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農村，融不進的城市”，是很多農村青年在城市裏面臨的尷尬與悲傷。

今天，我們討論中國的農村、農民與農業的問題，農民如何增收？糧食安全如何保障？農村如何避免衰敗？

其實，問題本身遠遠超出了農村範疇。比如，農民打工人如何真正成爲城裏人，這是城市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問題。企業如何進入農村投資，這是土地制度改革問題。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是城市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

中國的農村問題和農村的中國問題，後者是一個更加透徹的視角。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農民與農村的出路。

本文邏輯

一、農民與自由市場

二、農民與城市文明

三、農民與農村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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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與自由市場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是一個遊離於貨幣經濟之外的社會。

分田到戶後，糧食產量較之前有所提高。當時的農田面積、肥料、農藥、種子及耕種技術變化不大，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這就是產業制度改革的作用。

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都記得，當時面臨的問題不是喫飽穿暖，而是沒有現金，一個家庭要拿出幾百塊錢來都頗爲困難。爲什麼？因爲沒有市場。當時的農村基本上還是自然經濟，而不是貨幣經濟。即便有些糧食、蔬果等勞動剩餘，也沒有渠道和市場銷售。同時，農村大量的勞動力剩餘，也沒有相應的市場吸納。

爲什麼會有勞動力剩餘？

由於沒有啓動自由市場，農村勞動力只能扎堆農業。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支配，越多的勞動力投入到規模固定與技術穩定的農業領域（如一畝地），人均產值就越低。所以，外出打工，就成了當時農村青年的唯一出路。

通路，啓動了自由市場。

當時喊得震天響的口號是“要致富，先修路”。什麼意思？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修路相當於降低了交易費用。鄉村與城市通路，信息開始互通，供給與需求自發性地形成，進而促成交易與價格，價格機制發揮作用，自由市場啓動。

信息，或者叫思想市場，是自由市場啓動的第一步。當時，農村觀念保守，信息不通提高了心理的交易成本。港臺文化通過影視的方式進入鄉村，一些長輩不希望青年外出打工“學壞”，或者遭遇資本家的剝削和流氓的欺負。但是，道路修通後，更多真實的信息反饋回來，很多人開始外出打工，出現了第一批“外來妹”。

在南方，早期創富的鄉鎮和鄉親，都與早期通路直接相關。比如，湖南、廣西、福建和江西都緊鄰廣東，但是湖南人在廣東這邊創富更早一些。除了湖南人勇於闖蕩的精神外，湖南與廣東通鐵路更早是關鍵。江西開通珠三角的鐵路已是1997年的事情了，高速更是2004年才通車。

通路後，首先啓動的是勞動力市場，而不是農產品市場。

鄉親傳幫帶是農村青年外出打工、創業的主流模式。這與南方的宗族社會有很大關係。通常，最大膽的幾個青年提着一袋衣服跑到珠三角進廠打工。一年到頭，賺了一點錢回家過年，他們通常會購買一些時尚的衣服。現在看來當時一年打工賺得錢實在太少，但是對遊離於貨幣經濟之外的農村來講，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年後，這幾個人會帶一些鄉親一起去打工，在同一個廠，或介紹類似的工作。

如果這個工廠或這個產業效益好，如深圳的電子、東莞的服裝、順德的傢俱，會有更多的鄉親通過這種傳幫帶的方式參與進來。這時，原始的鄉村信用體系發揮了作用，宗族文化與鄉親信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相當於降低了交易費用。

率先創富的往往是那些具備“企業家才能”的打工者。通常，工廠訂單持續增加，工廠老闆一時無法拓展工廠，會支持個別“能幹事”的工人去外面興辦一兩個外協廠。外協廠，開始時規模都很小，更像家庭小作坊，負責的工人往往會找幾個老鄉過來一起幹。隨着原始工廠的訂單越來越多，這類外協廠的數量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打工人成爲了小工廠主。同時，越來越多老鄉加入到這些工廠。這些外協工廠有個別在精明的工廠主帶領下可能做大。

這種模式，像製造業的“航母羣”。原始工廠是一個超級航母，周邊圍繞着一羣外協工廠。這種模式在外貿領域很常見。進入千禧年後，中國的外貿訂單持續擴張，製造業的航母羣“水漲船高”。航母規模越來越大，這個產業集羣就越來越大，創富的工廠主也就越來越多。

我們會發現，中國很多產業集羣都有“鄉緣”特色。珠三角的電子、石材、傢俱、服裝等產業，由某些地方的人集中參與甚至控制，他們可能是漳州人、潮汕人、桂林人。

有部分“功成名就”的企業主選擇返鄉建廠，這也算是榮歸故里。當年，一些農民坐上開往城市的綠皮車或大巴士，忐忑不安的內心也懷揣着各種期待。在所有設想的美好場景中，我想榮歸故里是他們最爲渴望的。

過去一些年，不少內地政府承接沿海工廠，在廣州、深圳設招商辦，舉辦招商會、地方商會，邀請外出創業成功的老鄉返鄉投資。有些地區已經形成了一些規模不小的產業集羣。比如江西有一個城市專門爲順德傢俱提供代工，湖南一個城市爲珠三角電子提供代工。這些工廠多數是成功的企業主返鄉創建的。新一代青年農民在距離鄉村不遠的工業園打工。這是過去南方鄉鎮經濟發展的一種路徑。

農民外出進城打工成爲產業工人，再轉變爲工廠創業者，然後返鄉投廠，中國農民企業主的成長曆程具有明顯的鄉緣屬性。在市場發展初期，法治環境不完善，創業風險極大。鄉親傳幫帶的好處：一可以穩定工人團隊，促進工人技術進步，很多領域都有專門的“地緣”工人，比如贛州師傅、泉州師傅；二可以降低供應鏈風險，緩解資金壓力。

費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國鄉土信用關係，正在被自由市場與城市社會瓦解，但同時它又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中國製造業及自由市場之中。

在過去四十年，農民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廉價勞動力”。但其實，農民是中國自由市場啓動的關鍵力量。在企業家羣體中，有早期的港商、臺商，也有後期的歐美投資者，還有九十年代下海的官員，以及千禧年之後的知識創業者，但是最不能忽略的是農民企業主。

在八十年代自由市場啓動初期，神州大地只有農民羣體，具備“企業家才能”，可能轉型成爲企業主。因爲農民是唯一沒有被納入計劃經濟體系的羣體。我們在討論，蘇聯解體30年，俄羅斯爲什麼沒有形成自由市場？因爲沒有企業家羣體，蘇聯將絕大部分人納入了計劃體系，耕耘了幾代人，消滅了競爭意識、創造能力和冒險精神。

中國的情況存有差異。我們今天討論東北衰落、經濟南移，爲什麼？東北是中國計劃體系最爲完整的地區，改革開放後，東北缺乏啓動自由市場的羣體。整體上，南方的市場啓動要優於北方，市場發達程度要強於北方。這是南強北弱、經濟與人口南移的根本原因。南方的自由市場啓動靠誰？

靠農民。南方的計劃體系要弱於北方，尤其是廣大南方的山區農村。中國農村的計劃經濟只實施了短暫的時間，南方農民遊離於計劃經濟之外，他們當年被貧困所迫渴望外出創富。八十年代自由市場打開後，農民背井離鄉，進城打工，搞貨運，賣快餐，賣水果，幾乎無所不幹，敢想敢幹。像電視劇《雞毛飛上天》中的陳江河和駱玉珠，中國市場上可以找到無數個這樣的農民企業主。他們中每個人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是中國的商業歷史上最令人感慨的故事。當然，絕大多數農民還是在工廠裏打工賺錢。

400年前的歐洲，脫離城邦的農民、流民及“販夫走卒”啓動了近代自由市場。40年前，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中國，農民啓動了中國的自由市場，然後纔有下海潮、外資潮。

農民與城市文明

但是，中國企業主及工人，他們的競爭力又是脆弱的。脆弱性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方面，一個是非市場方面。

中國農民企業主的生存具有很強的依附性。他們對超級航母的依賴性很強，超級航母又依賴於海洋。這些年，國際貿易環境不如2008年之前，超級航母的噸位在下降，依附於航母生存的外協工廠生存變得艱難。一旦超級航母消失，大型工廠倒閉或整體遷移到東南亞，整個園區與之配套的上下游工廠都面臨滅頂之災，大量適合農民工人的就業崗位也就隨之消失。這種例子在近些年並不鮮見。

如今，我們在新一代農民或打工人身上很少聽到像陳江河和駱玉珠那樣的故事。一方面原有的國內外市場趨於成熟和飽和，進入門檻更高，外協訂單減少；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的技術遷移紅利衰退，這種模式創富機會在減少。

過去幾十年，中國享受了歐美世界技術遷移的紅利，農民工人及農民企業主也是如此。如今農民工人面臨的困難，其實是中國整個製造業的技術遷移紅利衰退的問題。依附於超級航母生存，本質上是依賴於超級航母轉移過來的技術與設備，大量外協工廠缺乏真正的技術，也缺乏技術改進的動力。除了引進新設備外，新一代農民工人較上一代農民工人，在製造業領域的技術並未領先多少。創業機會越來越少，又無法賺取技術性工資，新一代農民工人不太願意留在工廠。

他們更願意去當騎手送快遞，送外賣，跑滴滴，安裝電信網絡。爲什麼？因爲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在信息技術領域的知識與技能要強得多。他們知道怎麼使用網絡交流，使用手機接單。儘管被算法鎖定，但新一代農民工人更希望以這種方式謀生，並渴望穿行在城市大街中尋覓到商業機會。一位開滴滴的司機跟我說，他後悔自己花了十年的時間待在工廠，認爲那是愚蠢的行爲。司機說，他開滴滴後賺得錢比之前更多，也獲取了更多的信息。當然，這不是騙各位去開滴滴的故事。

中國農民企業主及工人的脆弱性還來自非市場性的城鄉壁壘。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過去中國農民狀況得到改善，靠什麼？靠他們啓動的自由市場。路修通了，他們進城打工創業，同時返鄉創業。同時，農民把本地的水果和蔬菜運往城市銷售。

這就是自由市場的資源配置。這個過程，技術沒有太大的變化，就因爲自由市場啓動，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市場重新配置了資源，財富就增加了。

這是農民致富的經濟學邏輯。

但是，現在農民、農業及農村的發展問題，正是背離了這種邏輯所致，具體來說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

不可否認，八十年代的城鄉壁壘要比今天多得多，來深圳入關要暫住證，跨個縣可能需要繳納過路費。但是，當時的農民求生心切，只爲多賺一點錢拿回家。如今新一代農民，他們進城打工，渴望在城市裏留下來，讓自己、孩子和家人成爲真正的城裏人。

這裏我們不得不思考什麼是城市？什麼是城市化？城市不等於產業聚集地，也不等於樓宇聚集地。它是一個市場化的分工與交換體系，而維繫這一體系需要一個高效的公共資源體系。這個公共資源體系是城市化的文明成果。

戶籍曾經是中國農民與市民的身份識別碼，是城鄉二元經濟的門檻。過去，對進城打工的大部分農民來說，他們並不是這座城市的主人，他們是中國城市化洪流中的一粒沙子。

如今許多城市開始取消戶籍限制，很多農民可以入戶城市。但是，比戶籍限制更高不可攀的是房價。房子是農民進城的昂貴門票。房子與教育資源掛鉤，沒有自己的房子，農民沒有相應的教育公共配套。他們中一些人只能到較遠的地方讀公立學校或讀不理想的私立學校。這讓農民欲遷家而卻步。大量農民居住在城中村，如果他們的孩子進城入學，城市能夠提供保質保量的學校、住房及醫院配套嗎？

所以，進入城市是絕大多數農民的出路。過去40年，儘管大量的農民進入城市，但是目前農業還處於邊際收益率遞減的階段。換言之，農村的勞動力還是過剩的，農業的人均產值還是很低。如果一個國家需要大量的農民種地，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農業技術水平極爲低下。隨着農業技術的進步，糧食產量不斷提高，而需要農民的數量卻越來越少。這是農業現代的歷史經驗，也是技術替代的邏輯。

有人說，農民不願進城打工說明城市的吸引力下降了。過去幾十年，農民大量進城壓低了工價，另一邊隨着勞動力流失，鄉村的工價反而上漲。如此此消彼長，城市就業的吸引力不如當年。但是，中國目前的問題不完全是一個自然替代，主要是城市公共資源不足不均，抑制了農民進入城市。

假如公共資源不足（注意前提假設），農民不願意進城打工，用工成本增加，反過來會抑制勞動力需求，降低僱傭數量，導致更多工人失業。需要怎麼理解這個邏輯？

通常，企業主興辦工廠，提供就業，工人打工，進而產生稅收。政府以稅收收入爲城市提供公共資源，比如市政、安保、消防、公路、學校、住房、醫院等等，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吸引更多的資本和人才，城市更加興旺。如果稅收未充分投入到公共資源上，城市或國家的競爭力則衰退，不利於農民進城打工、創業賺錢。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邏輯。

所以，政府提供更多的城市公共資源，是在解決城市的勞動力問題，也在解決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有人提出，農民大規模進城，農村和農業怎麼辦？

過去幾十年，大量的農民進城務工，一些鄉村人口萎縮，甚至出現空心村、老人村。我們眼看着，不少自然村落凋零、衰落、消失。當然，或許它們從來就沒有興起過，但至少這是一種令人傷感的鄉愁。

自然村落的衰落似乎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人口、資本、信息與技術都向城市集中。集中帶來規模效應，城市提供的公共資源可以實現效益最大化。這似乎符合經濟學的邏輯。

但是，當看到美國、歐洲、日本的農村時，我們又會感覺到：中國的農村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問題出在哪裏？

農民與農村出路

這是我要講的城鄉二元經濟的另一面，那就是農村的市場隔離。

過去，城市之所以興旺，是因爲啓動了自由市場，信息、資本與勞動力的流通禁忌更少。農村之所以衰落，是因爲沒有形成一個資源充分流通的市場。農村也有自由市場嗎？

其實，農業不是傳統行業，農村不是落後社會。

更準確說，產業與能源一樣，沒有新舊之分，傳統與現代的區別，只有效率高低的差異。美國、日本的農業具有相當的技術含量，美國的農村不僅有自由市場，而且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場。世界上最先進的種子公司、化工公司爲農場主提供種子和化工技術，先進的農機制造工廠爲農場主提供耕種設備，農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同時形成龐大的期貨、信貸與保險市場。這就是美國農業的自由市場。

在美國，農業就業人口已經少之又少，但他們支撐着全球糧食市場。美國的農村也不再是落後的社會，美國農民平均收入並不低，鄉村公共資源也相對豐富。可見，農業也是可以賺錢的，農民在鄉村也可以過得很好，儘管農民的比例不高。

再看中國，中國一些相對富裕的農村，也是自由市場發展比較好的地方。比如一些具備旅遊資源的農村發展成爲了特色小鎮、生態鄉村、民宿鄉村。這就是中國鄉村的旅遊市場。

但是，整體上來說，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市場隔離，阻礙了人才、土地和資本進入，從而限制了農業的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也阻礙了農民致富和鄉村發展。這是爲什麼？

舉個例子。如果你在城裏創業賺了錢，在城市落戶安家。這時，你想回鄉投資，購買一大片土地規模化養殖或種植。這種難度是很大的。因爲從制度上，你是無法實現的。鄉村的土地是集體土地，落戶城市的你失去了購地的資格。

過去，集體土地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但如今這一土地制度邊際效用在遞減，集中在土地流動性問題上：

一是限制了土地資源的充分配置。

土地流動性受限，土地被碎片化，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大型農業機械難以派上用場。缺乏規模效應，農民也不願意在土地上多投入，由於土地肥力遞減，影響農業收入的增加。

反過來說，如果土地流動性問題被打破。有些人可能不願意耕種，也不留在農村生活，他願意將土地變現，如貸款或出售，以在城市購房或者作爲創業本金。同時，一些願意耕種的人接手，形成規模效應。這就是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也是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

二是阻礙了資本、技術與人才進入農業，紮根農村。

農業是一個週期性長的風險行業，大規模經營，需要大資本投入“深耕細作”。如果土地產權流轉受限，確權成本高，那麼相當於放大了投資風險。

有人提出，土地承包制度也支持土地流轉，不一定非得產權買賣。確實，在山東、湖南，我們都看到大量外地農民過去承包大片土地種植水稻和蔬菜。其中，一些形成規模效應，使用了大型農業機械。

但是，這種效益普遍都不高。比如，在湖南嶽陽地區，河南人大量承包當地土地，但人均收入不高。反過來說，但凡效益高的承包種植，都會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

我舉個例子。在南方一個地區，當地農民掌握了一種水果的種植技術。近些年，他們主要收入來自種植技術的輸出。他們到周邊省份大規模承包當地的果園，然後採用他們的技術改造果園，果樹產量迅速翻倍，質量也大幅提升。雖然產值規模擴大，但是由於水果質量提升，價格沒有下降多少，避免了“穀賤傷農”。這個地區的農民通過種植技術輸出致富。

但是，他們也面臨一些問題，問題主要來自土地產權。由於土地無法購買只能承包，產權無法獲得充分的保障，當地農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園產量和收益翻倍，馬上要求毀約，設置各種路障，強行收回果園。他們一次改造土地，肥力可以維持幾年，投入資本不少。如果當地農民毀約，他們就血本無歸，手上空有技術和資金都不敢投入，眼睜睜地看着果樹虧本。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不是沒有技術，沒有資本，但是當地農民、承包農民和社會福利都受損，問題出在哪裏？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農村和農業沒有形成一個充分的流動性市場。土地的流動性受限，技術、資本和人才進不了農業和農村。農業的進步、農民的增收和農村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了。所以，鄉村的凋零與衰落，不是城市化的問題。只要城鄉二元經濟打通，城市與鄉村可相得益彰。

近些年，高層在考慮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這是一個極爲敏感的話題。國有土地行不行，集體土地行不行？像新加坡的淡馬錫、德國的大衆汽車都是國有的，但是效益非常好。在自由市場中，個人產權是交易費用最低的制度。反過來說，國有產權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想要產生高效益，必須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極高的公共治理能力。

如果當地農民毀約，承包商可不可以告他，當然可以，但是交易費用很高。鄉村治理問題讓很多人望而卻步，當地人依仗集體的力量可以有很多辦法“搞”外地承包商。目前良莠不齊的鄉村治理水平，難以支撐集體土地制度發揮效率。

我們需要警惕制度抬高交易費用。當年深圳嘗試搞土拍，讓城市國有土地開始流動。但是，單一的土地供應，大大提高了交易費用，集中反應在高房價上。在集體土地制度中，土地由本地農村集體控制，價格機制扭曲，同樣大大抬高了交易費用。

土地個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形成更加高效的市場，但是否催生兩個問題：一是農業安全，二是農民失去土地。

農村的土地，讓資本、技術和人才進來，農業產值才能提升，農業技術才能提高。土地流轉與守住耕地紅線並不矛盾，只是會增加政府的管理難度。但這個管理成本的付出是有價值的。耕地紅線是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農業技術是根本保障。

關於農民的生存安全問題，是人們最爲關心的。我想分爲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讓所有人建立“成人思維”，而不是嬰兒思維。所謂成人思維，對自己的獨立決策負責。個體的獨立行爲是人類文明的基石，獨立行爲包括自由決策，還包括對自由的後果負責。城市的房子是個人的，也可以交易，我們是否需要擔心市民失去房子？交易房產是他們的自由，他們也必須爲這個自由承擔責任。中國農民到處奔跑闖蕩，沒人爲他們兜底，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對自己負責。

二是考慮到社會風險，可以分步驟推進，不動宅基地，先在耕地上推進改革。

其實，這兩個問題並非改革考慮的關鍵，關鍵是土地徵收成本問題。

總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啓動自由市場，是農民增收的可靠邏輯。我們遵循這個邏輯，其實就是遵循經濟規律。農村的市場障礙其實更大，下游的糧食收購，上游的化肥研發、種子研發、化肥進口，需要更加充分的競爭與流動。

如今，表面上看，農村大量農民有事幹，但效率頗爲低下，收入很難提升。農業技術水平越低，需要的勞動力就越多。但這不是充分就業，而是低效就業和隱性失業。如今，很多農民青年遊離於城市與農村之間，在城市安不了家，在農村就不了業（隱性失業）。

現在一些農民青年在搞直播、拍抖音、賣家鄉特產，他們爲什麼幹這類工作？除了他們具備一定的信息知識與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越過城鄉市場的種種障礙。網絡互聯互通，無需資本進農村，不要購買半寸土地，不用太高的技術含量。但是，這條出路還是太窄。

農村的問題，根本上還是如何啓動市場的問題。當年，農民進城打工和創業啓動了城市自由市場。如今，該啓動農村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