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代表委員熱議“穩就業”，聽聽他們都說了啥

“受疫情影響，公司暫停營業”“行業整體停擺，市場上沒有專業匹配的崗位”“畢業即失業，未來怎麼辦”……疫情下，不少求職者遭遇就業難題。本報去年多次推出報道，關注大學生就業、新業態就業等話題。疫情背景下，上海出臺實施抗疫惠企、穩就業促發展等一系列政策舉措，減負、穩崗、擴就業，千方百計穩住就業基本盤，新增減稅降費超過2300億元，新增就業崗位57萬個。

今年兩會現場，如何“穩就業”，也是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不少代表委員提出，穩就業、保就業，不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創新的勇氣和各種配套的改革措施。

“外賣員之痛”不可忽視

新冠肺炎疫情中，外賣騎手、快遞員成爲物資調度員，爲市民送菜、送藥，爲醫護人員和病人送餐，解救了生活陷入停頓和恐慌的人。沒有他們，城市中人們的自我隔離便不可能實現。後疫情時代，這些羣體的勞動保障不應該被忽略。

“以互聯網技術運用爲特徵的新經濟業態，實現了人和信息的即時高速互聯互通，突破了傳統就業模式對空間、時間的限制，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市人大代表陳繼剛認爲，新就業形態帶來了新機遇，但也存在發展短板。

“以外賣公司爲例，一般是由第三方公司和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平臺再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協議。一些衆包服務平臺，則將自身定位爲撮合平臺，與勞動者簽訂服務合同，並未與勞動者確定勞動關係。然而，我國大部分社會保障制度，如最低工資、企業承擔的社會保障、休息休假、工傷事故賠償等，都是以企業與勞動者已建立勞動關係爲基礎。”陳繼剛認爲，不夠明確的勞動關係，會加大個體承擔的風險，需引起重視。

前不久，外賣員送餐時猝死一事備受關注，平臺以與騎手無勞動關係爲由，拒絕承擔工傷賠償責任，引發了社會討論。“用工關係不明晰、社會保障缺失、勞動權益難保障、組織覆蓋率低，是新型就業羣體面臨的四大痛點。”朱雪芹代表建議，要着力構建平臺經濟下新興就業者的工傷保險制度，在繳費主體上可以考慮“平臺繳費+政府補貼”的模式。關於工傷認定，由於平臺經濟下新興就業者的分散性，應採取新興就業者本人申請認定的方式，可以按照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爲標準由工傷保險基金一次性支付給靈活就業者。

同時，有效利用現有靈活就業、自主創業參保以及居民保險參保等多種參保政策，打破戶籍身份、地區統籌等壁壘，允許“互聯網+”背景下勞務提供者以新興就業人員等身份參保繳費，並通過訂立契約條款、設置從業門檻等方式，由用工企業監督勞務提供者辦理繳費事宜，鼓勵或確保其納入基本社會保障範疇。在大力推動平臺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就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勞動保護等問題適度規範，對用工企業加強監管，防止網絡平臺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費儉委員也提出，應積極探索“自由職業加金”“工傷保險項目參保”等已有政策外延，用政策的槓桿來維護新業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積極打造新就業模式

近年來，伴隨新業態的發展，衆多新興職業應運而生，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這些“新職業”中，有的已被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如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等；有的已具備一定規模，如數字化運營師、互聯網在線教育培訓師等。這些“新職業”因新業態而興起，衆多就業崗位應運而生。

李婷婷是“叮咚買菜”直播團隊的負責人。疫情期間，“叮咚買菜”平臺用戶訂單激增，做過5年短視頻編導的她接下了爲公司創建直播團隊的任務。“整個團隊成員都是在全新的領域裏一步步摸索轉型之路。”

趙春陽代表認爲，疫情催生了全新的就業模式，企業經營者要積極轉變觀念，擁抱在線新經濟。“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傳統的骨瓷企業，但今年我們招聘了37名‘95後’，主要做視頻策劃和直播，這些崗位都是全新的，企業也要積極迎接新經濟的挑戰。新崗位產生了新的技能要求，應該給員工進行相應的新技能培訓，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時間也應該算作工作時間。企業職工線上職業培訓補貼等疫情期間各項穩就業政策應該繼續發揮作用。”

趙春陽認爲，疫情下催生的共享用工模式，也值得借鑑。疫情後，企業會更加關注靈活用工的形式，使用多種用工模式增強企業抵禦風險能力是企業長久經營之道。發展靈活就業，需要與規範就業市場，提高就業質量相結合。不僅要從企業、勞動者各自角度考慮，還要兼顧各方的利益和訴求。

陳繼剛代表也呼籲，應積極推動靈活用工的新模式，鼓勵搭建共享用工平臺，爲經濟發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人力資源支撐。同時，也要調整完善現有政策、補齊法律短板、創新社會保障體系，讓新就業形態有序發展。

讓“新職業”青年走得更遠

疫情以來，以網絡主播、電競選手、網絡作家、快遞小哥等爲代表的“新職業”受到青年追捧。然而火爆背後，也有隱憂。職業素養不高、後續發展乏力、月薪高卻無法繳納五險一金等都是問題。

普陀區就業促進中心主任許鴻蕨代表對新職業青年的發展給出不少針對性建議。“從目前來看，‘新職業’青年分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兩種，而且以非正規就業爲多。提高行業規範和行業管理，更好維護‘新職業’青年的合法權益，需要從正規就業的‘新職業’青年着手，逐步推廣到‘新職業’青年全體。”

據許鴻蕨介紹，如今普陀區正規就業的“新職業”從業人員年輕化趨勢明顯，他們普遍反映的問題有：職業發展對綜合技能的要求與單一技能現狀之間存在矛盾；學校教育與實際應用脫節，企業人才培養成本高。

對此，許鴻蕨建議，應統一“新職業”從業證書發放，提高證書權威性和適用性；從源頭治理、法律培訓、法律援助三個方面維護“新職業”青年的知識產權、專利權；提高業務培訓質量與企業用工的關聯度；加大“新職業”青年社會組織的孵化、培育力度。

比如，電競從業者由於在人生的黃金時段放棄學業加入職業戰隊，導致職業規劃、法律意識等較欠缺，有必要全面完善“新職業”青年的職業培訓，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就業培訓系統。只有不斷提高他們的職業素養和擇業水平，才能逐漸改變當前“新職業”青年缺少職業發展規劃的情況。

“提升職業培訓針對性，研發新業態相關技能培訓項目，這是‘穩就業’的一股強大動力。”費儉委員說。

疫情下就業要有新思路

據統計，202 0年全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達874萬人，在疫情的影響下，他們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

陳繼剛代表介紹，上海已出臺了多項政策，幫助大學生順利就業，比如實施青年就業見習制度、加大線上招聘力度等，去年大學生的就業情況比預估要好。但他指出，政策幫扶不是長久之計，短期效應一過，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他建議，大學生應該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先找到工作崗位，同時培養多樣化技能，求職時才更具有優勢。學校就業服務中心也應該當好橋樑，把企業的用工需求與學生的求職需求對接起來。

許鴻蕨代表介紹，上海不少區設有青年就業見習基地，爲鼓勵大學生“先就業再擇業”提供了一條現實路徑。和普通的大學生實習、工作試用期有所不同，就業見習基地爲學生們帶來實打實的技能提升“乾貨”、提供更廣闊的實踐平臺，同時降低企業的用人成本、擴大人才選擇的渠道。據瞭解，上海還將增加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重點產業參與就業見習的企業數量，動態調整見習學員生活費和見習帶教費補貼標準，加強見習基地的跟蹤管理和考覈評估，提升見習效果。

因爲疫情而重新選擇職業方向的就業者也不少。40歲林立的故事或許能給求職者一些新的啓發。林立本是一家旅遊公司的中層，薪資可觀。疫情背景下，公司狀況不佳，儘管還沒提出降薪裁員，但她早做準備，果斷“跳”到一家互聯網醫療公司工作。“疫情下就業形勢確實不好，跳槽後薪資下降了20%，但我還是果斷選擇了新方向。新公司更有前景，只要不斷學習，保持積極向上的好心態，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好。”自稱“重新出發”的她，快速熟悉新行業，進公司3個月，就拿到了重點項目，美好未來可期。

不少代表委員坦言，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形勢下，求職者自身也需要轉變思路。“不斷充電、更新知識庫、鍛鍊新技能、把握新趨勢，一個處在積極學習狀態的求職者總會迎來自己的春天。”趙春陽代表坦言。

新民晚報記者 葉薇 楊歡 江躍中

責任編輯：賈楠 SN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