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曾消失的斷層線：展望後疫情時代

施東輝（作者爲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教授）

1911年，美國科學家哈里·裏德在地球科學領域取得重大發現：由於地殼構造板塊相互擠壓和衝撞在地殼表面形成斷層線，當斷層線斷裂時就會發生地震。

2011年，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的拉古拉邁·拉詹借用這一術語，推出了《斷層線：全球經濟潛在的危機》一書，一時風靡全球。拉詹在書中指出，有三條斷層線，即：日益擴大的貧富不均、日漸加劇的國際收支失衡，以及不同金融體系的加速碰撞，最終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10年後的今天，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破壞和顛覆了全球經濟體系，下一個經濟時代的斷層線已經開始形成和蔓延。

一、短暫的經濟復甦與長期的經濟停滯

儘管新冠疫情以及爲遏制它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人羣隔離和經濟封鎖，使世界經濟陷入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但隨着主要經濟體疫苗接種進程的加快和強有力的財政刺激政策不斷出臺，全球各經濟體開始強力復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4月初將2021年的全球經濟增速上調爲6%（上調了0.5個百分點）。

不過，未來仍存在嚴峻的挑戰。各國的復甦路徑出現危險的分化，許多國家的感染人數還在加速上升，一些國家的疫苗普及速度較慢，政策支持有限，它們的復甦形勢相對較差。另外，各國國內的復甦也不均衡，年輕人和低技能工人仍然受到了較爲嚴重的衝擊。更重要的是，除了對公衆健康造成的影響和重大的短期產出損失外，新冠疫情衝擊將加劇原有的不平等和經濟脆弱性，強化“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力量，從而給全球經濟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傷痕。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大經濟代價可能是對企業和家庭部門行爲帶來的長期改變。這種長期變化的一個潛在來源是信念的傷痕，即人們對未來可能發生極端負面衝擊的持續警惕。爲了應對危機，消費者和企業都在改變自己的行爲，其中許多行爲轉變預計將持續多年。衝擊很可能引發家庭和企業部門風險規避情緒的結構性上升，這將既提高預防性家庭儲蓄，又減少企業投資，導致總需求長期不足，從而阻礙各經濟體發揮其增長潛力。

根據信用評級機構穆迪發佈的最新報告，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消費者超額儲蓄量（個人儲蓄與疫情前支出結構相比的超出部分）已經達到5.4萬億美元，佔全球GDP比例超6%。可見，疫情確實有可能惡化早已存在的私人儲蓄過剩問題，從而進一步拉低自然利率，強化長期停滯的力量。

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不平等都在加劇，儘管速度不同，但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前10%的人羣手中。新冠疫情與教育水平、技能、收入、年齡和種族等方面的差異相互作用，在許多情況下加劇了現有的不平等。

同樣，隔離政策也沒有平等地影響到不同類型的企業，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數字化企業的力量將繼續增強，導致企業利潤的日益集中，這反過來又將加劇不平等現象，因爲企業是收入和財富的最終來源。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全球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大大加快，帶來令人興奮的想象空間，影響着整個經濟領域。衆所周知，技術進步是推動生產率和中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從所謂的技術樂觀主義者到技術悲觀主義者，關於數字經濟對生產率的未來影響成爲人們熱議的話題。目前來看，數字化轉型可以對許多公司的生產率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但數字技術能否挽救經濟增長放緩，能否轉化爲整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尚沒有定論。事實上，自2000年代末期以來，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大幅下降，這一現象的背後是現有的數字化經濟創新動能不足，擴散程度不深，難以真正提升生產力的潛能。

二、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與資本-勞動關係的重構

新冠疫情危機大大加快了經濟各部門的數字化進程。創新互聯網、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物聯網的廣泛應用在這場流行病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它使企業能夠渡過危機，有助於減少病毒的傳播。隨着冠狀病毒感染的蔓延，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和辦公室裏的人們已經轉向或更積極地使用在線和數字平臺。送貨機器人、網上購物、數字和非接觸支付、遠程工作、遠程學習、遠程保健、機器人技術等正在成爲一種新的趨勢。

然而，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三個結構性問題：

一是所謂“有技能傾向的技術變革”，即新技術所創造的收益通過提高生產力和對高技能工人服務的強勁需求，不成比例地有利於高技能工人。例如，那些能夠上網並且更可能在家工作的人，將從網絡技術的發展中獲益。這些人通常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但是，許多處於最不利地位的社會羣體中的人，更可能在零售業和酒店業等被迫關閉的行業工作，而在這些行業，遠程工作並不可行，使得他們在收入分配上進一步落後。

二是自動化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改變我們經濟的諸多方面，包括生產基礎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數量和種類。新技術帶來的資本成本下降，導致中等技能工人和越來越多低技能工人最有可能被自動化取代工作崗位，處於創新前沿的公司和落後的公司之間的鴻溝也將越來越大。

三是由於資本所有權的分配比勞動收入更不均衡，自動化所固有的生產性資本存量的增加將進一步擴大不平等差距，這將導致財富和收入的日益集中。

顯然，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如果各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保護社會中最脆弱的羣體，那麼數字經濟和自動化技術將帶來前所未有的財富集中，很可能會成爲一條新的全球斷層線。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今年一月底參加達沃斯論壇時發言指出，有必要嚴肅考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產業間的不平等，通過改革重構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確保公司承擔對員工和社會的責任。

在所有權方面，各國監管機構可能將不得不考慮通過某些規則來限制股票回購和短期提振股價的一些做法，因爲這些做法大大放大了一個越來越小的所有權階層的利益。同時，還可以考慮其他所有權和公司治理形式，例如德國的共同決定權（其中涉及工人有權參與其所屬公司的管理），以確保在股東和工人之間更好地分配財富與利潤。

在勞動力方面，機器可以完全代替勞動力，也可以作爲勞動力的有益補充，使單個工人的生產效率更高。美國政治經濟學家西摩·梅爾曼在《資本主義之後：從管理主義到工作場所民主》一書中建議，企業管理層應賦予車間工人更多的決策權。他觀察到，與勞動力協商後實施的自動化程度越高，工業企業組織生產的能力就越強，整個國家的經濟表現也就越好。

三、新自由主義的凋落與新華盛頓共識的形成

新冠疫情大流行帶來的經濟破壞顛覆了全球經濟體系，同樣重要的是，它動搖了過去40年來主導工業化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

曾幾何時，在滯脹推翻了凱恩斯主義的共識之後，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80年代起逐漸席捲全球，從英美實行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而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推行私有化開始，到在拉美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構性改革和在蘇東地區施行 “休克療法”，再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其對東亞“專制主義”的批判及要求經濟進一步私有化的“教導”中，新自由主義一度被當成不容置疑的經濟學聖經。新自由主義開出的危機藥方包括：接受“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運用私有化、放松管制、健全貨幣體系和平衡預算的“華盛頓共識”；剩下的就交給市場，任其發揮自身的魔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張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成爲衆矢之的，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神話。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再次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金融領域的神話，而且打破了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的神話。正如加拿大學者亨利·吉魯所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一場醫療危機，更是一場政治和意識形態危機。這場危機深深植根於新自由主義政府多年來對公共衛生和公共利益重要性的忽視以及解散大量相關機構的行爲。同時，這場危機離不開財富、收入和權力的巨大不平等危機。”

當新冠疫情在歐美呈現出一種幾近失控的狀態時，西方各國政府出臺了力度空前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近一年來，美國、歐元區和日本三大經濟體分別出臺了總額高達12.3萬億、6.8萬億和3.8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儘管大規模救助計劃和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對緩解金融市場恐慌會發揮一定作用，但這些政策不過是以往應對金融危機措施的另一個“腳本”，並且不可避免地帶來資產泡沫，加劇貧富分化，貨幣政策遇到瓶頸，效果日漸下降。在此背景下，新當選的拜登政府在4月初宣佈提出將在未來8年時間完成總額逾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並將通過提高公司稅率和對富人徵收資本利得稅來支付一系列的社會支出，解決長期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在經濟和政治危機的雙重衝擊下發生動搖，並最終走向衰落，而一種新的“華盛頓共識”正在悄然形成中。作爲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拋棄了平衡預算的正統財政觀念，認爲政府支出較少的國家將遭受更多的經濟“傷疤”，從而削減長期生產潛力，因此與時俱進地呼籲各國恢復積極的國家角色，加大財政刺激力度。引人注目的是，該基金還支持對2020年興旺發達的高收入者徵收臨時“團結”附加稅，同時對2020年實現異常高回報的公司徵收一項特別“超額”利潤稅，甚至建議富裕國家考慮徵收淨財富稅。這些政策主張將重塑政府在民衆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大政府時代的迴歸。

四、脆弱的“中美國”與世界經濟“半球化”

英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用來描述美國和中國經濟利益緊密交織、互利雙贏的現象。20世紀末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中國的儲蓄和產能加上美國的超級消費能力和發行世界儲備貨幣帶來的資金供給能力，似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然而，2016年以來，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公投爲標誌，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情緒不斷加劇，作爲全球化具體體現的“中美國”也進入了“多事之秋”，全球化大勢飄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大國的激烈競爭和隱然成型的世界經濟“半球化”趨勢。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暴發給過去的全球化畫上了句號，不同的羣體，不同的經濟大陸因封閉隔離而漸行漸遠。特別是，中美關係緊張加劇了疫情大流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儘管目前全球經濟處在不均衡、不同步的復甦進程中，但由中美緊張關係催生的製造業民族主義，預示着已經成爲世界貿易支柱的全球供應鏈正在進行重大重組，價值鏈區域化、分散化特徵會更加明顯。

基於“衛生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考慮，發達國家越來越認識到分散在全球太多遙遠地區的供應鏈所固有的脆弱性，因此傾向於在更接近本國市場或在本國市場內擴大或啓動新的生產能力。國內生產帶來的運輸、包裝和安全成本的節約，以及對地區鄰國和國內勞動力的好處，將越來越多地促使發達國家能夠與通過當前國際貿易體系生產的商品價格進行競爭。就連長期以來被視爲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德國，現在也表現出明顯的經濟民族主義跡象。德國政府先前強調，製藥、汽車和航空航天是德國需要重申主權的三個經濟部門。

中國和美國之間目前的技術緊張關係，也導致了人們對出現兩種相互競爭的技術和一個分叉的技術世界的擔憂。有人認爲，這種緊張關係可能導致全球技術出現分歧，世界上一些地區使用中國技術，而另一些地區則使用美國技術。隨着中國在技術上變得更加自給自足，能夠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技術，兩極技術世界的前景確實是可能的。

儘管技術本身可能最終會解決標準不兼容的問題，但更難解決的問題是那些根植於監管、安全或與地緣政治有關的問題。尤其是植根於文化的數據本地化，例如，個人隱私和安全勝過所有其他經濟考慮，或者將數據傳輸視爲戰略問題的國家安全理由，都會大大減緩新技術所要創造的互聯性。同時，作爲全球價值鏈的兩個重要節點，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將對其他經濟體及其出口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因爲技術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推動者，它也深深地植根於許多商品和服務中。

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常常試圖從過去的角度來看待新的經濟模式。因此，我們很可能聽到世界正在回到19世紀的重商主義等論調。但這種歷史觀誤解了我們現在的處境，因爲各國政府看到了支持這一過渡的長期政治利益，就連長期擁護全球化的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承認，“總的來說，過往的經濟思維將效率置於彈性之上，但對效率的巨大負面影響關注不夠。全球各地的政策目前正朝着更加明顯的民族主義方向發展，以糾正這一缺陷。”

隨着時間的推移，新冠疫情將消退，經濟隔離將停止，人們也將重新融入社會，但全球經濟很難想象會回到“舊常態”。新冠疫情大流行必然會留下長期的影響經濟結構、經濟理念和經濟增長的“遺產”，重新喚起潛在的斷層線。當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慢慢積聚時，這些斷層線未來會將全球經濟引向一場新的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