這一理由轉移了所有責任，就像披上“隱身衣”般置身事外。意外發生時，衆包模式下外賣騎手保障缺失的問題再次被撕開、放大。

韓某的意外猝死讓這個不算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上有老下有小。

兩個兒子是韓某在社交賬號裏的主角，大兒子讀高二，小兒子還在讀小學，所有的擔子都將壓向韓某的妻子。

餓了麼給韓某家的賠償從2000元漲到60萬，是輿論發酵下的結果，如果沒有輿論推動，還有多少意外糾紛案會像肖剛家一樣被罔顧？

針對外賣員韓某猝死，餓了麼的賠償從2000元漲到60萬元，圖源：紅星新聞、餓了麼

如果每天被扣的3元不是拿來買了人身意外保險、付了服務費，而是繳納了五險一金裏的工傷保險，韓某和肖剛兩家得到的賠償，與60萬會有多大差距？

騎手每天開工自動扣除3元費用，圖源：餓了麼客服

《上海市工傷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如果韓某與平臺存在勞動合同關係，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的標準是上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上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這意味着，如果當初外賣衆包平臺給韓某繳納了工傷保險，他家人可以一次性拿到近85萬的補助金，另外還有一筆長期發放的供養親屬撫卹金：由其提供主要經濟來源、無勞動能力的父母、子女和配偶都能按一定比例獲得。

《上海市工傷保險條例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圖源：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2020年官方公佈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確定爲847180元，圖源：網絡

根據《上海市：關於調整本市因工死亡人員供養親屬撫卹金標準的通知（滬人社規〔2020〕12號）》，按照韓某家的情況，如果他生前按每月5000元工資繳納工傷保險，兩位父母如滿60週歲，兩個兒子還未滿18週歲，那麼，四個人每人可以獲得1652元的最低標準撫卹金。

如果交金基數爲10000元，四個人則以此均分，每人每月2500元，直到孩子成年，老人過世。而且根據上海市規定，撫卹金還會根據全市職工平均工資和生活費用變化等情況適時調整。

對於失去主要勞動力的家庭而言，這是一筆長期穩定的保障。這還沒有算上一筆喪葬補助金，相當於6個月的上海市上年度職工月均工資，那就是57480元。

02    

6億元去哪了？

平臺、“包工頭”和騎手的博弈

但對外賣平臺來說，包括工傷險在內的五險一金是一筆鉅額支出。

餓了麼App顯示，其擁有300萬騎手。美團《201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則顯示，旗下騎手總數高達399萬人。

圖源：餓了麼、美團

龐大的騎手大軍，如果全部納入正式合同工，足以讓兩大外賣平臺成爲全球用工數最多的公司。要知道，全球用工數量榜首沃爾瑪，也只有220萬名員工。

韓某和肖剛生前跑外賣時，每天都會被扣3元，其中只有1.06元被用來購買人身意外保險，平臺表示剩下的1.94元爲服務費。

餓了麼曾對媒體表示，平臺上包括全職和兼職的月活躍騎手數爲85萬。

按照每位騎手每月至少做一單計算，平臺一年收到的服務費約爲1978.8萬元，而如果每位騎手做滿全年，則平臺年服務費有6.02億元。

這些服務費去了哪裏？餓了麼表示，3元服務費由餓了麼平臺代爲收取，平臺會再支付一部分費用，共同交給騎手所服務的人力資源商，委託其爲衆包騎士提供勞務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服務，其中約定由人力資源商爲騎士投保意外保險。

“趣活”是其中一家人力資源商，號稱中國最大“包工頭”，其主要業務是爲美團、餓了麼招募並管理騎手，該平臺有3.99萬名外賣騎手，其中1.3萬名派遣到餓了麼。

圖源：趣活招股書

招股書顯示，趣活的主營業務餐飲配送服務，2019年支付給騎手和管理人員的服務費佔比達到84.5%，就每筆訂單的運營成本而言，趣活已經爲行業客戶平均節省了約40%的成本。

“五險一金”恰恰佔用工成本的42%。根據上海社保繳費標準：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公積金的單位繳納比例分別爲：21%、11%、1.5%、1%、0.5%和7%。

趣活到底有沒有爲騎手交社保？天眼查顯示，北京趣活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度爲87人繳納社保，控股的另一家上海趣活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交金人數爲4人。這兩個數字與4萬名騎手相差甚遠。

北京趣活（總部）和上海趣活分別只有87和4人交金，圖源：天眼查

即便在目前情況下，趣活仍是虧損狀態，2017年、2018年、2019年淨虧損分別爲1397萬元、4429萬元、1345萬元。

趣活連續三年虧損，圖源：趣活招股書

如果再額外支出社保金，營收單一的第三方人力公司將面臨巨大的壓力。

平臺將責任轉移給“包工頭”，“包工頭”把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這是平臺經濟下的常規操作。

在“UU跑腿跑男端”的註冊協議中顯示，“跑男與UU跑腿平臺僅存在一般的信息推送服務關係，並不存在勞動、勞務、僱傭關係。”

“任何時候，跑男從UU跑腿平臺獲取的利益（若有），不應當視爲工資、新近及勞務報酬或類似收入。跑男應當自行委託UU跑腿平臺購買商業保險，並自行承擔旅行配送義務過程中的意外事故或責任事故的責任。”

圖源：UU跑腿服務條款

在達達平臺的註冊協議中也顯示，“在達達平臺註冊併爲商戶提供配送服務的實際承運人與達達平臺之間並非勞動、勞務、僱傭關係。”

“您在配送服務過程中遭受人身損害、財產損害的，或造成第三方人身損害、財產損害的，應當依法向責任主體追究法律責任或獨立對第三方承擔法律責任，達達平臺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在這場博弈中，騎手註定處於最弱勢的地位，站在商業利益的角度，平臺和“包工頭”都很難主動跨出交社保這一步。

“現階段只能從立法層面去保障騎手的社會權益，一是拓寬勞動關係的界定，將平臺經濟的用工者包括在內，二是不把他們定義成勞動關係，而把他們納入到社會保險和工傷保險的範圍內。”勞務糾紛律師張劼告訴《IT時報》記者。

人社部也曾表示，將適時啓動《工傷保險條例》的再次修訂工作，把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業態從業者納入工傷保險制度保障當中。

03    

對社保無感的一代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

和大多數不知情的騎手一樣，衆包外賣騎手王聰（化名）從沒有研究過每天上交的3元到底派什麼用場，“使用情況應該很複雜，只有撞到殘廢才能用吧？”王聰語氣中充滿了疑問，還不到24歲的他總能自己應付摔跤後的小傷小痛。

現實與小王的猜測基本吻合，外賣小哥、快遞小哥要想獲得意外險、醫療險的正常理賠非常之難，工傷則難上加難。

圖源：東方IC

沈超在上海某順豐站點送快遞，但他籤的卻是寧波一家第三方勞務服務商，社保也繳納在寧波。

“公司爲了降低成本才交在寧波，誰敢生病，在上海，沒有醫保卡一盒感冒藥都要50多元，雙11連假都請不下來，很多人都帶病帶傷在送快遞。”

在他工作的三年裏，身邊同事騎車摔倒受了傷，只要不到住院的程度，從沒有人能認定爲工傷，在他看來，站點主管卡了第一道口子，那是因爲每個站點都有工傷指標上限，這與主管的績效掛鉤。

如果出了交通意外，只有工傷這條路可走，因爲除了交在外地的社保，順豐只爲員工強制保了重疾險，每年每人需付的保費爲169元，保障項目包括9000元重疾及疾病身故住院津貼，5萬元附加疾病身故保險和20萬元重大疾病保險，都不適用於交通意外這一高發的職業傷害。

順豐要求員工強制參保169元的重疾險，不適用於交通意外這一高發的職業傷害

外賣小哥和快遞小哥類似，大多分爲兩類，外包和衆包。

像順豐小哥沈超這樣的外包員工大多與第三方人力公司簽約，會繳納社保，但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有社保但繳納在外地，由於醫保還未實現跨省結算，所以無法使用。衆包模式下，絕大多數騎手沒有社保，甚至沒有僱主。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接受採訪的數十位外賣小哥、快遞小哥幾乎是同樣的反饋，無論是否繳納社保，大家的不安全感是相通的，對社保的無感也是相通的。

2020年，一男子應聘美團外賣騎手被站點要求自願放棄社保，站點負責人表示雙方是你情我願的，放棄社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資。

圖源：廣東臺觸電新聞

站點負責人的想法居然讓大多數對社保無感的羣體表示接受，“我來上海的目的就是賺錢，社保基本不考慮。”一位極兔快遞員向《IT時報》記者表示，如果交金，到手的錢就少了，而且沒想幹快遞幹到老，“聽說有交社保，但我沒查到，也就放棄了，公司也沒有買其他意外保險。”

圓通快遞員薛強（化名）告訴記者，他跟圓通簽訂的是承包合同。每個月第三方公司都爲站點的員工購買意外險，但金額和保單，他並未關注過。

相比其他快遞，京東快遞員的保障更爲穩定。一位京東快遞員表示，公司爲他們繳納五險一金和意外險，但他自己並不清楚保險內容，也不清楚繳了多少錢。

更有甚者，社保不翼而飛。多位上海的房地產中介告訴《IT時報》記者，前一家中介公司明明說幫他們在深圳交了社保，但當他們離職後發現，社保金查詢不到，或許這筆錢從未繳納過。

爲何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等都對社保無感？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解釋，這種現狀跟當下的社保繳納制度、務工人員的年齡階段、預期風險意識等有較大關係。我國社保屬於各省財政獨立支付體系，無法跨省參保，對於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羣體，勞動地點經常變動，因此在就業地繳納保險的意願較低。

同時，繳納保險的意願也與年齡有關。“我們對外賣員羣體的調研發現，年齡在18-25歲、單身外賣員繳納保險意願明顯低於25-40歲、已婚的外賣員人羣。”孫萍認爲，目前互聯網用工多采用客單價，勞動保障程度低，獲取短期利益的導向過於明顯，未能有效培養從業人羣的社會保障意識。

和王聰、沈超類似，2018年，李亮（化名）離開了曾經每月定期交社保的酒店工作，成爲平臺經濟下茫茫打工人的一員。

“酒店經營狀況越來越差，每個月到手只有五六千元。”外賣平臺可觀的收益讓他選擇捨棄掉穩定合同關係和社保。

之後的兩年裏，李亮沒有去過一次上海的醫院，大多時候他都不敢生病。李亮在飛馳的電動車上目睹過幾次同行摔倒的畫面，每當南方的梅雨季節、颱風天來臨，摔倒的風險幾乎無處不在，他也會擔心某天案發現場的主角就成了自己。

04    

2億人打零工

活躍者中90後與00後過半

圖攝：IT時報

在送餐高峯時段，王聰是一名衆包外賣騎手，在非高峯時段，王聰又去外賣攤點切菜、配菜，打一份工時費爲25元的零工。每個月除了送外賣的收入外，還有3000元左右的切配工報酬。

結束配菜一般在早晨六點，而他必須趕在外賣高峯11點來臨前接上第一筆訂單，每天睡覺的時被壓縮到4個小時。

打零工看似時間自由，但他們卻陷入更大的系統中，無法停下，王聰察覺到一旦佛系對待搶單，事後的訂單質量會大打折扣，比如系統分配的訂單配送金額偏低，匹配的送貨點較遠，“如果連續三四天不跑，基本上就沒單子可以接了。”

在這個無形的系統裏，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陷入了更無感的關係中，“平臺－個人”這一形態決定了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僱傭關係，這被統稱爲零工經濟。

根據2020年政府公開數據，國內零工經濟大概能容納2億人就業。這2億人的生活狀態就如羅振宇口中“U盤化生存”，做一個U盤，可以自由地接入組織的接口當中。

平臺經濟時代的到來，使流動勞動成爲常態化機制，穩定、固定的社會信念基底正在瓦解。

58同城招聘研究院發佈的《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研究報告》可以發現，2億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擴大，2020年前三季度靈活用工招聘需求佔比21.91%，近幾年全國靈活用工求職需求呈快速上漲趨勢，平均同比增速超40%。

2020年前三季度，靈活就業求職者中，90後與00後佔比超過一半。從學歷來看，高中及高中以下求職者佔比58.49%。

零工經濟下的2億勞動者開始被描繪出一幅畫像，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叫作師傅，快遞師傅、外賣師傅、司機師傅……

中國零工經濟活躍行業和薪資，圖源：58同城招聘研究院

以90後、00後爲主的小鎮青年，大多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是中國互聯網時代下的“原住民”，對於互聯網經濟催生的新業態、靈活性具有較強接受度，但並不將此作爲一份終身事業，他們仍打算回老家結婚生子、落葉歸根，於是對社保無感，被平臺和系統推向了一個不安全的境地。

到手更多的錢，時間自由，進入門檻低，往往是選擇打零工的初衷。

在上海8年，王聰靠送外賣、打零工還清了老家的房貸，最近，他還實現了出行自由，一輛豐田凱美瑞出現在他朋友圈。

“能拿多少養老金和意外險都是後話了，短期能賺到錢纔是最要緊的”，每個月1.5萬元左右的收入是老家工廠4個月的工資。去一線城市送外賣是他最不後悔的決定，尤其是當他如願坐上新車駕駛座的時候。

打工人看似有了更多元的選擇，更自我的意識覺醒，但他們仍在更大的社會系統裏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