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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經濟潛在增速持續放緩、中美經貿摩擦繼續演進、新冠疫情突然爆發的三重不利衝擊下，中國政府出臺重大結構性改革文件的頻率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而在這些文件中，以要素流動、區域一體化、都市圈與城市羣爲代表的改革方向佔據了重要篇幅。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文章來源於《北大金融評論》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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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經濟潛在增速持續放緩、中美經貿摩擦繼續演進、新冠疫情突然爆發的三重不利衝擊下，中國政府出臺重大結構性改革文件的頻率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而在這些文件中，以要素流動、區域一體化、都市圈與城市羣爲代表的改革方向佔據了重要篇幅。

宏觀政策裏的區域規劃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意見》。這一文件提出要加快土地、戶籍、人才、金融、科技、數據等要素的價格市場化以及自由流動。這意味着，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要素市場化配置將成爲中國下一輪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的背景下，以區域經濟體一體化爲核心的都市圈建設與城市羣建設將成爲大勢所趨。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該文件指出，“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大區域戰略推進實施機制，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佈局。”這意味着區域協調發展將成爲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很可能成爲貫穿十四五、十五五規劃時期的結構性改革總方向。筆者認爲，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新發展格局，至少有三大政策支柱：一是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二是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三是要素流動與區域一體化。換言之，區域一體化也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環節。

在2020年10月29日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二零三五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指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打造創新平臺和新增長極。

區域一體化的中國實踐

事實上，從2018年第2季度起，我就帶着平安證券宏觀團隊，開展了“新時代中國區域一體化”系列研究。之所以選擇這個專題進行研究，主要是基於如下考慮：

第一，區域先行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重要策略之一。“八十年代看廣東、九十年代看浦東”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繼珠三角、長三角成功崛起之後，其他的區域發展概念（例如京津冀、東北振興、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似乎都沒有前兩者那麼成功。總體而言，我國的區域經濟規劃存在重東部輕西部、重沿海輕內陸的特徵，這與中國經濟長期的外向型特徵有關，也與各區域自身的資源稟賦有關。區域自身特徵與政策支持的差異，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第二，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長期性停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將主要在國內，而如何實施新一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可能成爲政策的重中之重。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雄安新區等概念的提出，背後都折射出區域一體化或區域聯動的新思路。

第三，從資源集約與市場趨勢的角度來講，中國政府都應該推進城市化而非城鎮化。但在目前限制超大城市規模的政策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城市集羣的發展無疑是大勢所趨。

五大城市羣形成階梯發展的雁陣模式

我們認爲，在未來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將湧現出五個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增長前景的區域，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鄭州、合肥、武漢）與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

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優勢在於，該區域是五大區域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和科創已經成爲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的最大特色，使得粵港澳大灣區成爲類似於中國版的硅谷。長三角區域是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最均衡的區域，而且還是目前上述五個區域中區域發展程度一體化最強的。京津冀區域的特點在於它是我國資源分佈的中心，同時還具有比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人才優勢，尤其是北京。從地理位置來看，中三角區域是五大區域的地理中心，未來必然成爲物流大通道和國內生產鏈上的核心環節，鄭州、合肥和武漢這三個城市也是高鐵時代的最大受益者。相對於其他區域而言，西三角具有較強的科技和研發實力，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可以比較好地承接東部產業的轉移。

我們的分析發現，在每個區域中，都有一個核心的城市三角形湧現出來。粵港澳灣區的核心三角形是深圳、廣州與佛山（東莞無疑是一顆遺珠），長三角的核心三角形是上海、杭州與南京，京津冀的核心三角形是北京、天津與雄安（當然，雄安的未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中部六省的核心三角形是武漢、鄭州與合肥（長沙也是一顆遺珠），而西三角的核心城市則是成都、重慶與西安（貴陽也是一顆遺珠）。有趣的是，在每個三角形中，三個城市之間也有分工。大致看來，都有一個金融中心、一個製造中心、一個研發中心。

我們認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很可能就是代表這五個核心區域的大個城市羣。無論增長動力還是投資領域，市場與投資者都應該集中關注這五大城市羣。例如，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正在發生趨勢性轉變的背景下，未來如果說房地產投資還有潛力的話，很可能就在我們框定的這15-20個城市裏。而在一個城市三角形中，房價明顯低於其他城市的，就很可能具有較大的房價上漲潛力。

有趣的是，京三角、長三角、珠三角由北向南一路排開，類似於一張弓的弓背，西三角、中三角與長三角沿長江由西向東一路延伸，類似於一隻在弦的箭。新時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五大核心區域，在地圖上看起來好似正在彎弓搭箭，助力中國經濟新的騰飛。

有經濟學家認爲，在東亞國家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存在一個雁陣模式。在這個模式中，美國與日本是領頭雁，中國與亞洲四小龍是第二梯隊，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則是第三梯隊。我們則認爲，在未來中國經濟的新一輪增長中，也存在新一輪的國內雁陣模式。在這個模式中，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是領頭雁，京津冀、中三角與西三角是第二梯隊，而全國其他區域則是第三梯隊。這三個梯隊在經濟發展水平、資源交集程度與市場化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因此爲知識擴散、產業轉移與差異化發展戰略提供了騰挪空間。

在五個城市羣之間，由於其自身發展程度與優勢資源的不同，也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定位和發展方向。長三角定位於經濟轉型，基於其強大的綜合實力，應當致力於成爲中國本輪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領頭羊；粵港澳大灣區定位於引領創新，應當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創新基因和文化氛圍，引領高新技術人才和企業的聚集，成爲五大城市羣中創新發展的一面旗幟；京津冀定位於制度改革，應當以雄安新區的建設爲契機，促進目前尚不平衡的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並利用其制度優勢，探索新一輪制度改革的路徑；中三角定位於交通樞紐，一方面應當以核心城市爲中心，加快鐵路網建設，強化其交通樞紐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致力於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促進區域內的多元化發展。西三角定位於研發融合，可以利用城市間優勢資源互補的特徵，推動核心城市的錯位發展；並充分發揮本區域的教育資源優勢，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

總體而言，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前推動經濟轉型與技術創新，京三角在中探索制度改革路徑，中三角和西三角在後承接產業轉移。五大城市羣形成階梯發展的雁陣模式，將成爲未來引領中國經濟的五大增長極。

在全球貿易投資體系日益碎片化、經濟與金融全球化面臨逆轉威脅、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波詭雲譎的環境下，這一新的國內雁陣模式使得中國經濟不僅能夠深度挖掘內部統一大市場的潛力，還能夠更好地開展與其他國家、其他區域（例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深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全球產業鏈演進可能會出現區域化與本地化的新趨勢，未來中國亟需增強在東亞產業鏈的龍頭與樞紐作用。再考慮到RCEP在2020年底終於成功簽署，這就意味着，未來在東亞區域可能形成以中日韓澳新爲領頭雁，以東盟較爲發達成員國爲第二梯隊，以東盟欠發達成員國爲第三梯隊的新的國際雁陣模式。國內國際雙雁陣模式的塑造，有助於中國強化自己在全球產業鏈的核心地位，並實現“以內促外”式的內部循環與外部循環互動。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特定區域率先發展與崛起、再帶動其他區域實現協同發展的歷史。在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趨勢性下降、增長效率持續低迷、全球經濟尚未擺脫長期性停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激活中國的新一輪區域一體化進程、促進中西部經濟與東部經濟更好地融合、消除區域之間的各種有形無形壁壘、鍛造交易成本更爲低廉的全國大市場，這既是中國經濟確保持續增長、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進一步煥發消費引擎活力、推動消費持續升級的重要舉措。■

文章來源於《北大金融評論》2021年第1期

圖文編輯：王毅博

責任編輯：劉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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