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三妻四妾”，就是指古代男子“妻妾众多”，如《庄子》记载：“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可见，“三妻四妾”的习俗由来已久。《陔余丛考》考证：“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皆妾之称也。”

以至于，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古代的男人可谓是相当幸福的了，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到“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殊不知，这项制度亦是阶级社会中的特权，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资格享受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该制度的限制范围也不一样。

《春秋公羊传》有这样的记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

由此可见，在两周时期，诸侯是有资格娶九个女人的。这九个女人，分别是元配夫人，两个滕妾，还有服侍妻子和滕妾的六名陪嫁女。这些女人加在一块，刚好是“一聘九女”。

在诸侯之下的卿大夫，则可享受到“卿大夫一妻二妾”的待遇。当然，若卿大夫为朝廷做出突出贡献，那么，则根据功劳的大小卿大夫最多可以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

至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则能享受到“一夫一妻一妾”的待遇，除了元配夫人之外，还能讨一房小老婆。

说到这，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两周时期的男人能娶多少老婆，是根据其社会地位和功劳来决定的。对于庶民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娶小老婆。礼法明确规定，“庶人一夫一妇”，和现代社会一样奉行一夫一妻制。

“法律”这一概念，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所以在此之前，礼教是唯一限制社会分子日常行为的标准。别看这一时期的礼教并不是法律，但却有着比法律更强大的效力，时人不得违背。秦朝时期，随着礼教废弛，法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封建社会的法制都是不健全的。加上汉、唐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所以庶民纳妾并未受到朝廷的限制。

至于将庶人不得纳妾写入法律，是元朝初期的事。不过，这项法令未能实施太长时间。根据《元史》的记载，当时有个叫谭澄的“良吏”，担任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农业部官员。谭澄之所以被史官誉为“良吏”，就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不但处处为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劳心，还为老百姓的香火问题着想。谭澄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上书忽必烈，请求皇帝准许普通人纳妾。

最终，忽必烈被谭澄说服，开放了禁止庶人纳妾的禁令。若非谭澄斗胆上书，恐怕元朝的男人（主要是汉民）终生都别想讨小老婆。明朝的性观念同样比较开放，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过，虽然皇帝纵情声色，却对民间的男女关系严防死守，禁止庶民纳妾。不过，虽然明朝“仿元制”，但却放宽了一些限度。

例如：当时的男主人与婢女发生关系属于“潜规则”，不受法律的限制。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普通老百姓以蓄养奴婢作为掩饰与婢女发生关系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世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申明了六条律例，规定庶民之家禁止存养奴婢，这才将这种潜规则一竿子打死。

那么，既然禁止纳妾、养女婢，“包二奶”可不可行呢？

未必。

在唐朝，包二奶有个代称叫“置别宅妇”，就是给二奶买一处房子，将她安置在外面。不过到了开元年间，这种现象便被扼制住了。“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由此可见，至少在唐朝，包二奶是完全行不通的。

思来想去，对于古代男人而言，能够满足欲望寻欢找刺激的途径，便只剩下嫖娼了。然而，嫖娼要耗费大量的银钱，普通百姓很难负担得起。

既是如此，达官显贵总该可以在风月场上纵情声色了吧？

结合文献来看，在一些朝代，官员嫖娼同样是要受到限制的。唐朝对此并无约束，但宋、元两朝却有明文规定，官员禁止狎妓。

妓女可以向官员提供陪酒、歌舞等服务，就是不得陪寝，否则便要罚款。

从上述情况中，大家一定可以看出古代男人未必有什么艳福。纳妾要受到身份限制，养婢女同样要受到身份限制，有些朝代还禁止包二奶，嫖娼又浪费金钱。思来想去，便只能靠家中的元配夫人解决生理需求了。

但是，偏偏古代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能保证老婆是自己中意的人呢？

归根结底，古代男人的“艳福”，仅是属于少数人的特权罢了。

参考资料：

【《春秋公羊传》、《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