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面旗幟：陳岱孫的出世與入世

有人說他是經濟改革的中流砥柱

有人說他是經濟學界的“左派旗幟”

截然不同的標籤集於他一身

他齲齲獨行，沉默是金

上世紀30年代，陳岱孫在清華新林院3號寓所前。圖/受訪者提供

陳岱孫：出世與入世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1.5.3總第994期《中國新聞週刊》

似乎沒有人比陳岱孫更清高出塵，但或許，也沒有人比他入世更深。

所有人都公認，他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面旗幟。費孝通說，他是清華的“一杆大旗”。80年代，他是經濟改革倒春寒中“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90年代，他卻成爲一些國人眼中和海外一些媒體筆下經濟學界的“左派旗幟”。

這些截然不同的“旗幟”標籤不可思議地集於他一身，就如同西式精英教育的寬容平等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禮”集於他一身。

他幾乎終年一身深藍色棉布中山裝，很容易讓人忘記，當年他是清華園中穿着最講究、生活最精緻的“波士頓少年”，玩的是游泳、網球、馬術、高爾夫、狩獵、崑曲……他的“學而優不仕”，也很容易讓人忘記，他前半生一直居於清華覈心領導層，每遇大動作都是挑大樑打頭陣的，“驅吳（校長吳南軒）風潮”等運動中，他是出主意的“背後諸葛亮”。

他終身未婚，孤旅一生，留在人們心目中的，是未名湖畔一個齲齲獨行、沉默是金的傲岸背影。

他幼年時便已懂得以“不露”去驕矜，終身記得私塾先生送的扇面詩：“人間飲啄原前定，不露聰明即壽徵。”或許朱自清堪爲他的知音。朱在西南聯大擔任中文系主任時曾寫過一首《贈岱孫》，其中有句子：“冷眼洞穿腸九轉，片言深入木三分。”

鐵打的經濟系主任

陳岱孫一直擔任經濟系主任，從28歲，到84歲。

北大經濟系1958級學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王夢奎曾半開玩笑地說，陳岱孫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他是陳岱孫的學生，也是陳岱孫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

陳岱孫在西南聯大時期的學生陳億年1947年出國留學，1978年寫信給北大經濟系“負責人”表示希望訪問母校，回信的是陳岱孫，這才知道那“負責人”仍然是他。

“負責人”仍然是那“負責人”，只是這母校已歷經幾世：由西南聯大經濟學系，到抗戰復員後的清華經濟學系，再到院系調整後的北大經濟系。

1952年的院系調整，把陳岱孫的人生一分爲二。他的外甥孫劉昀也是北大經濟系系友，爲他寫了傳記《孤帆遠影——陳岱孫與清華大學》，但這本傳記只寫了他的前半生，至於後半生，劉昀說尚無勇氣去觸碰。

上半場的陳岱孫，是清華園中最耀眼的存在。他出於福州名門望族，哈佛博士出身，27歲就成爲清華教授，第二年兼任經濟學系主任，第三年兼任法學院院長。他是天生的教授，據說羣星薈萃的西南聯大教授羣中以講課出口成章著稱的有兩位，一個是馮友蘭，另一個就是他。他講課的高密度信息和精準時間控制，成爲一代代學生口中的傳說。

當時清華有三孫，葉企孫、陳岱孫和金龍孫（金嶽霖的字），都是單身不婚。尤其是陳岱孫，一米八幾的挺拔身材在人羣中如鶴立雞羣，儀表非凡，更兼氣質高冷，不苟言笑。學生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鐵青臉”。有學生如此形容他：岱孫師，偉岸修長，雙目炯炯。可望不可及，頗有高山仰止之感。

他的衣着品位，與張奚若、周培源家的傢俱一樣聞名。有學生細緻入微地回憶，他常穿面料上乘做工考究的西裝，腳穿蘇格蘭花格羊毛長筒襪，襪子上端系的綁帶下垂兩朵羊毛墜子，左嘴角常叼一個福爾摩斯近似款的咖啡色菸斗。上他的課總是需要提前佔座，如果去得不夠早，前幾排會被女生早早佔滿。

也因此，在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衆人提意見時就把矛頭集中在了他的“紳士風度”和“波士頓（哈佛大學所在地）少年派頭”上。一位歷史學系學生的父母是陳岱孫至交，他抖出一大堆私交至深纔可掌握的瑣碎小事，用語尖酸刻薄，陳岱孫聽後臉色慘白，幾乎癱在座椅上。但總體而言，清華大學經濟學系的思想改造尚屬“和風細雨”，陳岱孫的檢討順利獲得了通過。

隨後的院系調整中，法學院全部從清華調出。陳岱孫調到新建校的中央財經學院，擔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長。

他的外甥女唐斯復（劉昀的母親）說，他對按照蘇聯模式將綜合性大學調整成專業院校一直有異議，認爲專才必須在通才的基礎上培養，幾十年來一直在反覆惋惜：一些很好的綜合性大學被肢解，恢復起來不容易。

一年後，中央財經學院撤銷（後又重建），陳岱孫調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擔任系主任。1956年評級時，他成爲全國唯一一名經濟學一級教授。

1957年，晏智傑考入北大經濟系。他畢業的1962年，國家開始正規培養三年制研究生。北大各系均安排了頂尖學者出任導師。經濟系安排了兩位導師，一位是陳岱孫，專業方向是經濟學說史；另一位是樊弘，專業方向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晏智傑班上32人，20人報考，只他一人被錄取到陳岱孫門下。

陳岱孫在鏡春園家中爲晏智傑單獨開課，每週一個下午。他從不缺課，偶有公務外出，總會寫個紙條要辦公室通知晏智傑。晏智傑到了陳家，家人會立即退回各自房間，客廳歸於安靜。

桌上的小鬧鐘敲過三下，陳岱孫立即開講，從不提前，更不推後。他落座於專用的老舊小沙發，晏智傑則坐在他旁邊的大沙發上。

晏智傑首先彙報前一週研習經濟學經典原著的體會，特別是遇到的疑難問題，由陳岱孫解答。如果晏智傑能說出自己的見解，哪怕很不成熟，陳岱孫也會喜形於色。

陳岱孫還親自打電話給北大幾位著名教授，安排晏智傑去聽課，包括邏輯學、世界史、西方哲學史以及外語等。陳岱孫一再強調，做學問要像埃及金字塔，不能像桂林獨秀峯，知識領域要寬厚，外語要好。

陳岱孫爲他開列了詳盡的外文書單，指導他重點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既有《資本論》，也有當時學界鮮有涉及的《剩餘價值學說史》。晏智傑提出，本科時已“選讀”過《資本論》，是否可以略過，陳岱孫說那很不夠。事實證明，研讀原著對晏智傑後來在經濟學說史方面的開拓作用極大。

1985年，陳岱孫與晏智傑在北大鏡春園79號甲庭院中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沉默的20餘年

從50年代初，到1976年，陳岱孫沒發表過一篇論文，沒作過一次學術演講。這成爲他的“沉默的20餘年”。

常有人問晏智傑：在恩師身邊幾十年，能否解釋爲何陳岱孫的同事、朋友、學生中有不少被劃爲右派，而作爲西方經濟學頭號權威的陳岱孫卻得以自保？

康生也問過這樣的問題。反右期間，他批評主持北大工作的江隆基，陳岱孫爲什麼沒有劃爲右派？他的學生是右派，老師反而不是？江隆基平靜地回答：“因爲他沒有什麼言論。”

晏智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陳岱孫絕不是牆頭草，也不是隨波逐流，但他政治上很清醒，知道這樣的大環境個人是無法改變的，卻可以少說話，極左勢力抓不住把柄。另外，太多人得到過他的保護和幫助，沒人忍心爲難他。

1958年2月，經濟學系青年教師範中民在反右“補課”中被劃爲右派。他原本是運動積極分子，因寫給林希翎的信被抄出，被補劃成右派，下放北京郊區勞改。他不服氣，跑回北京，被公安局關了十天後放出，在宿舍閉門不出。

陳岱孫找範中民單獨談話。他沒有批判和指責什麼，只嚴肅地說：“如今之事，需要面對現實。下去勞動這一點，有沒有想通？”範中民說：“下放勞動當然願意，但是……”陳岱孫說：“既然願意，那就先行動。其餘慢慢來，慢慢想。你才20出頭，今後還有很多機會。對抗下去，沒有出路。”

三年困難時期，範中民沒有過冬衣服，又沒錢沒布票，無奈之下寫信給陳岱孫，想求幾件舊寒衣。幾天後，他收到一個包裹，封皮上工工整整、大大方方地寫着：北京大學鏡春園79號甲陳岱孫寄。內有好幾套半新的棉絨衣褲，還有幾雙厚實的線襪。穿上後，他從肌膚到心靈都真正體會到了“溫暖”這個詞的含義。

範中民右派平反後於1979年出國，後來其子範崑崙考上哈佛大學，他帶着兒子回國拜見陳岱孫。兒子說，第一眼見到陳岱孫，就感覺這是一個真正的哈佛人，而且是有中國傳統的哈佛人。

李祥煜30年代在清華師從陳岱孫，1957年被劃爲右派，開除公職，患上了精神病。1973年他病情好轉後回西城區老家居住，沒有經濟來源，幾乎靠乞討度日。

他的女兒李依真說，最困難的那些日子父親是靠陳岱孫“養活”的。陳岱孫每月從工資裏擠出5塊錢給他，一直堅持了8年，直到他平反落實政策。

陳岱孫的外甥女唐立蘇記得，那些年每到月中，總有一個身體很弱、衣着破舊的人來家裏找陳岱孫，沒有很多的對話，接過錢就走了。她問這人是誰，陳岱孫只是沉重地說：“說了‘錯話’，打成右派，沒了工作。”

這些事陳岱孫從來不提，晏智傑聽到一點線索向他問起，他總說：“這些事都過去了，說起來很複雜，就不提了。”

“文革”中，陳岱孫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中間沒有“反動”二字。他自嘲，當“反動派”還不夠格。他沒有被關過“牛棚”，沒有受到過不堪的毆打凌辱，連軍宣隊和工宣隊員都稱他“陳先生”。

最讓他遺憾的是，心愛的“金鑰匙”在抄家中永遠消失。金鑰匙由威斯康辛大學和哈佛大學（他的兩所母校）的經濟學“騎士團”所授予。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在唸叨：現在不知在什麼人的手裏？

經濟學泰斗

改革開放後，陳岱孫的學術專著《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問世，標誌着他二十多年學術沉默的終結。他也由此從大經濟學家無可爭議地升格爲經濟學泰斗。

改革開放初期，種種西方經濟學說如潮水般湧入國門，衆見不一。這種時候，各方往往都會等陳岱孫的意見。

晏智傑說，陳岱孫輕易不講話，但到緊要關頭總會發聲的。他不時發表文章，與人交換意見。這些意見很快會傳到高層，受到重視。他在學界的地位不容置疑，又能夠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在他發聲後，主流意見會慢慢趨於一致。

經濟學家、1981年從北大經濟系研究生畢業的梁小民回憶，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期間，剛剛起步的西方經濟學研究遭遇寒流，像他這種以西方經濟學爲專長的青年學者有一種惶惶不知所措的感覺。這時，陳岱孫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肯定西方經濟學在具體問題上有可供參考、借鑑之處。這篇文章被《人民日報》加“編者按”轉載，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也予以肯定。梁小民等看到後，都有一種得到解放的感覺。

1984年秋，劉姝威考入北大經濟系，成爲陳岱孫和厲以寧的研究生。

1951年進入北大經濟系的厲以寧可以說是院系調整後陳岱孫的首席大弟子，而劉姝威或要算陳岱孫的關門女研究生。她記得，陳岱孫曾告誡他們：“不要少年老成，要敢於提出與老師不同的觀點，但要能自圓其說。”她做論文時，陳岱孫改了10遍，厲以寧也改了10遍。

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陳岱孫是她最崇拜的人。他真正是桃李滿天下，他最大的貢獻，是讓學生們學到了非常系統的經濟學理論。

1987年，在陳岱孫的悉心指導下，晏智傑的專著《經濟學中的邊際主義》終於出版。

早在1979年，陳岱孫就向他提出，自己過去關注過“邊際主義”的課題，也做過一些準備，但後來沒有做成，現在年紀大了，希望他能把這個課題重新抓起來。

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期間上過陳岱孫的經濟學概論課的學生，人人都能津津樂道地講王小二與“邊際效用”的故事。“有個王小二，在街上抬頭一望，看見大燒餅1元1個，不覺心中暗喜。（課堂衆笑。）原來在王小二心中，燒餅的邊際效用是3元。待王小二喫到第3個燒餅時，他心中的燒餅只值1元1個了。”陳岱孫以此例說明，商品的效用與價格取決於使用者的主觀，而不是取決於客觀，邊際效用是遞減的，最後一口吃飽時的效用最小。

晏智傑說，邊際主義長期以來被認爲是唯心主義的庸俗經濟學，是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的。70年代末學界幾乎沒人關注邊際主義，提到它時調子也幾乎是一邊倒的批判和否定。但事實上，邊際主義學派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對現代西方經濟學有重大影響。改革開放後如何認識包括邊際主義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就成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課題。

晏智傑有些擔憂，“文革”十年業務荒疏，眼下也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着手這麼大的課題會很困難。陳岱孫說：“不要緊，我來幫助你。只要持之以恆，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歷經七年、改了四稿，書終於出版。晏智傑在扉頁上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我的老師陳岱孫教授。

陳岱孫爲該書作序，肯定了邊際主義理論的價值。他寫道：“邊際效用主義論證了只有在自由市場競爭定價制度下，才能得到社會總效益的最大化。”

一篇文章引起的軒然大波

1996年，陳岱孫幾乎遭遇“滑鐵盧”。

這年，香港一家雜誌點了內地經濟學界“左”派的名字，第一個就是陳岱孫。

晏智傑則認爲，這是陳岱孫掉進的一個“陷阱”。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經濟學家寫了一本關於西方經濟學的書，請人擬出序言後經北大經濟學院一位老領導轉給陳岱孫，希望以陳岱孫的名義發表。

這篇名爲《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的文章提出，現在我們面臨一個歷史格局，即從過去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排斥這一極端跳到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另一極端，這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陳岱孫刪掉了其中一些有偏激之嫌的話語，刪掉三分之一後，同意發表。

當時，時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晏智傑正在日本訪問。半個月後他回京見到此文，從文風一眼斷定不是陳岱孫執筆，並判斷出作者其人。

晏智傑說，陳岱孫是較早認識到需要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之一，起初他贊成“計劃爲主、市場爲輔”的提法，後來接受了“市場和計劃相結合”的提法，1992年中央提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爲取向的改革框架後，他是完全接受和擁護的。

晏智傑馬上去找陳岱孫彙報。陳岱孫得知外界反應後既懊悔又無奈，向他說明了事情原委，還告訴他，《求是》雜誌準備發表此文。

晏智傑問：“是否需要我馬上對外界澄清？因爲這並不反映您的真實觀點，您的寬容讓他們鑽了空子。”陳岱孫非常認真地說：“拜託了。”晏智傑說，陳岱孫終生僅此一次因這種事託人。

晏智傑致電《求是》雜誌商議撤稿未果，請陳岱孫做好思想準備。

不久後，文章登出。通常陳岱孫的文章都會被作爲重磅文章刊登，而這次只是作爲一般性文章處理的。儘管如此，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有港臺媒體稱陳岱孫否定、敵視改革開放，這篇文章是中國改革開放要轉向的信號。

後來，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召開年會。在經團聯主席于光遠的同意下，晏智傑在會上對此事作了澄清。于光遠說：“這樣我們就放心了。岱老年紀大了，他們欺負岱老，岱老是贊成改革開放的。”

晏智傑會後去向陳岱孫彙報，他才略微釋然。但此事對他的打擊還是很大，之後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宗璞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與陳岱孫談起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他說，凡事都有來龍去脈，不連貫起來看，就看不懂問題，也許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這年，96歲的陳岱孫主編了《市場經濟百科全書》。他商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爲該書作序，信中說：“自顧年齡已邁，精力不足，本不再想摘書了。但中央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給我以極大鼓舞。”這是陳岱孫唯一一次親自澄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態度。

陳岱孫有一個習慣性手勢，就是伸出手掌向左右一擺，示意既別左，也別右。晏智傑說，他雖然在政治上謹慎，對待學術觀點卻很包容。

梁小民曾回憶，1994年他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當時他剛從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學回來，就介紹了美國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強調現階段對西方經濟學不應該立足於批，而應該立足於學。發言進行到一多半，主持人開始不斷敲杯子。而另一位與他觀點相左的年長者發言時間比他長得多，主持人卻並未敲杯。

會後他去問候陳岱孫，陳岱孫握着他的手說，你今天的發言很好，我們是應該多學、多瞭解國外經濟學的新動向。這是他第一次得到老師的當面誇獎，心頭的沉重一掃而光。

他說，在北大學習工作近20年，與各代學人都有過接觸，總覺得陳岱孫這代留美學人有種其他學者所欠缺的風範，那就是學問的博大精深和爲人的謙虛寬容融爲一體。

從鏡春園到燕南園

89歲之前，陳岱孫一直住在鏡春園79號甲。這是五間平房，因在未名湖畔，水泥地常年返潮。

外甥女唐斯復從少女時就常住在這裏，很喜歡這個家的寧靜和秩序。每一物件都有固定的位置，作息像鐘點一樣準。

陳岱孫如果不外出上課，就會在早上八點整坐到書桌前，打開一盞舊式綠玻璃罩檯燈，專心看書或寫東西。

喫飯時，穿戴整齊的“四婆婆”（陳岱孫的寡母）慢慢走出來，他在門邊迎候，抬起右臂，讓母親扶着他走到桌邊，爲母親拉好椅子。最年長的人先動筷子，全家人才可喫飯。

50年代時，陳岱孫已年過半百。他是獨生子，“四婆婆”很是着急，張羅着爲他安排相親。他也去相過親，但總是有上文沒下文，不了了之。對於爲什麼終身未娶，晚年他的回應是：一是沒時間，二是需兩廂情願。

親人們都傾向於相信，第二點原因是主要的。劉昀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陳岱孫當然有過愛情，但也正是因爲愛情的不成功，導致他終身不娶。

堂妹陳荷（唐斯復的母親、劉昀的外祖母）中年離異後住到鏡春園79號甲，照顧陳岱孫的飲食起居。1989年，他們搬到了燕南園55號。

這是5間舊平房，但鋪的是木地板。工人要重新刷地板，陳岱孫着急在冬天前搬進去，說不用，跟他的舊傢俱正相配。他以前在清華園新林院3號的家中都是成套的紅木傢俱，現在唯一添置的書架是圖書館處理的大鐵架，20元一個。

陳岱孫和陳荷一直有養貓的習慣。搬家時，鏡春園的貓不肯來燕南園，只好算了，以後就只收留些野貓，管喫不管住。

1991年，劉昀從北京大學東語系轉入經濟學院，搬來同住。後來，劉昀在清華學建築的表弟陳晴和在北大讀經濟的表妹蕭冰也相繼住到這裏，使55號成爲當時燕南園裏罕見的活躍着年輕人的院落，甚至還養了狗。

1993年9月23日晚，國際奧委會在蒙特卡洛投票決定2000年奧運會主辦城市。這是北京第一次申奧，年輕人們都守在電視機前準備熬夜看直播，等投票結果。

九點多，陳岱孫的就寢時間到了，他從沙發上站了起來，笑眯眯問了一句：“你們猜是誰？”大家說：“應該是北京吧。”他說了一句“Sydney”，就去睡覺了。結果正如他所料。

他80高齡後依然上教學第一線。年過九旬，他堅持站着講課，學生們鼓掌請他落座，他也只是講累了坐一下，然後又站起來。

劉昀說，陳岱孫一生有三重身份，學者、教師、教育家。這三重身份在他的一生中有時不能三全，但始終沒斷過的是教師身份。他一個巨大的人生遺憾是，早期由於清華公務繁忙，後趕上八年抗戰，再加上20年空白期，作爲經濟學家，他耽誤了在前半生的黃金年齡段構建個人學術體系的機會。

1995年，陳荷去世。劉昀覺得，越到晚年，陳岱孫越孤獨。身邊的人太年輕，老朋友越來越少。

1995年，陳岱孫的實發工資是860元。1956年他的工資是345元，遠遠高於普通人，但現在家裏每個人的工資都比他高了。《個人所得稅法》公佈後，800元之外的收入要納稅。爲了納幾塊錢的稅，他又是親自跑海淀區稅務局，又是託人。

劉昀說，晚年的陳岱孫是一個淡淡的人。他經歷過前半生的亂世、後半生的政治運動，失去了很多東西，也看開了很多事情。有些東西有也好，沒有也好。

永遠的清華

對於陳岱孫爲何終身不娶，曾有一個廣爲流傳的緋聞，說是他與周培源共同愛上王蒂澂，結果周培源不講武德地先回國娶了王蒂澂。這個傳言早已不攻自破，因爲他是在周和王婚後才與王蒂澂相熟起來的。但兩家確實是多年的通家之好。

周培源頭髮白得早，陳岱孫叫他“周白毛”。“文革”前，每到週日上午，陳岱孫總是從鏡春園去周培源住的燕南園，晚飯後再慢慢散步回去。有時張奚若夫婦和金嶽霖也在，周培源和張奚若說笑或談論一點兒“正經事兒”，王蒂澂則陪陳岱孫、金嶽霖和張奚若夫人一同打橋牌。

唐斯復回憶，每次與清華老友們敘談後，陳岱孫的腳步都會輕快很多，臉上的興奮能掛很久。

在周培源的小女兒周如蘋眼裏，陳岱孫總是一副模樣，挺拔的身材、穩健的步伐、深邃的目光，喜怒從不形於色。她常聽周培源說陳岱孫是“gentleman”，學問好，爲人寬厚、正直。

但喜怒不形於色的陳岱孫曾當着別人的面哭過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他的學生和得力助手徐毓楠英年早逝。第二次是1981年，周培源的大女兒周如枚早逝。她是陳岱孫的乾女兒，陳岱孫悲痛欲絕，失聲痛哭。第三次是1993年，當週培源去世的消息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他手中的茶杯險些掉在地上，掩面慟哭。

陳岱孫曾說，1928年至1937年的清華十年，是他生平“最寧靜、最平淡、最快樂、最值得懷念”的時期。他講起清華故事來如數家珍，《清華校友通訊》每期必讀。

95歲之前，每逢清華校慶日，他都會早早穿戴整齊，在胸前別上寫有“1920級”字樣的紅布條，手握請柬，靜靜地端坐着等候清華大學前來迎接的專車。

活動間隙，他喜歡抽身到處走走，有時候會衝着新冒出來的建築發一會兒呆。但有一個地方他再也沒有去過，那就是他在清華園的舊居——新林院3號。

新林院共有近30套住房，條件優越。抗戰復員後，陳岱孫和老友們都住這裏，他住在3號，周培源家住2號，梁思成家住8號，張奚若家住62號，金嶽霖家住71號。他與這個圈中人的友誼，保持了終生。

1997年7月28日，陳岱孫以97歲高齡與世長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恍惚的他呢喃道：“這裏是清華。”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陳岱孫全身銅像（晚年相貌）立於燕南園55號門前。2000年4月30日，清華大學89週年校慶，他的半身銅像（中年相貌）立於清華經管學院大廳。銅像基座上刻着他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