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專題

作者：張雲飛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黨將羣衆路線運用到了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中，創造性地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羣衆工作，形成了國家治理的中國之道。

在新中國70多年國家治理的演變軌跡中，羣衆路線是貫穿於其始終的靈魂和實質。這是與西方的“多元”(多中心)治理模式有着原則性的區別。

爲了人民羣衆加強國家治理。“一切爲了羣衆”是黨的羣衆路線的首要要求，因此，我們在加強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一切爲了人民羣衆的價值取向。堅持這一價值取向，就是要堅持從人民羣衆的需要出發，將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作爲加強國家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例如，西方國家的生態治理始終圍繞着實現剩餘價值這一物本邏輯展開，充其量只是達到了“綠色資本主義”的水平，而我國始終將滿足人民羣衆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這一民本邏輯作爲生態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在總體上，新中國的國家治理就是要爲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提供製度保障和支撐。這樣，才能堅持國家治理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依靠人民羣衆加強國家治理。“一切依靠羣衆”是黨的羣衆路線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們在加強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羣衆，充分調動人民羣衆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各項舉措落到實處，攻克體制機制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從羣衆中汲取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從實體內容來看，我們不僅通過依法選舉讓人民代表來參與國家治理，還通過選舉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治理。例如，我們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程序規範來看，我們把羣衆路線貫徹和落實到了整個決策過程中。在決策出臺前，我們始終堅持問計於民，集中民情、民意和民智推出各方面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例如，自2008年以來，國家立法機關共有139件法律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收到59萬餘人次提出的246萬餘條意見。在決策執行中，我們始終堅持聚力於民，深信人民羣衆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在廣泛羣衆動員的基礎上推進了各項工作。在決策反饋中，我們始終堅持自組織原則，根據人民羣衆的實踐經驗來不斷調整工作思路和舉措。正是由於在國家治理中堅持了黨的羣衆路線，我們才凝聚起了中國力量，創造了中國奇蹟。

國家治理現代化成果由人民羣衆共享。謀利於民、造福於民是黨的羣衆路線的內在要求。按照黨的羣衆路線，加強國家治理就是要通過實現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以保障人民羣衆的各項權利和權益，讓人民羣衆共享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的成果，共享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果。習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在國家治理的實踐中，我們始終堅持權爲民所用，堅持“賦權”於民，切實依法保障全體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尤其是保障人民羣衆的基本政治權利。在此基礎上，我國憲法確認了人權和公民人格權，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保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這樣，就保證了全體公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權利得到落實、權益得到保障，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了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國家治理現代化績效由人民羣衆評價。按照黨的羣衆路線，必須將人民羣衆作爲國家治理現代化績效的最終評價者。在加強國家治理中，我們不僅不斷強化民生指標、幸福指數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體系中的比重，而且不斷強化人民羣衆在評價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成效中的作用。從對黨政幹部個體工作評價的角度來看，區別其是否有錯誤、工作業績大小，主要看他在實際工作中是否聯繫了羣衆、是否依靠了羣衆、是否造福了羣衆。從對國家治理總體工作評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只有人民，纔是治國理政成效的最高裁決者。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羣衆路線，就要真正讓人民來評判我們的工作。”國家治理的能力、水平和成效都不是由執政黨和政府說了算，必須而且只能由人民來評判。人民羣衆是黨和政府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從評價標準和尺度來看，我們始終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最爲最高標準。這樣，就發揚光大了我們黨密切聯繫羣衆的優良作風，提高了黨和政府的羣衆工作的本領。

在將黨的羣衆路線貫徹和落實在國家治理的全部實踐之中的同時，我們始終堅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始終堅持將羣衆路線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有效結合起來，形成國家治理的中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