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在读《李宗仁回忆录》，读到其中一个情节：年轻气锐的李宗仁尚曾希望蒋介石从大局出发，作些改变，好几次劝他不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门户之见。但蒋一开始是默不作声，后来怒目横对，让李宗仁无言而退。后来李宗仁和邓演达等人闲谈，言及于此，邓演达失声笑道：“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造成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任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单从这一情节即可知：玩政治，李宗仁不是蒋的对手。

要知道，任黄埔军校校长，正是蒋一生事业的肇始端啊。

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在著作《蒋介石传》时，对这一点，说得相当清楚，他在书中写：“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的名字并未被列入继承者的名单。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毕业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罗马式禁卫军。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便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

由此，布赖恩克罗泽感慨万千地说：“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实际上，很多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在谈及蒋的发迹之路时，都会无一例外地从黄埔军校开始。

话说，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总是拉拢、依靠某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各地军阀争夺地盘的利用工具。1922年陈炯明叛变事件，更是让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没有出路的，非在建军问题上寻找新的道路不可。所以，他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经验，创办黄埔军校。

军校的校长由谁来担任呢？

一开始，孙中山只想任命蒋介石当副校长，而把校长人选定为程潜。

程潜的资格比蒋介石老多了，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而且有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还饱经风浪，参加了辛亥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忠心耿耿，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最主要的是，这时的程潜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长，创办了“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一旦成立，则“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师生就可以完整并入黄埔。

这，是孙中山拟定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原因。

相较之下，蒋介石早年曾去日本求学，但帝国军官学校并没有接纳他，后来他进保定军官学校，才被送往日本，在振武学校肄业。不过，他在日本军校的表现平平，以至于日后成名，当年的长官长冈外史对他就学时毫无印象。蒋介石回国后，在陈其美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而自陈其美遇刺，他便脱离了革命，混迹上海，投资证券业，和青帮头子黄金荣有来有往。而在戴季陶、张人杰等人的牵引下，才重返革命圈。当然，他在孙中山旗下的粤军担任职务，表现可圈可点，特别是孙中山羊城蒙难的日子，他在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得到了孙中山的好感。

这，是孙中山拟定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副校长的原因。

不过，蒋介石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高，一下子就嗅到了担任军校校长的巨大政治潜力，不满足于担任副校长，找张静江等元老给自己说情，最终担任了校长。

可以说，程潜错过了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机会，成就了蒋介石的发迹。

可笑的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分发见习的训话中，居然自欺欺人地说：“本校长的学问才力，本来不够做本校的校长，然而此时没有人肯来担当这件事，所以我不得不勉强出来担任，尽我党员的责任。”

谁不肯担当“这件事”？

明明是他费尽心机争取来的嘛。

程潜的孙女程枫通过研究一手史料，披露黄埔军校校长易人的内幕，说：“我们通过资料知道，爷爷当年和孙中山接触很多，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孙中山说，美国有西点军校，欧洲也有军校，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多人口，也应该有自己的军校，他委派爷爷去办。爷爷那时候自己有一个讲武堂，他把自己的讲武堂也合并到黄埔军校中，等到组建好了，孙中山对他大加赞赏，要任命他为军校校长。蒋介石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不愿在爷爷之下，就赌气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爷爷是个从来不要名利的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说那就让他负责管吧。”

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由程潜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应该是另一种景象。

原因明摆着：程潜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他的一生是“爱国的、革命的一生”。

程潜后来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等职。

1949年，程潜在长沙宣布和平起义，使得湖南省免于再次遭受战火，免于生灵涂炭。

其实，程潜的起义过程也充满了险情，当时，他受白崇禧严密监督，行动不便。幸好，早在该年3月，他就把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告诉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取得陈明仁的支持，从而胜利起义。

该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我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主席和朱总司令第一时间发来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对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8月下旬，程潜应中央和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抵京时，主席和朱总司令、总理、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可谓礼遇极隆。

程潜激动万分地对主席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

“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主席风趣地说。

原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主席就投身参加了革命军，是湖南新军的一名普通列兵。当时，程潜是湘军都督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主席有此一说。

而这之后，主席也一直尊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非常尊敬和看重。

在和主席交往中，有一个细节，程潜经常跟家里人提起，对主席的尊老情怀赞叹不已。

那是1952年秋，主席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两人在南海荡舟，主席亲自执桨划船，程潜制止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主席笑着回答：“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司，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还是客随主便吧。”

实际上，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和女儿程熙也是见过主席的。

1963年12月26日，主席70寿辰，在中南海举行家宴，仅请了两桌客人，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外，还邀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即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其中，程潜就带了夫人郭翼青和女儿程熙同往。

程潜一生共有四任夫人，郭翼青是程潜最漂亮的夫人，也是最后一任夫人。

程潜和郭翼青于1938年7月在洛阳结婚，当时，程潜54岁，郭翼青17岁，年龄相差了37岁，但他们俩的感情相当好，相濡以沫，举案齐眉。

程潜的四任夫人为他生下众多子女，有程博廉、程博寿程、程博德、程博智、程博干(即程元)、程博信、程博洪、程博硕、程博厚、程博勇、程熙、程瑜、程文、程欣、程丹、程玉等。

实际上，郭翼青一共怀过16个孩子，但只活下来程熙、程渝、程文、程欣、程丹、程玉六个女儿。

鉴于程潜家人口太多，主席特批给他每月5000元的特别费，但他多数用于救济生活困难的“辛亥革命同志会”的老人及其后代，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68年4月9日，程潜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