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疫情如何放大教育不平等？從非典看疫情與教育代際流動性關係

文丨薛森（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助理教授）、梁文泉（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葛夢君（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我們的經濟、生活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影響。爲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全國各地開展線上教學，正在衝擊高考的高三學生們也不例外。2020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1071萬人，在距離考試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只能居家複習、上網課。除了學習場所的改變以外，新冠疫情還可能引起學生的恐慌、焦慮，使學生不能專心學習。由於不同學生的家庭條件、家長教導方式和能力存在差別，因此疫情可能會增強家庭環境差異對學生們高考表現的影響。

幾家歡樂幾家愁。高三備考生小王的成績一直穩居班裏前十，但疫情的反反覆覆讓他非常焦慮。家裏網絡不好，只能借用鄰居的網絡聽網課，信號不好的時候還要忍受着春寒在陽臺蹭網。爸媽在外上班，小王要花時間解決三餐，此外小王還經常睡過頭，爲此他非常懊惱。和小王一樣守在屏幕前的是小李，但面臨如何全身心投入複習的問題，小李顯得很淡定。小李除了跟着學校老師的複習節奏，另外還找了一個大學生家教教授備考技巧。小李的媽媽也專門在家陪考，爲他安排了詳細的日程表。小王和小李雖然是虛構的例子，但他們代表着一千萬考生中的不同羣體，他們的差異是無法靠學生個體努力能解決的結構性因素。疫情放大了這些因素，不平等現象可能會在代際上延續，從而引發了人們對教育機會不平等的關注。

疫情會擴大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學生之間的教育差距嗎？面對疫情下的備考，人們會不自覺地提起2003年的高考。中國上一次在疫情中組織高考是2003年的非典時期，那一年的高考形勢也很特殊。雖然非典的傳播性沒有新冠這麼強，但是相比新冠而言，非典致死率更高，對年輕人威脅更大。非典在其傳播地區也引起了極大的社會恐慌，如出現了搶購板藍根和白醋的風潮，餐飲業和菜市場等公共場所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爲了抑制非典的發展，多地也進行了停課政策，未停課的地區也相應地縮短了教學時間。和新冠一樣，非典也無疑分散了普通學生的精力，弱化了學校公共教育對學生的影響。因而我們可以從“非典”對那年高考生影響的歷史中，尋找疫情對教育不平等影響的答案。

筆者和梁文泉最近的一篇工作論文“Pandem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03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Epidemic in China” 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微觀數據中子女和父母的教育信息和中國衛生部報告的城市SARS病例數數據，給出了流行病降低教育代際流動性的直接證據。我們使用雙重差分的方法實證檢驗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對高考生和他們父母之間教育代際傳遞性和流動性的影響。

關於教育代際流動性的測算，目前文獻一般使用教育代際相關係數衡量父代與子代教育水平的相關性。父代與子代這一相關性越強，說明教育代際傳遞越強，則教育代際流動越弱，教育機會越不平等。

我們的研究發現，“非典”疫情顯著增加了當年參加高考的學生是否獲得大學學歷和他們父母教育水平之間的相關係數，增強了教育代際傳遞，降低了代際流動性。

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非典”對流動性的降低作用對於女生和大城市的學生來說更強，這可能是由於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以及病毒更容易在人羣密集的地方傳播，因而城市地區管控力度較大造成。

我們還發現4年制的大學本科教育受到非典的影響相對於3年制大專教育更強，這可能是因爲後者需要家長付出的努力更少。與母親的教育代際傳遞性相比，我們沒有發現非典影響父親教育代際傳遞性的證據。這可能是因爲母親通常在家庭照料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而這一角色在非典疫情流行期間尤爲重要。

受數據所限，在討論影響機制時，我們只是利用中國家庭調查（CFPS）和城市家庭調查（UHS）數據分別探討了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教育方式。總體而言，CFPS顯示，高教育的父母更加關心子女的學業，與子女的互動也更強。UHS則進一步顯示，在非典期間，高教育的父母在非典嚴重地區會花費更多的錢在子女教育上，比如爲孩子找家教。這些證據顯示，當孩子的教育受到疫情影響時，高教育父母往往會更多地參與孩子的學習，以減少疫情帶來的負面效應。

疫情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可能會對社會不平等和代際流動產生長期影響，這一事實值得我們關注和警惕。文中利用新冠疫情的數據做了粗略估計。在疫情較爲嚴重的河南、廣東和湖北三個省份，教育代際相關係數分別會增加66%、69%和103%。爲次，我們需要採取相應的政策來緩解疫情可能會產生的負面衝擊。

一方面，政府和學校應該採取更爲主動的措施，保障來自弱勢家庭或地區的學生在疫情期間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們應當意識到，在學校教育之外，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們面臨着巨大的教育機會差異。這需要政府長期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增加教育公共品供給的數量，不斷提高教育質量，以彌補弱勢學生面臨的其他教育機會的劣勢，增加教育的代際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