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青年课题组

文章|本文将刊于《中国金融》2021年第4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原有的发展节奏，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迅速飙升，各国纷纷采取大力度宏观经济救助措施予以应对。进入2021年，全球疫情依然严重，但新冠疫苗问世为防控疫情带来了希望，经济有望逐步复苏。

未来有两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疫苗能否及时接种及其可靠性增大了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较多国家正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上任100天内为1亿美国人接种疫苗，欧盟委员会计划安排各成员国在夏天前完成70%的成年人疫苗接种。不过，疫苗的全面接种仍面临较多挑战。由于生产和运输能力有限，初期只有部分国家可以获得安全有效的疫苗，这将导致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率先大规模接种，有望率先复苏，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则会相对滞后。特别是，如果发达经济体经济率先复苏，则可能提前收紧原有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融资环境收紧，从而造成新兴市场资本流动逆转，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应对疫情和支持经济增长的难度。此外，部分国家的疫苗接种慢于预期，如美国原计划在2020年底前为2000万人接种疫苗，但因组织不力，实际接种量只有280万剂。同时，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如疫苗对变异病毒无效，将无法有效控制疫情，从而影响经济复苏。

二是西方国家经济治理的关注点将从重视效率转向更加重视就业和公平。西方国家长期遵循传统经济学理念，即自由经济、效率最大化、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全球产业布局。然而，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特别是疫情以来失业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推动国家经济治理理念从偏重效率向着更加重视就业和公平转变。有观点认为，战后流行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致力于让大多数人以低成本获取生活用品，但在民粹主义和去全球化浪潮裹挟下，各国对本国就业创造的重视程度将超过对低物价的重视。在新的经济范式下，各国政府将扩大财政支出，并力促就业岗位回流，此前几十年通过全球化高效生产形成的去通胀力量将减退，转变为再通胀力量。

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并蔓延至金融领域

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续两年的贸易战暂时缓和。该协议中有两章内容涉及金融领域，分别为金融服务章节和汇率章节。其中，金融服务章节基本上是对中国近年金融业开放成果的重申和细化。金融作为中美重要利益的交汇点，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推动中美加强金融合作，符合中国自身利益。汇率章节中，中美同意尊重彼此货币政策自主权，实施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避免竞争性贬值，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就汇率问题达成公平互利的共识，既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也有利于全球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调整。

然而随着疫情肆虐，美国政府将其防疫不力责任“甩锅”中国，疯狂出台措施恶化中美关系，在科技、投资、人文等领域推动中美脱钩，并蔓延至金融领域。美国将大量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提出“清洁网络”计划，拟对华实施全方位科技封锁。在特朗普政府要求下，联邦退休基金无限期暂缓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美国国会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连续三年无法满足美国审计要求的公司从美国退市。特朗普政府还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所谓“中共军方企业”，并借涉朝、涉伊、涉疆、涉港等问题频繁对中国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

展望未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望阶段性缓和。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不同，中美两国仍会存在一些分歧，但中美两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间。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长远发展方面也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能够尽快重回正规。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互补性强，金融脱钩实际上也有损美国自身利益，未来双方需要加强合作，更好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全球贸易大幅萎缩，中国贸易逆势上涨

疫情使全球的生产、需求和物流遭到严重冲击，贸易大幅萎缩。世界贸易组织（WTO）2020年10月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9.2%。在疫情发生之初，中国进出口贸易面临较大压力，特别是疫情的冲击暴露了全球产业链过度集中的脆弱性，一些国家和企业意识到“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希望分散产业链布局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然而中国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由于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在多数国家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为全世界提供了必需的防疫物资、医药用品、家居用品和电子产品。2020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3.6%，进口同比下降1.1%，贸易顺差为5350亿美元。据WTO统计，2020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12.8%、14.2%、11.5%，比历史最高值分别大幅提高了0.8个、0.4个、0.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稳固。疫情的考验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的优势，增强了各方信心。

WTO预测2021年全球贸易将增长7.2%，但由于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贸易的恢复仍有待观察。2021年，中国可能出现出口增速先高后低、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回调的情况。一方面，新冠疫苗的普及和全球疫情受控有利于海外供给能力的恢复；另一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商品需求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疫情控制后的经济复苏可能以服务消费复苏为主，且2020年大幅增加的防疫物资、医疗产品和居家办公产品的进口需求可能随疫情得到控制而减少，2020年出口大幅增长的局面恐难长期持续。

疫情助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加速产业结构重构

疫情前，传统经济增长已显乏力，而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疫情暴发后，社交疏离措施使餐饮、交通运输、旅游、教育等传统经济形式受到巨大冲击，消费者被迫转向线上，在线教育、视频娱乐、远程会议、在线医疗、网上购物等不依赖人员空间物理移动的数字经济形式迎来快速发展契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德国、英国、美国线上销售在零售总额中的占比预计将提高4~7个百分点。在拉丁美洲，一些平台上的消费者在两个月内完成了通常一年内的购买次数。总体上，疫情加速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这些趋势原本可能需要数年，但疫情促使其在几个月内作出转变。

考虑到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可能具有持久性，疫情后产业结构将持续调整。由于疫情带来的心理冲击、网络会议的广泛使用，疫情之后商务旅行、酒店住宿、餐饮等行业可能长期低迷，面临重新洗牌，一些企业会永久退出。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响。一是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各国纷纷加大科技领域投资。拜登政府明确将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数字经济产业列入重点支持领域。欧盟委员会计划在2021~2027年划拨至少6500亿欧元资金，支持可持续基础设施、研究、创新和数字化等领域。二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各国加强对其监管。2020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进一步规范数字经济。较多分析认为，拜登政府会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加大反垄断和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三是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引发各方关注。在一些生产和服务领域，社交疏离措施让工人难返工作岗位，企业对劳动力产生更多不稳定预期，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自动化水平，机器替代人力的倾向将进一步加剧。同时，结构性失业将在一定时期内突出，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高企将与新兴数字行业的劳动力不足并存，政府需要加大对劳动力转型的培训。四是各国将继续推动制定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弥补该领域空白。美国在《美墨加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中都纳入了数字贸易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条款，积极消除数字贸易壁垒。G20、经合组织、美欧之间也一直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激烈讨论，未来各方将继续讨论制定相关国际规则。

货币政策框架面临新一轮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普遍存在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纷纷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近年来，一些国家试图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经济环境使得全球中央银行举步维艰。2020年疫情进一步重创全球经济，为救助经济，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压力进一步增大。

长期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正在酝酿变革性调整。一是发达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主要中央银行已经引入负利率、前瞻性指引、结构性再融资、收益率曲线控制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且出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的倾向。二是全球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正面临新一轮的调整，2%的通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理论界和政策界提出了一系列对现行通胀目标制的替代方案。2020年，美联储已完成货币政策框架审议，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制。欧洲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等也在进行货币政策框架审议，计划于2021年完成。三是中央银行自主性面临挑战。疫情暴发后，一些中央银行加大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运作，例如，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政府融资成本，或采用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为中小企业或受困居民提供流动性。全球政府债务负担的进一步上升引发对未来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担忧。四是金融科技的广泛运用重塑了金融业态，在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也促使银行业竞争加剧，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技术进步催生了数字货币的出现，未来数字货币如走向普及，将对支付体系运行效率、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美元走势一波三折，进入贬值通道

自2018年以来，由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更快，且美联储一度加息，美元缓慢走强，美元指数从2018年1月底的89升至2020年2月的99。疫情发生后，美元大幅波动。3月初，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恐慌情绪加剧，市场流动性枯竭，加之美元作为安全资产受到市场追捧，全球融资市场出现美元荒，美元指数从2020年3月9日的95快速升值至3月19日的102，达到2017年以来新高。为稳定美元融资市场，美联储推出多项措施增加美元流动性，包括加强与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五大主要中央银行的常备货币互换，降低互换利率，增加互换频率；重启了与九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的临时性货币互换；推出美元临时回购协议（FIMA），允许外国中央银行以美国国债为抵押，通过与美联储的回购操作来获取美元流动性，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美元融资市场。2020年5月以来，美国经济大幅衰退，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导致美元流动性充裕，年中疫情暂时平稳后投资者风险偏好加大，增加对新兴市场高收益资产的投资从而抛售美元，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美元开始进入贬值通道，美元指数从2020年5月中旬的100逐步走低，在12月跌破90关口，全年贬值6.79%，基本上回吐了本轮自2018年以来的所有升值。

美元贬值带来一系列影响。美元大幅贬值的背面是其他货币兑美元面临强劲的升值压力，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形成一定程度的拖累。在本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各国汇率问题摩擦增大，2020年美国罕见地将瑞士和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越南发起了汇率低估“301调查”。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美元贬值有利于减轻新兴市场国家和企业的美元债务偿还负担，在当前全球债务高企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展望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将推动实施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也表示将在通胀和就业恢复前继续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规模，这意味着美元流动性仍将十分充裕，加之美国疫情十分严重，这些都对美元走强形成拖累。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随着疫苗接种、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美国经济有望较快复苏，加之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对美元的刚性需求，美元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有限。此外，美国新任财长耶伦也表示，不会刻意寻求弱势美元来获得不公平的出口竞争优势。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加快发展

2020年以来，随着疫情肆虐，线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对使用纸质现金可能传播病毒的担忧都催生了公众对无现金支付的需求。与此同时，以天秤币（Libra，现更名为Diem）为代表的私人部门稳定币项目加速，倒逼部分中央银行关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BIS调查显示，目前全球已有约80%的中央银行开展了CBDC相关研究，至少46家中央银行已正式公布CBDC项目。其中，11个经济体同时推动零售及批发型CBDC项目，中国、瑞典等30个经济体专注于零售型CBDC的研发试点，瑞士等5个经济体则更关注批发型CBDC。

2020年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领域呈现几大新特征。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态度转向积极。此前，日本中央银行多次表态暂无发行CBDC必要，但2020年7月以来，其态度明显转向积极，其研究团队发布报告表示，将通过实验的方式验证CBDC技术可行性。若现金流通量下降，将发行CBDC加以应对，并将于2021年启动试点。美联储亦开始重视。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表示美国暂不需要CBDC，但2020年8月，美联储理事Lael Brainard宣布，美联储正在进行分布式账簿技术和区块链的测试，研究CBDC对支付体系、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二是部分经济体之间加强了CBDC领域的合作。2020年1月，BIS与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联合成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工作组，并于10月发布了首篇报告，分析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基本原则及核心特征，表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共识初现。三是全球首个零售型CBDC正式发行，多个试点项目落地。2020年10月，巴哈马宣布正式推出全球首个CBDC“沙元”（Sand dollar），柬埔寨中央银行也宣布正式发行名为Bakong的CBDC。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1月正式启动数字人民币（e-CNY）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城市包括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四地。截至2020年10月末，中国共落实2.6万个试点场景，覆盖购物消费、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等多领域。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中央银行也都开展了相关测试工作。

总体看，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CBDC不应损害金融稳定，须具备匿名性、离线支付等类现金特征，且重视其在解决跨境支付问题方面的潜力，但在发行目的、底层技术选择以及是否应与私人数字货币共存等方面仍存在差异，面临的法律问题也有待解决，未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仍将在探索中前行。

全球对绿色发展的共识达到新高度，绿色金融发展前景广阔

疫情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政府也将绿色增长作为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新动能。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和欧洲部分中央银行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共同建立了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中国人民银行还与欧盟委员会等共同建立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指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上述工作都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未来，绿色金融将进一步受到各国的重视。一是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将更加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委员会正在联合研究中欧绿色金融分类标准趋同，为形成国际通行标准奠定基础。英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将推动企业气候信息强制披露。二是各国中央银行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美联储在2020年12月宣布加入NGFS。欧洲中央银行表示，自2021年初将要求金融机构进行气候风险自我评估并提交行动计划。欧洲中央银行将对此进行审议，并将气候风险作为2022年压力测试的重点。英格兰银行将于2021年6月对金融服务和保险部门进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三是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将继续推进。2021年G20主席国意大利将可持续金融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嵌入全球经济风险分析、疫后经济复苏、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融资等多项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