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銀行業》雜誌

近期，來自國家級學術機構的個別研究人員，在列舉一些數據後得出結論，中國金融服務“太貴”，銀行業的利潤和薪酬畸高，並提出瞭解決辦法。但是，大量專家學者認爲，上述人員的個別數據嚴重失真，其他數據也根本無法支持結論，論證過程邏輯錯誤，提出的自以爲一舉多得的解決辦法毫不可行，明顯有博取眼球、譁衆取寵之嫌。那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中國銀行業的服務、利潤和薪酬呢？本文將在引用前述數據的基礎上展開分析。

一、金融業增加值高說明中國的金融服務“太貴”嗎？

持有中國金融服務“太貴”觀點的人士認爲，金融業增加值佔比越高說明其他部門爲金融服務支付的成本越高，而2017-2019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佔比的均值爲7.8%，不僅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也超出了金融業更加成熟的發達國家平均水平5.1%，所以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向金融部門支付了昂貴的費用，中國金融業“過於昂貴”。即使不考慮國情不同導致的數據不完全可比性，這一推理過程的前提也不符合GDP覈算原理。

衆所周知，GDP是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際通行的核算方法有三種（我國也是如此），即根據總產出減去中間投入形成的生產法增加值、根據勞動者報酬加生產稅淨額加固定資產折舊加營業盈餘形成的收入法增加值、根據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和淨出口三部分構成生產活動成果最終使用的支出法。各行業在GDP中的佔比表明的是該行業在國民經濟生產活動成果中所佔比例，根本無法表明其他行業向該行業支付的成本或費用，更無法表明該行業的價格高低。準確地講，某行業生產法增加值=該行業總產出-該行業中間投入，而該行業總產出的最終流向不僅包括國內其他行業，還包括國內個人、政府、國外甚至該行業內的市場主體自身，也就是說某個行業增加值並不是全部被其他行業所消費，還包括被國內個人、政府、國外甚至本行業內的市場主體自身所使用的部分。用收入法算，收入法增加值既包括某部門爲國內其他行業、個人、政府生產商品或服務所獲得的收入，還包括爲國外和自身提供商品和服務所獲得的收入。粗略地講，即使流向國外和自身的佔比很小並予以忽略不計，該部門的增加值不僅被其他部門耗費，還被個人和政府所耗費。因此，不能將某部門增加值等同於其他部門向該部門支付的成本或費用，更不能由此判定該部門所生產商品或服務的昂貴與否，因爲某部門總產出=該部門所有產品或服務的數量*單價。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各行業增加值及其佔比不僅與該行業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有關，還與該行業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數量有關。否則，依照上述觀點的邏輯，不發達國家的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普遍較高，這豈不表明這些國家的農產品過於昂貴？ 

具體到中國金融業，其增加值在GDP中佔比（7.8%），雖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5.1%、日本4.18%、德國3.76%高，但也不能由此簡單判定中國金融服務“太貴”，因爲這還與中國金融業提供的服務數量有關。而且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比之所以較高，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的體量大。據統計，2019年末，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達294.6萬億元，超過美國、日本、德國三國銀行業資產之和（三國分別爲128.09萬億元、72.38萬億元、65.33萬億元）。如果美、日、德三國的銀行業資產規模都達到中國的數量，其增加值將分別達到現有數值的2.3倍、4倍、4.5倍（以各國銀行業現有的單位資產提供服務數量和服務價格水平爲基礎）。考慮到日本、德國與中國都是銀行在金融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如以銀行業數據替代金融業數據，按上述假設，兩國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將達到16.72%和16.92%，約爲我國金融業增加值佔比的2倍多。若進一步考慮GDP變動，近5年，日本GDP平均增速爲1.31%，銀行業資產增速爲2.88%，如按上述增速粗略計算，日本銀行業資產規模增加到現有水平4倍時，GDP則達到現有水平的1.89倍，此時日本金融業增加值應爲8.85%（4.18%*4/1.89=8.85%），仍然高於我國金融業增加值。而德國因2014年開始實施負利率，近幾年銀行業資產增速多次出現負增長，此處不再討論德國情況。因此，僅僅比較各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無法得出各國金融服務價格的高低，更無法得出中國金融服務“太貴”。

當然，我國銀行業之所以有如此的資產規模，與我國的國情高度相關。一是中國經濟長期以來比較依靠投資驅動，投資的很大部分來自於金融業，而銀行佔據金融業主導地位，在直接融資比重不高的情況下，自然需要相應的銀行業資產予以支持。二是我國人口衆多，隨着普惠金融理念的實施，銀行服務的客戶和種類大幅增長。三是中國居民儲蓄率高居世界前列，一定程度上拉動了資產規模的擴張。

事實上，與國際同業相比，中國的衆多金融服務尤其是銀行服務並不昂貴，而且便捷、高效。特別是近年來在金融科技的賦能下，銀行積極開展創建“千百佳”文明服務等活動，銀行成爲了“勞動者港灣”和“老百姓最想去的地方”（這裏提到的勞動者港灣指的是銀行爲戶外勞動者歇腳停靠提供便利的場所，環衛工人、出租車司機、警察、城管等戶外勞動者均可在港灣內免費飲水，歇腳）。首先，從涉及廣大人民羣衆的賬戶管理、支付結算、資信證明等服務看，中國銀行業的收費水平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其次，銀行很多服務項目還是完全免費的，如賬戶開立、小額賬戶管理、網絡轉賬等項目，國外銀行都會收取一定費用，而國內銀行是完全免費的。最後，在全球負利率的背景下，銀行業通過提供理財、存款等服務產品有效滿足了居民對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數據顯示，2019年，僅理財產品便爲客戶帶來收益達9255億元。

二、中國銀行業的利潤畸高嗎？

認爲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利潤畸高人士的論據之一是，“根據OECD可比數據，中國金融業營業盈餘在全部企業營業盈餘的佔比達到13.7%，不僅遠遠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也超過了高收入水平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水平5.3%”，因此金融業利潤畸高；論據之二是，“中國銀行業的ROA和ROE與國際同行相比並不算高，尤其是ROA水平偏低”，因此，銀行業利潤畸高。雖然論據二並不完全準確（因爲中國銀行業ROA水平並不偏低，與國際同業基本相當），但根據這一論據即可反向推測，由於ROA=利潤/總資產、ROE=利潤/淨資產（資本），因而中國銀行業利潤大小來自於中國銀行業的資本、資產或者說規模，無法得出中國銀行業利潤畸高的結論。

首先，無論從國際比還是國內比，中國銀行業利潤絕對值雖高，但相對值並不高。中國銀行業2019年淨利潤總額雖然在2萬億左右，但其利潤總額高最主要是因爲資產規模大。從國際看，如前所述，截至2019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日本和德國銀行業資產規模之和；從國內看，在申萬二級行業中，2019年銀行業資產佔104個行業總資產的67%，但利潤總額、淨利潤佔比僅爲40%多，因而中國銀行業利潤並未畸高。而且，評價盈利能力不能看絕對指標，而要看ROA、ROE等相對指標。在國際同業對比中，中國銀行業相對盈利能力指標與亞太地區銀行業相近但低於美國銀行業，如資產收益率（ROA）1%，略低於美國相關大型銀行，略高於歐洲相關大型銀行。假如銀行業資產規模相當，那麼美國等發達國家銀行業的淨利潤將遠超中國。與國內其他行業相比，銀行業的ROA和ROE指標也僅處於中上游水平（詳見圖1），其中2019年ROE爲11.1%，遠低於畜禽養殖（29.74%）、飲料製造（20.99%）、水泥製造（18.62%）和白色家電（18.43%）。這都表明中國銀行業利潤並未畸高，正如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所說“用暴利這個詞形容銀行業利潤有些過分了”。

圖1 2019年部分行業ROE一覽表（申萬二級行業ROE排名前20）

（單位：%）

（數據來源：wind）

二是從利潤來源角度看，商業銀行利潤增長是伴隨着對實體經濟的持續支持逐步積累的，與實體經濟是同生共榮的關係。中國銀行業利潤增長主要源自實體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紅利帶來的銀行業資產規模擴張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形象來說就是“開源節流，精細化管理”。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內在推動因素主要是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龐大資金需求，加上近年來銀行業逐步迴歸支持實體經濟本源，特別是疫情期間進一步加大信貸投放力度，均推動了資產規模穩中有升，同時，中國銀行業淨息差在國際處於中等水平，自然會形成較好的利潤。另一方面，中國銀行業管理成本大幅低於國際主要銀行，近三年平均成本收入比低於30%，以四大行爲例，2019年末，四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爲27%，不到相關國際大型銀行的一半。近年來，銀行業通過輕型化、數字化等轉型升級戰略，助力提升了盈利能力，比如通過加大科技投入在提升服務體驗的同時降低了業務成本並提高了客戶黏性，進而實現了資產規模和利潤的良性擴張。

三是從利潤用途看，商業銀行的利潤大部分用來補充資本，合理平穩的利潤增長有助於商業銀行增強防範風險的能力進而提高支持實體經濟質效。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探索建立具有高度適應性、普惠性、競爭力的現代金融體系，不斷優化融資結構，提升直接融資比重，但中短期內我國金融體系仍以間接融資爲主，銀行信貸仍然是實體經濟獲取融資的主要渠道。當前，商業銀行的利潤主要用於繳納所得稅、分配股利、提取一般準備、提取盈餘公積和留存未分配利潤，其中後三項均用來補充核心一級資本。A 股上市銀行2017-2019年數據統計顯示，商業銀行利潤約 17%用於繳納所得稅，23%用於普通股股利分配（其中國有商業銀行分紅比例普遍在30%），剩餘的 60%全部用於補充核心一級資本。拋開所得稅全部和大部分股利分紅根據股權關係屬於國家不說，用於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的利潤雖然留存銀行，但最終絕大部分根據股權關係仍然屬於國家。而且，銀行只有具備充足的資本才能築牢抵禦風險的“防火牆”，進而通過資本槓桿作用擴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能力。因此，銀行利潤雖取之實體經濟，但其大部分又用於補充資本進而反哺實體經濟，促進了經濟的平穩發展。

四是利潤增速整體呈現趨緩態勢，疫情衝擊導致增速陡然轉負。我國銀行業利潤增速在2014年後進入個位數時代，這與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下息差收窄、負債成本上升、不良資產增加等因素有關。特別是2017年以來，銀行利潤增速明顯放緩。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更是對中國銀行業形成重大挑戰，對利潤的衝擊前所未有。2020年前三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1.5萬億元，同比下降8.3%，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17.49個百分點。36家A股上市銀行披露的2020年半年報顯示，有一半銀行淨利潤出現負增長。其中，11家銀行淨利潤同比下降超過10%。可以看出，銀行業也是在與實體經濟共克時艱，勒緊褲腰帶過緊日子。

五是銀行業在後疫情時代處置不良資產壓力較大，需要保持穩定的利潤增長以前瞻性應對不良資產反彈。2019年9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爲1.96%，雖數值相對較低，但目前的資產分類制度對真實風險的反應存在一定時滯。短期來看，新冠疫情的衝擊和國際國內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的上升將加大銀行業不良資產壓力。中期而言，應急性、階段性宏觀經濟政策陸續退出後，銀行業風險暴露也不可低估。2020年監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預計推動銀行系統全年處置不良資產3.4萬億元左右，比2019年提高近一半，不良處置壓力是空前的。當前，貸款覈銷是處置不良資產的主要方式，根據央行披露數據顯示，2017-2019年貸款覈銷規模分別爲0.76萬億、1.02萬億和1.05萬億，覈銷規模佔同期不良資產處置規模的一半左右，佔商業銀行淨利潤總額也在50%左右。如果淨利潤大幅下降則會嚴重削弱商業銀行的風險抵補能力。同時，隨着不良資產新增壓力以及處置力度加大，銀行急需“高築牆、廣積糧”，在利潤中提取更多風險撥備。因此，利潤保持在能夠有效應對風險的合理充足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國銀行業薪酬畸高嗎？

認爲中國銀行業薪酬畸高人士的論據是，“中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的相對薪酬平均約爲5.0，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3，中國銀行業相對其他行業獲得了更高的單位勞動力平均薪酬”。但是，無論從數據看，還是從國內外比較看，上述論據和觀點都無法成立。

第一，中國銀行業相對薪酬遠未達到5.0，而且銀行業高管的絕對薪酬和相對薪酬都遠低於發達國家。“中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的相對薪酬平均約爲5.0”的數據出處和計算方法我們無從得知，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城鎮非私營單位中“金融、保險業”人員平均工資爲13.14萬元，相對薪酬（用平均工資/人均GDP表示）爲1.85；城鎮私營單位中“金融、保險業”人員平均工資爲7.61萬元，相對薪酬爲1.07；二者都遠不是5.0。雖然我們沒有找到中國銀行業的人均薪酬，但以披露相關數據的50家上市銀行（包括6家國有大行、9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26家城市商業銀行、9家農商行）爲例，其人均薪酬爲33.39萬元，相對薪酬爲4.71，也非5.0。況且，從整個銀行業來看，我國有40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上市銀行僅是其中少有的佼佼者，而大部分的城商行、農商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受各種客觀因素影響盈利能力較弱，人均薪酬遠遠落後於上市銀行水平。從國內外銀行高管薪酬對比看，我國商業銀行董事長、行長、副行長的絕對薪酬和相對薪酬都遠低於國外對標銀行（國外對標銀行爲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富國、高盛和滙豐），其中，對比2019年六大行和國外對標銀行的董事長、行長和副行長的薪酬，後者分別是前者的266倍、225倍和152倍。

表1 國內外銀行董事長、行長和副行長薪酬水平對比

（單位：萬元人民幣）

（數據來源：德勤《緊迫的歷史重任——培養和塑造中國的金融企業家》）

第二，從員工教育自身投入的國內外對比看，中國銀行業從業人員尚未獲得充分的相對薪酬回報。有關人士指出 “銀行業的高工資可能部分來自銀行業相對其他行業更高的人力資本投入、更快的效率提升等”，也就是說他也認可人力資本投入應與工資回報相適應。雖然我們暫時無法準確地度量銀行業的人力資本投入，但從受教育年限和學歷水平應該可以一窺管豹。如果以美國爲參照，中國金融業從業人員的相對薪酬弱於其相對受教育年限。劉寧、劉曉明（2016）測算出2008年我國金融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爲14.18年，與美國2008 年的水平（14.50 年）基本相當。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低效率衝擊與減速治理”文章中測算過不同國家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爲7.5年，美國爲13.2年。從上述兩組數據對比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業平均受教育年限爲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1.9倍，美國這一比值爲1.1。但如前所述，2019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中“金融、保險業”的相對薪酬分別爲1.85和1.07，而同期美國金融和保險業人員相對薪酬爲1.77（平均工資爲11.56萬美元），也就是說中國金融業相對薪酬/相對受教育水平小於美國，意味着中國金融業從業人員尚未獲得充分的相對薪酬回報。此外，從學歷水平來看，我國銀行從業人員學歷水平遠高於全行業平均水平，更高於全社會的平均水平。2008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中國銀行業中碩士及以上人員佔比爲2.70%，本科學歷人員佔比爲32.27%，大專學歷人員佔比爲40.01%；全行業中碩士及以上人員佔比爲1.33%，本科學歷人員佔比爲11.43%，大專學歷人員佔比爲17.58%；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8.7%左右。而且近些年來，銀行業招錄門檻日漸提升，銀行從業人員中高學歷人員佔比進一步增加。雖然上述數據並不完全可比，但基本可以表明中國銀行業人均薪酬並未畸高。

圖2 銀行業與全行業學歷結構對比圖

（單位：%）

（數據來源：中國經濟普查年鑑2008）

第三，從國內行業對比看，金融業平均薪酬位居第三，但增速最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城鎮非私營單位中“金融、保險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爲13.14萬元，在19個行業中位居第三，位列“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和“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之後。從增速看，近三年“金融、保險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速爲3.84%，在19個行業排名中倒數第一（如下圖）；而“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和“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近三年平均增速分別爲9.63%和11.39%。可以看出，“金融、保險業”人員平均工資雖位居第三，但增速遠遠落後於其他行業的年均增速。此外，在中美行業薪酬排名中，信息業、金融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均屬於排名較高的行業。2019年，信息業在中美都是工資最高的行業，而金融業均排名第三。

圖3 近三年城鎮非私營單位項下不同行業平均工資及增速情況

（單位：元、%）

（數據來源：wind）

第四，從銀行業內部看，人均創利較高的銀行薪酬相對更有競爭力。以披露相關數據的50家上市銀行爲例，2019年，6家國有大行的人均薪酬爲29.04萬元，人均創利61.09萬元；9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人均薪酬爲48.06萬元，人均創利93.09萬元；27家城商行人均薪酬爲40.95萬元，人均創利83.80萬元；8家農商行人均薪酬爲31.42萬元，人均創利55.82萬元（見表2）。同時，結合中國銀行業協會2019年“陀螺”（GYROSCOPE）評價體系的相關數據來看，銀行從業人員中，高學歷人才佔比較高。其中，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碩士研究生佔比最高，爲17.82%，2000億元以上城商行爲12.00%，2000億元以下城商行爲9.19%，國有六大行則爲7.93%。從上述兩組數據可以看出，人均創利最高、高學歷人才佔比最高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人均薪酬最高，人均創利較低的農商行和高學歷人才佔比相對較低的國有六大行人均薪酬相對較低。這與我國當前的“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是契合的，既體現了多勞多得的原則，又把智力要素、技術要素、信息要素等納入到了分配機制中去。 

表2 2019年上市銀行人均薪酬及創利情況

銀行類型	人均薪酬（萬元）	人均創利（萬元）
6家國有大行	29.04	61.09
9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	48.06	93.09
27家城商行	40.95	83.8
8家農商行	31.42	55.82

（數據來源：wind）

第五，從工作強度看，金融從業者的勞動付出超乎想象。不少人覺得“銀行工作是朝九晚五的香餑餑”。事實上，他們的工作強度和工作壓力遠比想象中大。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7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爲46.8小時。而2015年北京相關機構聯合發佈的“中國金融人士最新健康狀況報告”顯示，49.7%的金融行業人員每週工作46到55個小時；39.2%的人員每週工作55到65個小時；11%的人員每週工作超過65個小時。尤其是銀行從業人員比例最高的一線網點員工，早上七點多就需要到達單位做好開門營業的準備工作，下午五點網點關門後，還需要進行賬目清點軋差、現金清點等細碎繁瑣的工作，往往需要晚上七八點才能下班，每天工作時長接近12個小時。此外，銀行從業人員特別是客戶經理，身上揹負着數目繁多的考覈指標，如，存款日均，貸款日均，貸款額，有效的客戶數量，信用卡增加數，移動端新增的數量等大大小小几十項考覈指標。也許正因如此，社會上纔有 “一人在銀行，全家跟着忙”、銀行是“5+2（每週5天工作加上週末2天加班）”“白+黑（白天工作、晚上加班）”等形象說辭。

四、通過大幅降低房貸利率、用政府債券置換融資平臺貸款讓銀行讓利可行嗎？

持有中國銀行業利潤畸高觀點的人士更是認爲，銀行“鉅額的超額利潤”來源之一是房地產相關貸款，依據是我國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與國債收益率之差比發達國家均值高出大概50-100個基點，因而應大幅降低房貸利率以壓縮銀行業利潤。但是，一方面，居民在申請住房抵押貸款時通常還可以享受利率更低的公積金貸款（3.25%左右），其組合房貸利率明顯低於當前的市場利率，而且目前房貸利率定價基準均已實現“LPR轉換”，LPR的市場化程度更高，能及時反映市場利率變化情況。另一方面，中國銀行業負債來源主要是存款（存款佔比在50%-70%，四大行平均佔比70%左右），因此在考慮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成本時，用同期限國債收益率等同顯然是片面的，還應考慮銀行吸收存款的成本。雖然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與同期限國債收益之差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利差均值高出了大概50個-100個基點，但世界多數主要經濟體都在推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銀行的負債特別是存款成本極低，而我國銀行的5年期存款利率是2.75%左右，1年期存款利率也有1.75%左右，如果用存款成本進行比較，中國住房抵押貸款利差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是相近甚至偏低的，所以“中國比美國、日本和德國的房貸利差高出接近100個基點”的觀點是不成立的。而且，雖然中國當前的住房抵押貸款業務不良率較低，但該業務久期長，不確定性風險因素多，而且至今尚未經歷一個完整週期，銀行業需要相對略高的風險溢價以應對未來可能的大幅波動。此外，國際市場的經驗教訓也表明爲該業務做好風險準備非常重要和必要。最後，大幅降低房貸利率無法有效遏制房地產泡沫和房地產金融化，不利於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以及20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教訓，都值得我們深刻借鑑。

持有中國銀行業利潤畸高觀點的人士還認爲，銀行“鉅額的超額利潤”來源之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導的基礎設施貸款，依據是政府通過銀行貸款融資比政府直接發債融資成本高出2%-2.5%，銀行通過從過去持有對融資平臺的貸款轉而持有地方政府一般債或者專項債，可以讓利約4200億-5300億元。此觀點未充分考慮國家政策限制和地方融資實情。首先，從政策層面看，“不是想置換就能置換”。《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指出，地方政府舉債採取政府債券方式，並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避免出現財政危機。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在《關於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意見的通知》（國發[2014]18號）中進一步指出，建立以政府債券爲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目前，大多數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已經完成了市場化運營，也就是說地方融資平臺項目不再由地方政府舉債償還，因此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是無法轉爲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其次，從信用主體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企業信用，而地方政府性債務是政府信用，兩者存在本質區別。財政部在《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爲的通知》（財預[2017]50號）中進一步指出，要進一步規範融資平臺公司融資行爲管理，推動融資平臺公司儘快轉型爲市場化運營的國有企業、依法合規開展市場化融資。可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信用性質與地方政府存在本質區別，兩者之間存在利差是合理的，也體現了風險收益相匹配的原則。再次，從融資成本看，城投債發行利率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銀行獲得的貸款成本基本相當。根據wind數據庫中15000餘家存量城投債票面發行利率加權平均計算，城投債票面發行利率爲5.22%，與相關文章提到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商業銀行融資的成本在5%-6%之間”是基本相當的。最後，商業銀行也在積極採取措施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8]101號）指出，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的前提下，對存量隱性債務難以償還的，允許融資平臺公司在與金融機構協商的基礎上採取適當展期、債務重組等方式維持資金週轉。此後，商業銀行在堅持市場化原則的基礎上，結合項目運營情況開始陸續提供部分低成本貸款以置換城投平臺前期舉借的較高的臨到期債務，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五、中國銀行業一直在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多措並舉合理讓利實體經濟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及監管部門的各項決策部署，從服務實體經濟、深化普惠金融、提升服務質效，踐行社會公益等方面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貢獻金融力量。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在黨中央、國務院及監管部門的引領下，中國銀行業協會大年初二即成立“抗疫工作專班”，第一時間向全體銀行業金融機構發出“以優質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務全面助力疫情防控”的倡議，得到了金融機構的積極響應。各家銀行服務不按“暫停鍵”，紛紛開通綠色通道、強化信貸支持、踐行社會責任，通過7*24小時的優質服務優先保障了疫情防控所需的各項金融服務。數據顯示，2020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9.63萬億元，同比多增2.82萬億元。同時，企業融資成本不斷下行。2020年末，全國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爲4.61%，比2019年末下降了0.51個百分點，創2015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截至2020年末，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捐款23.72億元，捐物超1533萬件，得到了社會的一致好評。

此外，金融系統還積極讓利實體經濟，爲穩住經濟基本盤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是通過深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引導貸款利率下降讓利5900億元；二是通過再貸款再貼現支持發放優惠利率貸款讓利460億元；三是通過債券利率下行向債券發行人讓利1200億元；四是通過中小微企業延期還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貸款這兩個“直達貨幣政策工具”讓利3800億元；五是通過督促銀行減少收費、支持企業重組和債轉股等方式讓利約4200億元。2020年，金融系統已圓滿實現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的目標，這其中絕大部分來自銀行業。

需要說明的是，商業銀行2020年的合理讓利，是在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階段性舉措，既不表明以往就有同樣的讓利空間，更不表明未來還有同樣的讓利空間。一是2020年的讓利來源多種多樣，既有通過降低貸款利率、減免服務收費等方式導致的利潤減少，也有由於銀行業資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帶來的 “薄利多銷”。二是銀行業不同於普通的工商企業，它是經營風險的行業，需要做好逆週期儲備和跨週期平衡，也就是俚語所說的“以豐補歉”，以便當實體經濟遇到困難時具備足夠的能力應對不良貸款上升給自身造成的風險，併爲實體經濟提供足夠支持。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寅喫卯糧”，一旦經濟出現較大波動或者重大“黑天鵝”事件再次來襲，金融危機進而經濟危機的出現將不可避免。三是國際通行的監管要求多次強調要增強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能力，提升風險應對水平。而目前依靠利潤的內源性資本補充渠道仍然是補充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可持續性最好的方式，因此商業銀行需要保持一定的利潤增強風險防範能力。

作者：中國銀行業協會研究部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