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喬苗兒

月黑風高、人跡罕至的盤山公路，前去探望男友的大學教師柯瀅（蔡文靜飾）路遇劫案死裏逃生，案犯申世傑（彭冠英飾）在被警察追捕的過程中墜崖而亡。

以上是《陽光之下》的開篇，從視覺衝擊到戲劇衝突，儼然是標準懸疑刑偵劇的敘事策略。然而行至此處不過是序曲，跟申世傑有相同的眼睛、卻搖身一變成爲商界巨賈的封瀟聲（彭冠英飾）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柯瀅的生活，如影隨形地窺伺、困擾她的生活，圍繞正與邪、情和法展開的較量，纔算正式啓幕。

當觀衆討論的焦點從懸念伏筆、演員表演一路延伸到PTSD、斯德哥爾摩與反斯德哥爾摩的心理學、社會學議題，探討執法嚴明、程序正義的時候，對《陽光之下》的審視已經很難再停留於敘事技法、類型梳理的創作層面。即便將其放在懸疑推理、刑偵涉案劇迎來跨越式發展的2020年劇集市場，仍舊難以找到對標的作品。

應該如何定義《陽光之下》，怎樣拿捏創作的「度」，在複雜的人性描摹中要傳遞什麼樣的觀念，在觀念輸出的過程中如何令觀衆接受同時還能避免說教……當該劇演到封瀟聲因柯瀅被綁架而方寸大亂，柯瀅開始正面「硬核」反擊的時候，新劇觀察（ID：xinjuguancha）記者帶着滿肚子的疑慮採訪了該劇的總製片人唐海巖、導演閆宇彤，讓創作者答疑解惑。

承載主流價值觀是共識

創作者沒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誰也無法預測，在過去的2020年，懸疑推理、刑偵涉案劇能夠迎來多元化、精品化發展的高光時刻。從籌備、拍攝到播出歷時近三年的《陽光之下》自然不是急就章式的流水線產品，而該劇的總製片人唐海巖、導演閆宇彤，編劇裴文、鮮橙相識多年，私交甚篤，相互之間積累了相當的默契，更容易在創作共識上達成一致。

這種共識具體到《陽光之下》，用導演閆宇彤的話說，就是「主要人物必須承載主流價值觀，且價值觀必須自始至終都是正的，不能歪。」對於創作者而言，繃緊觀念的弦不鬆懈是一切創作的基礎，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中就曾強調，「價值觀，人性的是非曲直，是藝術的靈魂」，足見創作觀念的重要性，尤其對於直面善惡交鋒、展現人性深度的刑偵涉案劇而言，三觀正，才能談創作出新。

因此，觀衆看到的是一個硬槓到底的柯瀅。「侵害發生後，柯瀅首先做的就是用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報案、寫檢舉信，行使作爲公民的合法權力。作爲被加害者，當她發現面對的黑惡勢力比想象中更加強大，並且開始波及到父母、男友、甚至是閨蜜、學生的安危時，她沒有放棄抵抗，成爲哭哭啼啼等待保護的人，反而是利用自己的智慧步步爲營進行反擊，用智謀瓦解封瀟聲的情感防線、尋找並收集封氏集團的犯罪證據，成爲家人、朋友的守護者。」閆宇彤解釋，「包括從普通外賣員成長爲爲警察提供破案線索的小武、爲尋求真相不惜犧牲生命的老警察陳瑾巖、排除萬難、鍥而不捨的老警察肖同斌等人，他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擔起捍衛正義的責任。」

爲獲取罪證而接近罪犯，不禁令人聯想起尼采那段著名的「惡龍」與「深淵」的闡釋——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爲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柯瀅需要面對的，是比情與法更復雜的人性本能的挑戰。有觀衆評論，生怕柯瀅把持不住就此放棄抵抗，「如果柯瀅愛上封瀟聲就棄劇」是觀衆對劇情走向、人物命運的有形關照，更是對創作者創作觀念的無形認同：善能勝惡，正義應得昭彰。

觀衆擔心的事沒有發生，而始終保持頭腦理智清醒的柯瀅並非只是劇作層面的「反套路」設定，究其根源，仍要回歸創作觀念的讀解。在導演閆宇彤看來，「柯瀅和封瀟聲法律層面的加害者、被害者的關係，從根源上來說是權力關係，而權力關係的本質是支配和掌控。」同時他也期待，能有從事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研究相關的專業人士，能夠從各種專業的角度出發以柯瀅爲代表的女性形象、劇中涉及的人物關係進行跨學科的解析，進行更具現實關照意味的延伸思考。

圍繞「細」和「準」字搞創作

雖距劇本創作、籌備拍攝已經過去兩年多時間，不論是總製片人唐海巖還是導演閆宇彤，但凡談及相關，回憶完整描述清晰，連細節都毫不含糊。唐海巖甚至向記者解釋起，劇組是如何通過錯落有致、不同型號的花灑，製造一場有密度、有層次，留給鏡頭充足時間捕捉第一滴落下的水，呼應人物心境的「雨戲」——這種精細程度，顯然超出了總製片人應有的工作範疇。

按照慣例，接到項目後到開拍前，撰寫導演闡述，將自身對故事結構、人物關係、主題內涵等理解落到文字上，是作爲導演必備的案頭工作之一。而當記者打開閆宇彤的導演闡述時還是喫了一驚：15頁紙，全文近9000字，除了有從「掌控」與「反掌控」角度切入的人物內在行爲線的分析，還有細化到每個工種提綱挈領的要求準則。不僅如此，唐海巖補充說，閆宇彤還自創了一套人物關係模型發給演員，便於他們能夠快速地熟悉掌握不同階段各個人物之間的關係。

從故事層面來說，《陽光之下》的類型化程度高，因而假定性格外強：柯瀅深夜山路遇劫；犯罪頭目申世傑「死而復生」，成爲身居高位的集團負責人封瀟聲；爲防止罪行身份暴露，封瀟聲幾次三番試圖除掉柯瀅，卻在不斷接觸過程中發現自己漸漸愛上她；爲達到從肉體和精神上折磨柯瀅的目的，揪頭髮施暴，裝監視器、追蹤器製造心理恐懼，封瀟聲無所不用其極……單將上述任一戲劇橋段拎出來，在現代法制社會中都令人感覺駭人聽聞、匪夷所思，更不要說橋段之間還要形成多米諾骨牌般緊密的邏輯關係。

而另外一方面，強衝突、多懸念的情節背後，是對諸多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社會議題的叩問與反照：什麼樣的環境會將一個人拉向犯罪的深淵，原生家庭的議題終於被放到公共領域來談；大衆心目中理想/期許的獨立女性是什麼樣子；如何保證結果正義的同時兼顧程序正義，真正捍衛法律的威嚴。情節的假定性和內核的現實性分列天平兩端，導演閆宇彤找到平衡點，「離地兩尺飛行」給創作畫了一條基準線。

找基準線的本事還得從導演的個人經歷說起。閆宇彤學法律出身，是復旦大學的高材生，畢業後曾在北京某學校擔當教職，教經濟合同法，後辭職先後跑到廈門在化妝品、藝術品等各類外資公司打工，回到北京後，又到電影學院把影視創作和理論從頭學起，同時開始做跟法律專業搭邊的事——做法制欄目劇。「學法律可能影響了我一輩子的軌跡，讀書時候的思維模式價值追求，早已灌鑄成型」閆宇彤說。

閆宇彤參與的這檔法制欄目劇停辦，他覺着裏面的案例就此湮沒很可惜，就跟當時的中央電視臺影視部申請，以案件爲原型進行劇本創作，拍成電視劇，臺裏同意了，於是就有了當年「拉高央視非黃時段收視率」的刑偵涉案劇經典《案發現場》，此後他又執導了《病案追蹤》《現場鐵證》等劇，也自此踏上類型創作之路。

法學科班出身，加上刑偵涉案劇同時會涉及到法律相關的專業問題，閆宇彤通常會在劇本階段就開始跟進，兼任文學統籌，保證專業度上不出紕漏，準確且邏輯自洽。「看觀衆在彈幕裏說，封瀟聲對柯瀅的侵害，威脅施暴這麼明顯，怎麼警察還是不抓人？覺得還是要說明一下。」閆宇彤對專業問題格外上心「涉黑案件不像一般的刑事案件有現場，能夠提取證物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就可以起訴。涉黑問題複雜在沒有現場證據，僅有證人口供是不夠的，一通威脅電話就有可能讓證人改口，導致證據消失。劇中警察辦案的流程，是嚴格按照合法程序進行，遵循現實的生活邏輯和事理邏輯。爲了便於觀衆理解，劇中已經通過小武之口進行了解釋」。

還有一處，如果主創不自己講出來，幾乎會被所有觀衆忽略的細節足以證明，這是一支專業的，且肯在細微處下功夫的創作團隊。《陽光之下》的英譯名最初想用的是Evidence（意爲證據），幾經考量後，閆宇彤認爲還是公司小夥伴們提出的Confidence（意爲信任）更準確。「它做名詞是信任、信賴的意思，作形容詞還有一種意思是騙取他人信任的意思，喻指柯瀅、小武等人的情節線。」

在劇集領域進行主旋律的商業化探索

《陽光之下》由北京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博納熱愛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聯合出品，既然是採訪幕後，必定會涉及出品方的文化基因探討。

從《湄公河大案》《紅海行動》到《烈火英雄》《中國機長》，博納影業用膾炙人口的作品帶起「主旋律商業化」的融合趨勢，令觀衆對主旋律題材作品刮目相看，同時向行業證明：好故事是叫觀衆共情的介質、精神蘊藉的載體。

在劇集領域深耕多年的唐海巖坦言，除創作者的身份之外，從選題到製作再到觀念輸出，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博納文化基因的影響。結合《陽光之下》的內涵外延，正義的內核搭載類型敘事，用極致的戲劇衝突調動觀衆極致的情緒；再回顧其創作始末，精品意識、務實意識，可以說是博納創作理念、方法的一脈相承，而尊重創作規律、不做流水線上的產品也成爲這支相識多年的主創團隊在生產理念上的另一層共識，更是商業化的前提和基礎。

「站在製片人的角度，我的職責是對投資方和合作夥伴負責，按期製作順利播出，對得起大家的付出；從創作者角度來說，我感恩能遇到這樣的創作者，團隊默契，創作熱情高，也很快樂。」作爲博納影業在電視劇領域開拓的帶頭人，唐海巖總結自己的職責與創作心得如是說，末了又補充道「從創作層面而言，我們的公司文化是，允許“胡說”，不許“不說”，不能是一言堂，要集思廣益，始終保持濃厚的創作氣氛。」

談及《陽光之下》選角問題，唐海巖和閆宇彤都說這首先得益於出品人於冬先生境界高、格局大，充分尊重創作規律、製作規律，提出選角不要考慮所謂“流量”、“大牌”，要找「找適合角色的好演員」。彭冠英和蔡文靜都不是他們以前合作過的演員，完全是按照“看資料—當面談”的流程一遍遍過篩子篩出來的。「彭冠英是帶着自己打印出來的劇本來的，他的準備工作是做得最足的，在現場聊着就演起了他自己設計的封瀟聲應該有的眼神；蔡文靜在組裏有個外號叫蔡哈哈，爽朗大方，與性格跟帶點小清高的柯瀅並不很相似，但通過分析她的視頻資料，感覺她以往表達出來過的某種韌性和氣質是人物應該有的感覺，所以最終敲定了他們倆。」而被觀衆誇出花來的，王勁松、嶽暘、馮雷、薩日娜等資深演員組成的戲骨陣容，再度證明了，演員跟角色之間的合適，多麼重要。

作爲搭載正義內核的類型作品，《陽光之下》在表達手法上也做出了一些新意。導演有意識地用特寫鏡頭捕捉封瀟聲陰鶩的表情特寫，仰拍加上演員彭冠英超過一米九的身高，對峙過程中令人窒息的壓迫感幾乎破屏而出。導演閆宇彤也坦言，希望能夠通過有層次的戲劇設計，豐富故事的層次與內涵，同時也讓畫面更好看。「柯瀅檢查家中攝像頭的一系列動作，通過蒙太奇的手法烘托氛圍，不刻意製造外在的恐嚇，而是形成一種心理恐懼，讓觀衆有種細思極恐的感覺，這才高級。」

當記者問及二位創作者，是否關注觀衆的彈幕、評論，封瀟聲其人已成功躋身「心理陰影」級別的人物形象，二位卻也並不意外。熒幕上多了個叫人汗毛倒豎的「壞蛋」形象，越是罄竹難書，警鐘敲得越響；陰影越重，越發能襯托正義、善良光芒的可貴。這也是《陽光之下》用整個故事想傳遞給觀衆的精神主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