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爲什麼不能被開放？

來源：丁香醫生

沒有比自認爲正確更大的罪惡了。喜劇小說給我們的經驗是，我們道德上的狂熱讓我們變得頑固、膚淺、單調。

——扎迪 · 史密斯（Zadie Smith）

昨天，突然爆出的某明星八卦，將‘代孕’話題再一次送上熱搜。

一直以來，關於是否可以開放代孕，在網上議論頗多。支持者認爲這是生育自由，反對者則表示這是剝削女性，論戰雙方脣槍舌劍，言辭頗爲激烈。

其實，很多情況我們都很難明確的判斷‘對錯’；甚至不同人在做這樣的價值判斷的時候，可能都不是簡單的利益關係，還有理念差異。

代孕確實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要說清楚是不是可以開放，至少要考慮醫學專業角度、倫理角度，以及法律和社會角度三個層面。

醫學層面：代孕有嚴格的適應證

代孕其實分爲兩種：傳統代孕（Traditionalsurrogacy）和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

傳統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體內，和代孕者的卵子結合。這種情況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實是有遺傳學關係的，即‘借宮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試管嬰兒技術之後纔開始出現的。這是指用夫妻雙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後將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宮內。相當於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宮，而代孕者和孩子沒有遺傳學的關係，即‘借宮不借卵’。這時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親，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學上的母親。

既然是討論醫學層面的代孕，那麼就必須要討論這項醫療操作的適應證問題。

根據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議，只有當確實存在醫學問題，妨礙預定父母自行妊娠，或會給女性或胎兒帶來重大的死亡或損害風險時，纔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這個前提條件下，明確了很多具體情形，比如：

先天性或獲得性子宮缺如（沒有子宮）；
重大的子宮異常，比如不可恢復的 Asherman 綜合徵；
反覆妊娠丟失的單角子宮；
母體患有妊娠的醫學絕對禁忌證，比如肺動脈高壓；
存在未識別的子宮內膜因素，比如之前儘管移植了優質胚胎，仍出現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敗等。

非醫學的普通人，一定對上面這些疾病名稱很陌生。

看不懂是正常的。這裏的各種適應證，在醫學上都屬於很嚴重的情況，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要到了這個女性徹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

而一些因爲高齡的原因，擔心生育風險，或者自然懷孕懷不上，而不存在明確的醫學指徵的話，恐怕還達不到適用代孕的程度。

同時，代孕是通過醫學手段，解決不孕夫婦的醫學問題，但因爲同時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個體，所以，對於代孕者的健康狀況，同樣也需要關注。在這方面，雖然還沒有一個通用的醫學指南，但還是有一些參考因素的。

比如，爲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親孕產期間的醫學風險，不少建議認爲，代孕母親應該是比較年輕（不能是＞35 歲的高齡女性），並且經歷過一次完全健康順利的陰道分娩。另外，代孕母親應該接受相關傳染病檢查，以及心理學評估，在充分知情的情況下，提供代孕。

但條件符合要求，代孕就成立麼？

倫理層面：人可以僅作爲解決生育的手段嗎？

一旦施行代孕，那麼就會遇到很多倫理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比如，如果是傳統代孕，孩子和代孕母親間是有遺傳學聯繫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親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法律上的母親，更像是‘後媽’。

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們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簡單的想要一個孩子，而是想組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通過代孕解決生育問題的方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滿足這種家庭所帶來的情感寄託，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以，國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傳統代孕的話，需要選擇和法律母親有親緣關係的女性。

而不管是怎樣形式的代孕，從代孕母親的角度，她經歷了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變成了別人的孩子，這種感情上的障礙也需要克服。（甚至有些夫妻在代孕過程中對‘代孕母親’或‘精子來源父親’產生情感上的變化，破壞原本的家庭和諧關係。）

另外，如果代孕可以商業化，那麼女性的子宮，甚至包括這個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將人‘物化’的問題。

從國外經驗來看，像俄羅斯、印度，以及美國一些開放商業化代孕的州，都會存在所謂‘生育旅遊’（Fertilitytourism）的現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國家地區的家庭，到這些地方去尋求代孕服務，甚至有的地方還形成產業化。

例如被稱爲‘嬰兒工廠’的印度，截至 2012 年，每年在印度出生的代孕嬰兒達到 25000 個。聯合國在 2012 年 7 月發佈的一項研究中估計，印度每年的代孕業務收入超過 4 億美元。

這樣巨大的產業背後，到底是拯救了更多想要生育的家庭，還是製造了更多的倫理悲劇，很難被衡量。

不過，儘管存在這樣的倫理爭議，但只要尋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雙方都知情並自願同意，他們都不認爲這裏存在問題，或者問題是可以克服的，那麼，僅從倫理角度，代孕也是可以存在的——畢竟，這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問題。

但更大的問題是：如何確認‘自願’呢？

法律和社會角度：‘權利保障’和‘脅迫自願’

如果開放代孕，爲了保證代孕雙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關法律支持是必須的。

即使在標榜自由的美國，也只有部分州立法承認代孕，在尋求代孕、簽訂合同時，要求相關律師及保險公司參與其中，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專業知識的律師。

當然，人的問題好解決，沒有人的話，教育培訓就可以了。不過，法律方面的問題，更復雜的還在於各種法律條款間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國內法律框架，如果開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條款需要做修改，從而減少法律條文之間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雙方簽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親不得自行終止妊娠，否則要給予賠償。但是，目前國內法律，是允許早孕期女性自行決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麼，提供代孕的母親以此爲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產，而且拒絕賠償，那麼法律上是不是要對這個合同進行強制執行呢？或者說，如果提供代孕的母親可以像普通懷孕女性一樣，擁有對胚胎的處置權，那麼尋求代孕的夫妻，他們的權益如何保障呢？

類似的法律問題還有很多。

不僅如此，開放代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必須引起重視，那就是‘脅迫’問題。

在一些人的說法中，代孕被認爲是女性的生育自由，甚至是貧困女性獲取經濟來源的重要方式。

但殘酷的現實是，代孕收益的大部分還是流向了機構和產業，而所謂的‘自由’甚至成爲了壓迫女性的沉重枷鎖。

還是以印度爲例，對於尋求代孕的夫婦來說，代孕一個孩子的花費約爲 22400 美元，而每位代孕母親拿到的酬勞僅爲 8000 美元左右。

正式開始代孕前，代孕母親需要簽署一份代孕合同。代孕者需要遵從代孕者之家的規定，至於胎兒出生以後是否健康、是否畸形，都與代孕母親無關；同時，懷孕過程中出現的風險，醫院、醫生、被代孕夫婦均不承擔。

批評人士表示，尋求代孕的夫婦正在以低廉的價格僱用代孕母親們承受痛苦和風險，從而對印度的貧窮婦女進行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