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方面，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已经叛变，经过反复权衡，他做了两手准备：其一，安抚好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人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苦劝吴三桂回头是岸；其二，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以武力解决制服吴三桂。

这两个方案齐头并进、同时进行。

该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亲密战友刘宗敏一道，率六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军队中还特别带领了攻陷北京城所捕获到的崇祯帝三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此外，还有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

李自成认为，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不应该放弃，武力乃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坏打算。

他想，即使真走到了兵戎相见那一步，也应该在开战前由这些人出面，通过君、亲之义对吴三桂进行最后的奉劝。

与李自成的颟顸和糊涂不同，清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入主中原的机会来了。

这种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松山大战后，明朝关外的军事力量已一蹶不振，清廷统治者的野心早就不满足于辽东一地了。

起初，他们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关内闹腾得这么欢，就想同李自成一起瓜分明帝国。

皇太极曾对臣下说：“在我看来，大明朝已经到了必亡之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其国内，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有百万之众，有三四十万之众，攻城掠地，难以遏止。原先，大明所恃的兵力不过祖大寿部及锦州、松山的辽东兵，还有洪承畴所领的各省援兵。这些军队，现在全部败亡在我手下，现在，即使又召募了新兵，但新兵只能充数，岂能拒战？大明的兵将，不但不能敌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虚报战绩，冒领战功；朝臣喜欢弄奸进谗，遮蔽皇帝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从这种种看来，大明的必亡之势昭然在目。”（“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 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多尔衮耳闻大顺军已占陕西全境，便派使者入陕北勾引李自成，写信称：“我大清有意和诸公一同协谋合力，并取中原，如果能统一了天下，就可以共享富贵了。”（“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彼时，李自成眼里根本就没有“鞑子”的位置，没搭理这茬。

阴谋落空的多尔衮还没有做出下一步反应，李自成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 年）三月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京师。

多尔衮惊愕之余，赶紧兴兵入关，火急火燎，要赶在大明王朝败亡之前分上一杯羹。

清廷的元老级谋臣汉官范文程献言说：“自从李自成闯寇猖狂兴起，中原涂炭，近日已倾覆京师，迫死了崇祯帝。因此，他们就应该成为我国必讨之贼。虽然其拥众百万，横行无惮，但其三条必败之道：一、逼死自己的国主，天怒人怨；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众忿怒；三、掠民资、淫人妇、烧人房屋，民众愤恨。具备了这三条必败之道，还骄纵不知，可一战而破。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精锐，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向其兴师问罪，即可离间大明国的士大夫，拯救困苦中的大明百姓，所谓兵以义动，何功不成！”（“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旦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范文程老贼的眼光果然狠毒，他不但看出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败亡的三个迹象，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番入关，正好以“讨贼”为名，成就大业。

这大业，是什么大业？

四月四日，范文程又上了一份千言奏疏，将这所谓的大业明白无虞地规划给清廷决策层，云：“这是上天特意赏赐给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我私下认为，建功业而垂范天下就在此时，失支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也在此时。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原百姓惨遭战乱荼毒至极，百姓都企求太平，渴望能够安居乐业，我军入关，即使会遇到一、二个婴城自守的城池，但这些城池的军民，不过是为自己身家性命考虑，绝不是为国家舍生效力。如今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明朝的劲敌，只有我国与李自成流寇。现在关内的形势，就如秦失其鹿，楚汉相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与明朝争天下，而是要与李自成流寇争天下。”（“此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承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离丧乱荼毒已极，黔首先依，思泽念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劲敌，惟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读了这份奏疏，无不大受鼓舞，纷纷叫嚷着兴师入关。

由是，多尔衮下达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迅速征调、集结起约十二万兵马，于四月九日倾国而出。

清廷原拟进军路线是绕过坚城山海关，从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派来求援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

多尔衮一目十行地读过吴三桂的求援信，也不废话，马上命人起草书信向吴三桂招降，称：“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清世祖实录》卷四）。

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已经迫近山海关，吴三桂要做刘琨、要做石敬塘的想法遂告幻灭，只好默许了多尔衮的招降，再次派郭云龙催促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既已和清廷十二万骑兵勾结在了一起，李自成此来乃是凶多吉少。

可怜的李自成还蒙在鼓里。

甚至，李自成行至三河县时，还被吴三桂摆了一道：吴三桂派使者向李自成谎称自己想通了，知错了，改变主意了，想再次投诚大顺军。

李自成竟然象三岁小孩子一样，选择了相信。

之所以选择相信，是他严重低估了当时形势。

他曾放话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吴三桂纪略》）。

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定思小纪》）

这样，大顺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向李自成展开激战，双方恶战了一昼夜，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处下风，据守北翼城的部分吴军向大顺军树起降旗。

吴三桂头皮发炸，亲自奔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建于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力请屯于该处的清军参战。

清军由此投入到混战中。

其时，风沙大作，清军顺着风沙呼啸而出，犹如山岳倾崩、大江缺堤，势不可挡。

已与吴三桂军恶战了一昼夜的大顺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很快溃散。

大顺军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身负重伤，立马于小岗阜上的李自成自感无力回天，只得下令急速撤退。

退至永平府范家店，李自成恼恨交加，下令斩杀吴三桂父亲吴襄。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李自成又下令将留在京城的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全部处斩。

吴三桂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拜平西王，为清军前驱，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杀往神京。

李自成也考虑过据守北京，他先在二十七、二十八两日还积极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全面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北京，提前西撤。

究其原因，大顺军虽然号称百万雄师东征，其实驻扎于京师地区的军队不足五万人，且山海关一战，军心已经动摇，京师地区谣言四起，北京居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清，而争相颂扬吴三桂率“忠义”之师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准备送回北京即位。

军心、民心都不在应战状态，李自成只得在二十九日举行即位典礼后匆匆率部西撤。

李自成逃出北京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宫殿，据《李朝实录》载：“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

多尔衮这时才到蓟县，听说大顺军已经主动撤去，不由心花怒放，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尾随掩杀，以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自己率领部分兵力驰往北京。

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目送大顺军远去，赶紧搬出了专门迎接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静候传说中的明太子朱慈烺回京登位。哪料，奔腾而来的竟是八旗“辫子军”，众人惊慌错愕之余也只得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了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曾与明廷搏杀多年的清廷皇室脚下。

这就是吴三桂所谓“借虏平寇”事之始末。

不过，即使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却也改变不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是大明王朝“仇人”的事实，并且，现在仍然是明、清、顺三鼎而立的局面，那么，满清有没有可能同意议和，一同对付大顺军呢？

应该说，还是非常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