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银行业》杂志

近期，来自国家级学术机构的个别研究人员，在列举一些数据后得出结论，中国金融服务“太贵”，银行业的利润和薪酬畸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大量专家学者认为，上述人员的个别数据严重失真，其他数据也根本无法支持结论，论证过程逻辑错误，提出的自以为一举多得的解决办法毫不可行，明显有博取眼球、哗众取宠之嫌。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服务、利润和薪酬呢？本文将在引用前述数据的基础上展开分析。

一、金融业增加值高说明中国的金融服务“太贵”吗？

持有中国金融服务“太贵”观点的人士认为，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越高说明其他部门为金融服务支付的成本越高，而2017-2019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的均值为7.8%，不仅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出了金融业更加成熟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1%，所以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了昂贵的费用，中国金融业“过于昂贵”。即使不考虑国情不同导致的数据不完全可比性，这一推理过程的前提也不符合GDP核算原理。

众所周知，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际通行的核算方法有三种（我国也是如此），即根据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形成的生产法增加值、根据劳动者报酬加生产税净额加固定资产折旧加营业盈余形成的收入法增加值、根据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生产活动成果最终使用的支出法。各行业在GDP中的占比表明的是该行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成果中所占比例，根本无法表明其他行业向该行业支付的成本或费用，更无法表明该行业的价格高低。准确地讲，某行业生产法增加值=该行业总产出-该行业中间投入，而该行业总产出的最终流向不仅包括国内其他行业，还包括国内个人、政府、国外甚至该行业内的市场主体自身，也就是说某个行业增加值并不是全部被其他行业所消费，还包括被国内个人、政府、国外甚至本行业内的市场主体自身所使用的部分。用收入法算，收入法增加值既包括某部门为国内其他行业、个人、政府生产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收入，还包括为国外和自身提供商品和服务所获得的收入。粗略地讲，即使流向国外和自身的占比很小并予以忽略不计，该部门的增加值不仅被其他部门耗费，还被个人和政府所耗费。因此，不能将某部门增加值等同于其他部门向该部门支付的成本或费用，更不能由此判定该部门所生产商品或服务的昂贵与否，因为某部门总产出=该部门所有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单价。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及其占比不仅与该行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有关，还与该行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数量有关。否则，依照上述观点的逻辑，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普遍较高，这岂不表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过于昂贵？ 

具体到中国金融业，其增加值在GDP中占比（7.8%），虽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1%、日本4.18%、德国3.76%高，但也不能由此简单判定中国金融服务“太贵”，因为这还与中国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数量有关。而且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之所以较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体量大。据统计，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达294.6万亿元，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三国银行业资产之和（三国分别为128.09万亿元、72.38万亿元、65.33万亿元）。如果美、日、德三国的银行业资产规模都达到中国的数量，其增加值将分别达到现有数值的2.3倍、4倍、4.5倍（以各国银行业现有的单位资产提供服务数量和服务价格水平为基础）。考虑到日本、德国与中国都是银行在金融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以银行业数据替代金融业数据，按上述假设，两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将达到16.72%和16.92%，约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2倍多。若进一步考虑GDP变动，近5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31%，银行业资产增速为2.88%，如按上述增速粗略计算，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增加到现有水平4倍时，GDP则达到现有水平的1.89倍，此时日本金融业增加值应为8.85%（4.18%*4/1.89=8.85%），仍然高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而德国因2014年开始实施负利率，近几年银行业资产增速多次出现负增长，此处不再讨论德国情况。因此，仅仅比较各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无法得出各国金融服务价格的高低，更无法得出中国金融服务“太贵”。

当然，我国银行业之所以有如此的资产规模，与我国的国情高度相关。一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比较依靠投资驱动，投资的很大部分来自于金融业，而银行占据金融业主导地位，在直接融资比重不高的情况下，自然需要相应的银行业资产予以支持。二是我国人口众多，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实施，银行服务的客户和种类大幅增长。三是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居世界前列，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资产规模的扩张。

事实上，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的众多金融服务尤其是银行服务并不昂贵，而且便捷、高效。特别是近年来在金融科技的赋能下，银行积极开展创建“千百佳”文明服务等活动，银行成为了“劳动者港湾”和“老百姓最想去的地方”（这里提到的劳动者港湾指的是银行为户外劳动者歇脚停靠提供便利的场所，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警察、城管等户外劳动者均可在港湾内免费饮水，歇脚）。首先，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账户管理、支付结算、资信证明等服务看，中国银行业的收费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其次，银行很多服务项目还是完全免费的，如账户开立、小额账户管理、网络转账等项目，国外银行都会收取一定费用，而国内银行是完全免费的。最后，在全球负利率的背景下，银行业通过提供理财、存款等服务产品有效满足了居民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数据显示，2019年，仅理财产品便为客户带来收益达9255亿元。

二、中国银行业的利润畸高吗？

认为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利润畸高人士的论据之一是，“根据OECD可比数据，中国金融业营业盈余在全部企业营业盈余的占比达到13.7%，不仅远远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超过了高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5.3%”，因此金融业利润畸高；论据之二是，“中国银行业的ROA和ROE与国际同行相比并不算高，尤其是ROA水平偏低”，因此，银行业利润畸高。虽然论据二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中国银行业ROA水平并不偏低，与国际同业基本相当），但根据这一论据即可反向推测，由于ROA=利润/总资产、ROE=利润/净资产（资本），因而中国银行业利润大小来自于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资产或者说规模，无法得出中国银行业利润畸高的结论。

首先，无论从国际比还是国内比，中国银行业利润绝对值虽高，但相对值并不高。中国银行业2019年净利润总额虽然在2万亿左右，但其利润总额高最主要是因为资产规模大。从国际看，如前所述，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德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之和；从国内看，在申万二级行业中，2019年银行业资产占104个行业总资产的67%，但利润总额、净利润占比仅为40%多，因而中国银行业利润并未畸高。而且，评价盈利能力不能看绝对指标，而要看ROA、ROE等相对指标。在国际同业对比中，中国银行业相对盈利能力指标与亚太地区银行业相近但低于美国银行业，如资产收益率（ROA）1%，略低于美国相关大型银行，略高于欧洲相关大型银行。假如银行业资产规模相当，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净利润将远超中国。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银行业的ROA和ROE指标也仅处于中上游水平（详见图1），其中2019年ROE为11.1%，远低于畜禽养殖（29.74%）、饮料制造（20.99%）、水泥制造（18.62%）和白色家电（18.43%）。这都表明中国银行业利润并未畸高，正如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所说“用暴利这个词形容银行业利润有些过分了”。

图1 2019年部分行业ROE一览表（申万二级行业ROE排名前20）

（单位：%）

（数据来源：wind）

二是从利润来源角度看，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是伴随着对实体经济的持续支持逐步积累的，与实体经济是同生共荣的关系。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源自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红利带来的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形象来说就是“开源节流，精细化管理”。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内在推动因素主要是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庞大资金需求，加上近年来银行业逐步回归支持实体经济本源，特别是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均推动了资产规模稳中有升，同时，中国银行业净息差在国际处于中等水平，自然会形成较好的利润。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管理成本大幅低于国际主要银行，近三年平均成本收入比低于30%，以四大行为例，2019年末，四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为27%，不到相关国际大型银行的一半。近年来，银行业通过轻型化、数字化等转型升级战略，助力提升了盈利能力，比如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在提升服务体验的同时降低了业务成本并提高了客户黏性，进而实现了资产规模和利润的良性扩张。

三是从利润用途看，商业银行的利润大部分用来补充资本，合理平稳的利润增长有助于商业银行增强防范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支持实体经济质效。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普惠性、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不断优化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但中短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仍然是实体经济获取融资的主要渠道。当前，商业银行的利润主要用于缴纳所得税、分配股利、提取一般准备、提取盈余公积和留存未分配利润，其中后三项均用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A 股上市银行2017-2019年数据统计显示，商业银行利润约 17%用于缴纳所得税，23%用于普通股股利分配（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分红比例普遍在30%），剩余的 60%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抛开所得税全部和大部分股利分红根据股权关系属于国家不说，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利润虽然留存银行，但最终绝大部分根据股权关系仍然属于国家。而且，银行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本才能筑牢抵御风险的“防火墙”，进而通过资本杠杆作用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能力。因此，银行利润虽取之实体经济，但其大部分又用于补充资本进而反哺实体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四是利润增速整体呈现趋缓态势，疫情冲击导致增速陡然转负。我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在2014年后进入个位数时代，这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息差收窄、负债成本上升、不良资产增加等因素有关。特别是2017年以来，银行利润增速明显放缓。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对中国银行业形成重大挑战，对利润的冲击前所未有。2020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7.49个百分点。36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有一半银行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其中，11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10%。可以看出，银行业也是在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

五是银行业在后疫情时代处置不良资产压力较大，需要保持稳定的利润增长以前瞻性应对不良资产反弹。2019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1.96%，虽数值相对较低，但目前的资产分类制度对真实风险的反应存在一定时滞。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上升将加大银行业不良资产压力。中期而言，应急性、阶段性宏观经济政策陆续退出后，银行业风险暴露也不可低估。2020年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预计推动银行系统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2019年提高近一半，不良处置压力是空前的。当前，贷款核销是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根据央行披露数据显示，2017-2019年贷款核销规模分别为0.76万亿、1.02万亿和1.05万亿，核销规模占同期不良资产处置规模的一半左右，占商业银行净利润总额也在50%左右。如果净利润大幅下降则会严重削弱商业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同时，随着不良资产新增压力以及处置力度加大，银行急需“高筑墙、广积粮”，在利润中提取更多风险拨备。因此，利润保持在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合理充足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国银行业薪酬畸高吗？

认为中国银行业薪酬畸高人士的论据是，“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平均约为5.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3，中国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获得了更高的单位劳动力平均薪酬”。但是，无论从数据看，还是从国内外比较看，上述论据和观点都无法成立。

第一，中国银行业相对薪酬远未达到5.0，而且银行业高管的绝对薪酬和相对薪酬都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平均约为5.0”的数据出处和计算方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金融、保险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3.14万元，相对薪酬（用平均工资/人均GDP表示）为1.85；城镇私营单位中“金融、保险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61万元，相对薪酬为1.07；二者都远不是5.0。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中国银行业的人均薪酬，但以披露相关数据的50家上市银行（包括6家国有大行、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6家城市商业银行、9家农商行）为例，其人均薪酬为33.39万元，相对薪酬为4.71，也非5.0。况且，从整个银行业来看，我国有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市银行仅是其中少有的佼佼者，而大部分的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盈利能力较弱，人均薪酬远远落后于上市银行水平。从国内外银行高管薪酬对比看，我国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的绝对薪酬和相对薪酬都远低于国外对标银行（国外对标银行为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高盛和汇丰），其中，对比2019年六大行和国外对标银行的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的薪酬，后者分别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表1 国内外银行董事长、行长和副行长薪酬水平对比

（单位：万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德勤《紧迫的历史重任——培养和塑造中国的金融企业家》）

第二，从员工教育自身投入的国内外对比看，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尚未获得充分的相对薪酬回报。有关人士指出 “银行业的高工资可能部分来自银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更快的效率提升等”，也就是说他也认可人力资本投入应与工资回报相适应。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准确地度量银行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但从受教育年限和学历水平应该可以一窥管豹。如果以美国为参照，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弱于其相对受教育年限。刘宁、刘晓明（2016）测算出2008年我国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18年，与美国2008 年的水平（14.50 年）基本相当。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文章中测算过不同国家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美国为13.2年。从上述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我国金融业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1.9倍，美国这一比值为1.1。但如前所述，2019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中“金融、保险业”的相对薪酬分别为1.85和1.07，而同期美国金融和保险业人员相对薪酬为1.77（平均工资为11.56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业相对薪酬/相对受教育水平小于美国，意味着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尚未获得充分的相对薪酬回报。此外，从学历水平来看，我国银行从业人员学历水平远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更高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中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为2.70%，本科学历人员占比为32.27%，大专学历人员占比为40.01%；全行业中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为1.33%，本科学历人员占比为11.43%，大专学历人员占比为17.58%；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7%左右。而且近些年来，银行业招录门槛日渐提升，银行从业人员中高学历人员占比进一步增加。虽然上述数据并不完全可比，但基本可以表明中国银行业人均薪酬并未畸高。

图2 银行业与全行业学历结构对比图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8）

第三，从国内行业对比看，金融业平均薪酬位居第三，但增速最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金融、保险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3.14万元，在19个行业中位居第三，位列“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之后。从增速看，近三年“金融、保险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为3.84%，在19个行业排名中倒数第一（如下图）；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近三年平均增速分别为9.63%和11.39%。可以看出，“金融、保险业”人员平均工资虽位居第三，但增速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的年均增速。此外，在中美行业薪酬排名中，信息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均属于排名较高的行业。2019年，信息业在中美都是工资最高的行业，而金融业均排名第三。

图3 近三年城镇非私营单位项下不同行业平均工资及增速情况

（单位：元、%）

（数据来源：wind）

第四，从银行业内部看，人均创利较高的银行薪酬相对更有竞争力。以披露相关数据的50家上市银行为例，2019年，6家国有大行的人均薪酬为29.04万元，人均创利61.09万元；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均薪酬为48.06万元，人均创利93.09万元；27家城商行人均薪酬为40.95万元，人均创利83.80万元；8家农商行人均薪酬为31.42万元，人均创利55.82万元（见表2）。同时，结合中国银行业协会2019年“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的相关数据来看，银行从业人员中，高学历人才占比较高。其中，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硕士研究生占比最高，为17.82%，2000亿元以上城商行为12.00%，2000亿元以下城商行为9.19%，国有六大行则为7.93%。从上述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人均创利最高、高学历人才占比最高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人均创利较低的农商行和高学历人才占比相对较低的国有六大行人均薪酬相对较低。这与我国当前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契合的，既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又把智力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纳入到了分配机制中去。 

表2 2019年上市银行人均薪酬及创利情况

银行类型	人均薪酬（万元）	人均创利（万元）
6家国有大行	29.04	61.09
9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48.06	93.09
27家城商行	40.95	83.8
8家农商行	31.42	55.82

（数据来源：wind）

第五，从工作强度看，金融从业者的劳动付出超乎想象。不少人觉得“银行工作是朝九晚五的香饽饽”。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远比想象中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7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8小时。而2015年北京相关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金融人士最新健康状况报告”显示，49.7%的金融行业人员每周工作46到55个小时；39.2%的人员每周工作55到65个小时；11%的人员每周工作超过65个小时。尤其是银行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一线网点员工，早上七点多就需要到达单位做好开门营业的准备工作，下午五点网点关门后，还需要进行账目清点轧差、现金清点等细碎繁琐的工作，往往需要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每天工作时长接近12个小时。此外，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客户经理，身上背负着数目繁多的考核指标，如，存款日均，贷款日均，贷款额，有效的客户数量，信用卡增加数，移动端新增的数量等大大小小几十项考核指标。也许正因如此，社会上才有 “一人在银行，全家跟着忙”、银行是“5+2（每周5天工作加上周末2天加班）”“白+黑（白天工作、晚上加班）”等形象说辞。

四、通过大幅降低房贷利率、用政府债券置换融资平台贷款让银行让利可行吗？

持有中国银行业利润畸高观点的人士更是认为，银行“巨额的超额利润”来源之一是房地产相关贷款，依据是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之差比发达国家均值高出大概50-100个基点，因而应大幅降低房贷利率以压缩银行业利润。但是，一方面，居民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通常还可以享受利率更低的公积金贷款（3.25%左右），其组合房贷利率明显低于当前的市场利率，而且目前房贷利率定价基准均已实现“LPR转换”，LPR的市场化程度更高，能及时反映市场利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负债来源主要是存款（存款占比在50%-70%，四大行平均占比70%左右），因此在考虑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成本时，用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等同显然是片面的，还应考虑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虽然中国住房抵押贷款与同期限国债收益之差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差均值高出了大概50个-100个基点，但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银行的负债特别是存款成本极低，而我国银行的5年期存款利率是2.75%左右，1年期存款利率也有1.75%左右，如果用存款成本进行比较，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利差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是相近甚至偏低的，所以“中国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房贷利差高出接近100个基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而且，虽然中国当前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不良率较低，但该业务久期长，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多，而且至今尚未经历一个完整周期，银行业需要相对略高的风险溢价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大幅波动。此外，国际市场的经验教训也表明为该业务做好风险准备非常重要和必要。最后，大幅降低房贷利率无法有效遏制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金融化，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刻借鉴。

持有中国银行业利润畸高观点的人士还认为，银行“巨额的超额利润”来源之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基础设施贷款，依据是政府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比政府直接发债融资成本高出2%-2.5%，银行通过从过去持有对融资平台的贷款转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债或者专项债，可以让利约4200亿-5300亿元。此观点未充分考虑国家政策限制和地方融资实情。首先，从政策层面看，“不是想置换就能置换”。《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指出，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避免出现财政危机。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在《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国发[2014]18号）中进一步指出，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完成了市场化运营，也就是说地方融资平台项目不再由地方政府举债偿还，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是无法转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其次，从信用主体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企业信用，而地方政府性债务是政府信用，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财政部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中进一步指出，要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管理，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尽快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性质与地方政府存在本质区别，两者之间存在利差是合理的，也体现了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再次，从融资成本看，城投债发行利率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成本基本相当。根据wind数据库中15000余家存量城投债票面发行利率加权平均计算，城投债票面发行利率为5.22%，与相关文章提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融资的成本在5%-6%之间”是基本相当的。最后，商业银行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指出，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前提下，对存量隐性债务难以偿还的，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此后，商业银行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结合项目运营情况开始陆续提供部分低成本贷款以置换城投平台前期举借的较高的临到期债务，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五、中国银行业一直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措并举合理让利实体经济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监管部门的各项决策部署，从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普惠金融、提升服务质效，践行社会公益等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贡献金融力量。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及监管部门的引领下，中国银行业协会大年初二即成立“抗疫工作专班”，第一时间向全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出“以优质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全面助力疫情防控”的倡议，得到了金融机构的积极响应。各家银行服务不按“暂停键”，纷纷开通绿色通道、强化信贷支持、践行社会责任，通过7*24小时的优质服务优先保障了疫情防控所需的各项金融服务。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同时，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下行。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比2019年末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创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2020年末，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捐款23.72亿元，捐物超1533万件，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此外，金融系统还积极让利实体经济，为稳住经济基本盘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5900亿元；二是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让利460亿元；三是通过债券利率下行向债券发行人让利1200亿元；四是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货币政策工具”让利3800亿元；五是通过督促银行减少收费、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让利约4200亿元。2020年，金融系统已圆满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银行业。

需要说明的是，商业银行2020年的合理让利，是在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阶段性举措，既不表明以往就有同样的让利空间，更不表明未来还有同样的让利空间。一是2020年的让利来源多种多样，既有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服务收费等方式导致的利润减少，也有由于银行业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带来的 “薄利多销”。二是银行业不同于普通的工商企业，它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需要做好逆周期储备和跨周期平衡，也就是俚语所说的“以丰补歉”，以便当实体经济遇到困难时具备足够的能力应对不良贷款上升给自身造成的风险，并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支持。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寅吃卯粮”，一旦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或者重大“黑天鹅”事件再次来袭，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三是国际通行的监管要求多次强调要增强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能力，提升风险应对水平。而目前依靠利润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渠道仍然是补充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可持续性最好的方式，因此商业银行需要保持一定的利润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