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作爲一種文明的“海權”，如何改變了大國博弈的歷史？

原作者 | [英]安德魯·蘭伯特

摘編 | 徐悅東

《海洋與權力》，[英] 安德魯·蘭伯特著，龔昊譯，博集天卷|湖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海權”是如何作爲一種文化論述而出現在歷史當中的？

約翰·羅斯金把威尼斯海權的毀滅追溯到當地哥特式建築被取代的時候，這是一種把羅馬、拜占庭、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建築風格與從大陸輸入的帕拉弟奧式巴洛克風格混合起來形成的建築樣式，很適合用來修建與海事有關的建築。這一選擇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文化潮流，在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國之後，這種潮流引導着這個城邦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他確定了在所有海權身上都會出現的主題：包容性政治、商業在公民生活中所佔據的中心地位、反對普世君主國和熱衷征服及統治的霸權國家。

霸權的威脅來自奧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羅馬教會，這些威脅至今依然能夠在英國讀者當中引起共鳴。最重要的是，海權爲貿易而戰。近代，英國憑藉自己的兩棲部隊強行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就像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建立了他們的海上帝國一樣。不管他們個人的宗教觀點如何，威尼斯的領袖們都在進行精密的“計算”，如若違揹他們的信仰，國家可以獲得哪些經濟上的優勢，因爲“威尼斯的核心是戰爭，而不是崇拜”。在一段針對他所屬的時代寫下的文字中，羅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隨着貴族統治的終結而開始，由於個人信仰的喪失而加速。

在此之前兩年，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遲了點，但“海權國家”的概念還是被加進了英語詞典。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在他的不朽著作《希臘史》（History of Greece）第五卷中使用了這個概念，當時英國正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格羅特認爲，無須刻意把英國和雅典的海權聯繫在一起：與他同時代的人根本不會忽略這一點。正是他在這本書裏首開先河使用了“seapower”和“thalassocracy”這兩個術語，而格羅特是直接從古代作家那裏把這些術語沿用過來的，它們被寫進了《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他用它們把當代英國人的關切與作爲典範的雅典國家聯繫起來，呼應了希羅多德認爲雅典有意識地把自己變成一個“海洋強國”的觀點。

十年之後，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進一步發展了羅斯金的觀點，圍繞着“作爲一件藝術品的國家”這個命題，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文化和權力進行了權威的分析。布克哈特運用“建構身份”這個概念來分析現代早期的意大利各國。他們兩個人都認識到了“選擇”在國家演變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而國家的身份易變，絕非固定的。羅斯金沉浸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那種充滿海洋氣息的文化當中，他選擇關注威尼斯，而土生土長的巴塞爾人布克哈特則把目光投向了佛羅倫薩。

1890年，美國海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出版了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在書中，他做了一種較爲乏味的嘗試，試圖對海權的構成要素進行分類。與羅斯金和布克哈特不同，馬漢沒有觸及海權之魂，他只停留在戰略層面上。他把這個希臘術語拆分成一個短語——“sea power”——因爲他無法援引威尼斯或英國來爲他的祖國提供海權（sea power）先例。它們太小、太弱，特別是太過於海洋化，不能給一個正在崛起的大陸超級大國構建自己的身份提供參考。作爲替代，馬漢看中了羅馬共和國的海軍力量，羅馬是一個大陸軍事帝國，致力於統治它所在的那個半球。他提出的經典模式不是迦太基海權的崛起，而是羅馬軍事力量對它的毀滅。

同樣的，他在現代世界中爲美國找到的榜樣也不是英國的崛起，而是大陸強者法國沒能獲得粉碎其脆弱的海權對手，並在波旁王朝、共和國或拿破崙帝國的統治之下成爲一個新羅馬帝國所必需的海軍優勢。馬漢希望他的同胞們理解的是，法國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其糟糕的戰略選擇，而不是它的大陸身份，因爲他認識到，美國要繼承的是羅馬的衣鉢，而不是英國的。

雖然對想要學習戰略的學生來說，馬漢可能是位更好的指導者，但羅斯金對海權的處理方法比他要複雜得多，也重要得多。他以雄辯的文字創作了一部宏大的作品，對威尼斯的建築與其海洋帝國交織在一起的歷史進行了考察。羅斯金並沒有把海權問題當成一個選擇來處理；他將之視爲威尼斯偉大時代的一種根本品質。選擇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做出的。他認爲推羅是這樣的，他還知道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也是這樣的。

羅斯金把英國編進了一條“海權之鏈”中，通過威尼斯把英國和《舊約》裏最富有的城市聯繫起來。這種海權的傳承具有顯而易見的目的：衰落的前景始終困擾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這個大國裏，一種擔憂正在四處蔓延，人們害怕國家已經達到了榮耀的頂峯。這也是一個深受古典文化影響的社會：像羅斯金這樣受過教育的人讀過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Peloponnesian War），他認爲這本史書是部“對全世界都很重要的悲劇”，和喬治·格羅特的歷史鉅著一樣。置身技術快速進步和全球統治的空前盛況中，羅斯金在尋找國家的靈魂。他爲自己的祖國憂慮，在他的餘生中，憂慮驅使他的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威尼斯、文化和命運的主題上來。

《威尼斯之石》激起了一股浪潮，在整個大英帝國中，無數威尼斯哥特式建築修建起來，把由先驅者奠定的海權概念構建成英國特性的知識核心。它靜靜地躺在那裏，直到被一位美國海軍上校的直接論辯和沉悶的散文驚醒，這位上校猛然發現，他因爲向英國人講述了他們起碼在三百年前就已經知道的事情而名揚天下。

伊凡·艾瓦佐夫斯基的《九級浪》

羅斯金和馬漢都在古代歷史中追尋海權的蹤跡，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古希臘的智慧成就仍然是探索作爲戰略、文化、身份或帝國海權之意義的基礎。早在那時，這個主題就經常出現在雅典人的辯論中，這並不是因爲雅典人發明了船，進行航海，組建海軍或建設海洋帝國，而是因爲他們對這些現象所產生的想法以及塑造了它們的歷史進行分析並將之記錄下來，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里對它們的意義進行討論，並創造了第一個海權大國。他們明白，海權文化是雅典政治、經濟發展、藝術和身份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他們意識到，成爲一個海權國家比建立一支海軍要複雜得多。

“海權”意味着什麼？

在這裏，對“海權”這種建構出來的國家身份和“制海權”這種海軍強國的戰略做一下區分是很有必要的。馬漢把源於希臘語thalassokratia的“seapower”一詞拆分成一個短語，以增強其論點的影響力。在此過程中，他改變了這個詞的本來意義。迄今爲止，“海權”一詞指的是一個一直選擇強調海洋的國家，它通過有意識地構建海洋文化和身份來確保海洋控制帶給它的經濟和戰略優勢，以此作爲一個大國發揮作用。

海權是海上的帝國式大國，依靠控制海上交通來獲得凝聚力、商業利益和控制力。而馬漢創造的新短語則僅僅是指任何擁有足夠的人力、財力和港口建設的海軍國家對海洋的戰略使用。這是必要的，因爲馬漢的目標是說服當時的美國人建立一支昂貴的海軍戰鬥艦隊，而美國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就已經不是一個海洋國家了。在1890年，世界上只有一個海權大國，但馬漢關注的是大陸軍事強國法國由於其糟糕的戰略和政治選擇，結果未能擊敗英國，而不是英國這個經濟和人力資源都有限的海上王國崛起爲一個海權世界帝國。他勸告同胞不要重蹈法國的覆轍，也不是效仿英國。美國太大、太大陸化了，不可能成爲一個海權國家。他大力主張建設一支用來控制海洋的戰鬥艦隊，以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再遵循美國常規的海軍戰略，即只把艦隊用在商業襲擊和海岸防禦上，這樣的戰略從未成功阻止或擊敗過英國。

這形成了他這本書的結構，還解釋了爲什麼馬漢以1782年作爲它的結尾，因爲在這個時候，法國艦隊取得的勝利已經確保了美國的獨立。1781年，當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的船隻把英國軍隊孤立在約克鎮並迫使他們投降時，英國政府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馬漢想讓他的美國同胞們理解擁有一支管理有方的戰鬥艦隊對國家安危有什麼樣的影響。他仔細地衡量了制海權對陸地而不是海洋的影響。一旦美國採用了海軍強國的戰鬥艦隊模式，馬漢就把焦點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隨後的著作中，他強調了英國在崛起過程中擁有多麼強大的海軍力量，並提醒他的同胞們，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是堪爲典範的海軍領袖。

馬漢認識到，英國通過戰勝法國波旁王朝獲得了主宰海洋的權力，而這發生在1688年“光榮革命”引進了建立海權國家所必需的政治和財政工具之後：具有包容性的政府，集中控制在中央手中的財政，通過政治談判來決定如何徵收稅金，根據海軍的戰略優先地位持續對海軍資產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優待海洋貿易。這些都是有意識的選擇，刻意呼應了其他海權大國的建立過程。英國跟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荷蘭共和國一樣，通過積極構建以海洋爲中心的文化身份，成了一個海權國家。

這一進程是由政治選擇推動的，當權者利用國家資金建設來控制海軍及其所需的基地，並通過海軍和陸地建築、精心挑選的船隻及其與宗教的聯繫，從而確保船隻和建築物傳達出海權的核心信息。他們在海邊建造寺廟，以此作爲醒目的航海標誌和導航信標，並用海權藝術裝飾他們的公共空間——創造獨特的文化形式來表達他們與衆不同的意圖。這種有意識地精心打造出來的身份傳播到了政治精英和利益相關方之外的地方：它流進了大衆文化、陶器、硬幣、塗鴉、書籍、印刷圖像和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中。

這些產出中有許多是由國家贊助、認可或以其他方式給予支持的，這強調了該計劃對國家的意義。這種文化在更廣泛地流入共同體之前，得到了那些以海洋爲生活重心者或是喜歡開明政治者的支持。而且，它還被積極地傳播出去。從古代的推羅到大英帝國，硬幣在整個貿易世界中傳遞着海權信息，它們利用船隻、神祇和權力的形象來表達對海洋的所有權。由於海權國家從本質上來說實行的都是寡頭政治，所以這些選擇反映的是辯論和多數人的意見。在所有海權國家裏都有一個敢於直言的反對派，它強調土地、陸軍和農業那不言自明的優先權。這一反對派通常是由貴族和社會精英組成的，在維持海權國家存在的政治話語中，這是一個關鍵部分。

修昔底德就是這樣一位貴族，他在闡述海權的戰略影響時，也對海權的政治後果提出了重要批評。只有當政治國家做好準備來維持它的時候，“成爲一個海權”的選擇纔有持續下去的可能。1672年，約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的悲慘命運凸顯了這種被構建起來的身份有多麼容易被推翻。多年來，德·威特塑造和指導了一個與衆不同的海權共和國，但在最後，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那些想要恢復傳統君主統治的人撕成了碎片。對五個國家如何創造出這樣的身份——因爲沒有任何兩個國家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它們擁有許多共同的核心要素——以及第六個國家的嘗試爲什麼失敗的考察證明，這個過程必須是由政治驅動的、在經濟上有吸引力的和在戰略上有效的。

大陸軍事超級大國不是海權國家，海洋在它們的身份中只是一個邊緣因素

“海權國家採用的制海權戰略”，這種說法容易把這個單詞和這個短語的含義搞混，但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當今世界，俄羅斯、中國和美國都掌握制海權，這是任何一個擁有海岸、金錢和人力的國家都可以行使的戰略選擇，但這些大陸軍事超級大國不是海權國家。海洋在它們的身份中充其量只是一個邊緣因素。

我們通過對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蘭共和國和英國這五個海權大國進行總體分析，探討了海權文化和身份的性質和重要性。這個羣體不同於俄羅斯這樣的陸上大國，古代的羅得斯和近代早期的熱那亞這樣的海洋國家，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樣的海洋帝國。這五個國家都創造了海權身份，並利用先驅者的思想和經驗——它們公開承認這是它們欠下的知識債務。這個羣體在促進貿易、知識和政治包容方面做得比它們的陸地同儕更多：它們塑造了足以定義當代西方世界的全球經濟和自由價值觀。

俄羅斯對海權的回應最明確的象徵是位於喀琅施塔得的要塞建築羣，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防建築羣。

大多數海權國家的目錄都比這本書裏列出的要長，它們使擁有強大的海軍或海外帝國這兩點獲得了不恰當的重要性。雖然波斯等大陸大國都擁有這兩樣東西，但獲得它們並未改變這些國家的基本文化，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這些國家的文化都是陸地的和軍事性的，把商人和金融家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一般來說，這些國家太大、太強，無法從海洋身份中獲利。“海權身份”表示國家承認了自身相對來說是較爲弱小的，因此，它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尋求一種不對稱的優勢。

以1890年到1914年間的德意志帝國爲例，既存的大國即使獲得了海軍和殖民地，也改變不了迫使其維持龐大陸軍和繼續以歐洲大陸爲政策導向的基本戰略及文化現實。正是這種大陸邏輯推動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古代王國、羅馬共和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西班牙帝國、波旁王朝和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以及20世紀的大陸霸主德國和蘇聯的議程。也正是它決定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海軍革命必然會失敗，以及當代的超級大國都是陸上帝國。

在今天，馬漢所定義的制海權掌握在西方手中，這是一個由自由、民主的商業國家組成的聯盟，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貿易，並採取集體行動確保海洋貿易不受海盜、衝突和動盪的影響。雖然戰略性的制海權要由美國來提供，但從英國和丹麥到日本和新加坡，這羣二三等的強國分享海權身份。這些國家傾盡全力參與全球貿易，異乎尋常地依賴進口資源，並對其文化進行調整，使之適應海洋活動。海洋是其民族文化、經濟生活和安全的中心。

海權身份仍然是一個舉國上下參與海洋事務的問題，是一個爲那些與生俱來的——甚至可以說是關乎其存亡的——只要失去對海洋交通的控制就會受損的國家準備的定義。由於這個定義包含了神話、情感和價值觀，所以無法對其進行準確的計算。長期以來，海權的文化遺產一直被包裹在包括美利堅合衆國在內的西方自由貿易國家的集體身份中。它受到害怕變革、包容性政治、自由市場的政權和意識形態的挑戰。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學者而言，它仍然是重要的分析資源。

海權國家並不強大，正因爲它們弱小，所以它們專注海洋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馬漢創造的短語“sea power”——描述擁有海軍的國家可以做出的戰略選擇——改變了這個詞在古希臘語中原本的含義，從代表一種身份變成了代表一種戰略，這削弱了我們把海權理解爲文化的能力。對古希臘人來說，海權是一個以海洋爲主導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擁有龐大海軍的國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用“thalassokratia”來描述作爲文化的海權。所有希臘國家擁有的海軍加起來也沒有波斯的海軍多，但波斯仍然是一個陸上強國。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使用海軍力量擊敗了雅典，但它永遠無法成爲一個海權。

然而，雅典是一個海權，這種身份的深層文化含義解釋了它與斯巴達發生衝突的原因，以及爲什麼斯巴達會和波斯結盟，並利用其勝利迫使雅典成爲一個正常的大陸國家。海權文化所具有的顛覆和破壞穩定的性質，把追求平等的民粹主義政治與海上商業、帝國擴張和無盡的好奇心結合在一起，嚇壞了它的許多評論者。柏拉圖（Plato）對它的厭惡是顯而易見的，孔子（Confucius）也是如此，雖說修昔底德對它的憂慮表現得更微妙些，但同樣清晰可見。這些反應強調了橫亙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戰爭中的文化衝突，這種衝突把海權國家與大陸強國區分開來。

海權國家並不強大，正因爲它們弱小，所以它們專注海洋，爲了自己的生存和繁榮選擇了一個不對稱的重點。此外，海權身份完全是人爲製造出來的。由於任何政治組織的文化邊界都是由家庭、部落、信仰、土地和財產來確定的，因此，海洋身份既不尋常又不自然。它不是在地理或環境的作用下產生的結果。海權身份的創造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通常是對自身弱點和脆弱性的自覺反應。雖然海權身份可以使國家成爲大國，但既存的大國不會選擇成爲海權，哪怕海洋對其國民生計很重要也是如此。法國有大量的海軍和幾處海外殖民帝國，但它們從未取得與歐洲擴張和大陸軍隊同等重要甚至更爲優先的地位。

儘管一些小型政體受其地理位置、人口和經濟生活的影響，幾乎是身不由己地成了海洋國家，但在這種身份中，總會有一種自覺的選擇。然而，這些國家的戰略和政治重要性是有限的。古代的海洋國家，那些弱小的貿易政體，利用它們臨海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技能來防止和改善被大陸帝國的吸收，或是讓這種吸收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雖然米諾斯憑藉它位於海島之上的優勢締造了一個神話般的海權（thalassokratia），但海洋國家腓尼基就只能靠政治技巧和適時的讓步來保身了。只有在大陸列強之間的水域裏存身時，海洋國家的運作纔是最有效的：在普世君主國或國家間貿易微不足道的時代，它們會變得無足輕重。

包容性政治與海權之間的協同作用至關重要。作爲貿易網絡的一部分，經由海洋傳播的開明政治意識形態一直是海權國家武器庫裏最重要的一件武器。這些觀念吸引着那些從事海上貿易的人，使他們意識到有必要挑戰僵化的專制制度。雅典爲了建立帝國而到處傳播民主，這讓斯巴達和波斯大爲驚愕。雅典選擇了海權身份之後，很快就把近似於神話的米諾斯海權奉爲先驅，以免被扣上標新立異的帽子。塑造這些國家的觀念從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雅典和迦太基在腓尼基這個先驅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而後來者則很重視雅典人的爭論和迦太基身上的悲慘命運。

雅典之所以會成爲一個海權，是因爲它面臨着來自普世君主國波斯的毀滅性打擊。就是這個原因促使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公元前5世紀80年代對雅典進行了改造，用政治和文化手段把它統一起來，使之成爲海權，有能力建立一支目標明確的海軍，並最終建立一個海洋帝國來支撐其財政。這一決定之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雅典已經經歷了一場民主革命，這座城市通過合作制定決策的機制和對外行動取得的回報，把它迄今爲止一直潛藏的力量釋放出來了。其結果令人震驚：雅典的人口迅速膨脹，使它更加依賴遙遠的黑海麥田，因此，也越來越容易受到海軍封鎖的威脅。雅典人通過投票做出這個與衆不同的抉擇，這決定了它的身份在希臘世界裏會變得越來越獨特，而這一身份又引發了人們對變革過程和方向的深刻思考。

公元前466年，當雅典的兩棲部隊在攸裏梅敦河（Eurymedon river）擊潰了一支龐大的波斯艦隊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技巧、侵略性以及——最重要的——傳播其民主制度的野心，嚇住了斯巴達人，而他們想要解放埃及的企圖也令波斯大王決定支持斯巴達這個一心維持希臘現狀的強國。最終，斯巴達的軍隊、波斯的黃金和雅典的傲慢摧毀了這個海權國家。兩個獲勝的大陸強國瓦解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消滅了它的艦隊，破壞了使雅典成爲人工島，並且強化了其海權身份的長牆。海權與陸權的差異所造成的威脅使羅馬消滅了海權國家迦太基，因爲它是一種根本不同的、具有深遠威脅的文化選擇。雖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迦太基都不再是一個軍事強國了，但羅馬人讀過柏拉圖：他們知道真正的威脅來自文化。

鑑於陸地和海洋國家在這些競爭中的戰略權重完全不成比例——海洋國家缺乏人口、領土和大規模的軍隊，更大、更強的大陸競爭對手對海洋國家的恐懼需要得到解釋。答案在於文化層面。海權依賴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這主要指的是實行寡頭政治的共和國，它們的開明制度挑戰了君主專制政體以及與它們同時代的大陸國家中的社會精英僭主。這種具有包容性的模式至關重要，只有通過政治包容來調動所有的人力和財政資源，弱小國家纔有希望與規模更大、軍事更強的對手競爭。這種政治現實使帝國式的國家驚慌失措，這些國家是用軍事力量、所佔領的土地和所控制的人口來衡量實力的。對這些國家來說，包容性的政治，不論它是寡頭共和政體還是民主政體，都是混亂和變革的可怕先兆。大陸列強的理想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普世君主國：只有一個統治者、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和一箇中央集權的指令性經濟。

海權國家抵制這種帝國霸權，因爲除此之外，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卑躬屈膝地屈服軍事力量，眼睜睜地看着它們的經濟利益和身份消亡：港口和思想將被封閉起來，不再用於交換貨物和交流觀念。維持海軍力量——這是海權國家最主要的戰略工具——所需的成本高昂，這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服務於資本和商業利益，而商業滋養了艦隊，同時又依賴艦隊的保護。這些顧慮迫使海權政治家們結爲聯盟，共同反對霸權國家和普世君主國及其指令性經濟。一旦它們的安全得到保障，海權國家就會把海軍力量的經濟負擔轉移到海外商業帝國身上，對貿易徵稅，以此來資助它們的艦隊。

海權身份有着明顯的限制。那些弱小的大陸國家即使成爲海權，也會受到地理條件的約束，還容易遭到陸上軍隊的攻擊。而島國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海洋會給它們帶來安全、貿易和帝國。古代的克里特島（Crete Island）開發了遠距離的海上貿易網絡，並擁有強有力的海權文化，它的商業、碼頭、划槳船和取之不盡的富含油脂且對增強大腦功能很有用處的海魚都是這種文化的表現。

古代的海權本能地尋求一個與大陸隔絕的地理位置，因此，雅典人不禁爲他們的城市位於大陸之上，並且離海有一段距離而哀嘆。爲了扭轉這一現實，地米斯托克利建造了連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長牆”——斯巴達隨即對此舉提出了警告，這表明整個希臘世界都理解了他的意圖。雖然海權鍾情島嶼，但本書力求避免粗糙的地理決定論。只有一個海權大國完全是個島國，那就是1707年以後的不列顛王國。其餘的海權大國，包括威尼斯在內，都是靠着從毗連大陸領土上取得的資源來實現這一地位的。類似的，1867年到1945年間，日本帝國儘管是個島國，並且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卻沒有成爲一個海權國家。日本是個專注於徵服大陸的陸軍強國：海軍是用來確保它與朝鮮、滿洲和中國中原地區之間的軍事交通的。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觀察到的，以批判的眼光來看，海權國家的建設是件藝術品，通過國家文化的鏡頭來觀察能夠最好地理解它。隨着國家走向海洋，它們的藝術、思想和文學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傳播海洋形象、文字、概念和價值觀的重任——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們與其他海權——不論是當代的，還是歷史上的——不斷接觸的影響。然而，在身份形成過程中，凹透鏡成像是一種比模擬更爲有效的機制。與海權相類似的國家不會威脅到它的生存。國家身份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更有可能是爲了回應大陸霸權國家的野心所造成的生存威脅。

對荷蘭共和國來說，這些霸權國家，首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後來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作爲一種被構建出來的身份，海權需要不斷更新和重複：那些出於種種原因而忘記自己海洋身份的國家，會緩慢而確定無疑地失去其海洋身份。這種身份可能會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裏消失，必要的技能也會隨之消逝。現代英國正處於這樣一個失敗的邊緣：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大海只不過是一個休閒的去處。然而，大陸列強難以長期保持海軍力量。俄羅斯海軍無休止的週期運動——產生、盛極一時、衰敗和重建，這或許是世界史上唯一一個真正的循環模式——證明，任何沒能成爲國家身份之核心的東西都會在逆境中被犧牲掉。儘管海洋並沒有給大多數俄羅斯人帶來麻煩，但是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的決定表明，在這兩場大戰中，要塞化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海軍基地進行的英勇防禦深深地刻在了俄羅斯人的靈魂裏。

小威廉·範·德·維爾德爲荷蘭海權繪製了一曲輓歌：《科內利斯·德·特龍普的前旗艦“黃金獅子”號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的IJ灣上》

儘管海權在政治上包容、對外開放、充滿活力，但它們很弱小。弱小迫使它們只能進行有限的戰爭、尋求盟友並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它們沒有能力做得更多。海洋不同於陸地，不會受到永久的控制或絕對的統治。陸上大國經常以無限的、關乎存亡的戰爭來解決問題——最典型的就是羅馬——因爲它們能夠做得到。只要喪失了對海洋的控制，海權就會被擊敗，但想要擊敗陸上強國，就得在戰場上戰勝它們，並佔據其核心領土。

現在，關於海權的起源和性質的討論被侷限在一個狹隘、循環的實用主義戰略思想框架中，這個框架根據現代實踐去解釋古典文本。舉個明顯的例子，馬漢聲稱他在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羅馬史》（History of Rome）中發現了制海權在歷史上的主要作用，這凸顯了封閉精神世界所具有的危險性。蒙森生活在德國走向統一的時代，1863年到1884年間，他在普魯士議會和後來的德意志議會中任職，是德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蒙森對迦太基的憎惡可能受到了他強烈的反英情緒的影響。

他公開主張使用暴力來擴大德國的勢力，並禁止羅馬帝國史草稿的出版，因爲它可以被解讀爲對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追求普世君主國野心的批評。他所寫的關於羅馬共和國曆史的鉅著出版於19世紀50年代，他對德意志統一的擁護在這本書中有深刻的體現。他不帶絲毫疑問地接受了羅馬一方對第二次布匿戰爭的看法，尤其是羅馬人對戰爭大前提的看法：羅馬爲了保護自己，不得不抵抗由狡猾、奸詐的野蠻人漢尼拔領導的侵略成性、破壞條約的迦太基。這個敵人的形象與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以及拿破崙三世（Napoleon Ⅲ）有着明顯的相似之處。

現代的學術研究推翻了蒙森的誇張描述，駁斥了激發馬漢靈感的戰略難題。19世紀晚期的美國戰略家馬漢愉快地重複着德國曆史學家的看法，因爲他們主要關注的都是他們本國的帝國擴張大業。這兩個國家都是大陸國家，都建立了一支以跨海投送軍事力量爲目的的海軍，這使得他們對制海權的分析帶有特殊的陸軍性質。這兩個國家都不是海權國家。蒙森和馬漢忽略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還有修昔底德和色諾芬（Xenophon）對海權國家本質所做的大量辯論。而且，他們兩個都錯了。

蒙森認爲，由於迦太基缺乏海軍力量，無法跨過地中海中部投送一支大軍，所以漢尼拔決定通過高盧入侵意大利，他的這個看法完全是錯誤的。而馬漢把它當成了一種思想體系的基礎，這種思想體系把“海權”（sea power）等同於海軍力量，而非一種文化選擇。蒙森把迦太基視爲與羅馬勢均力敵的帝國。實際上，迦太基比羅馬弱得多，漢尼拔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把羅馬控制在地區體系之內的聯盟；他並不想打倒這個強大的共和國，也沒有計劃摧毀它。他穿過高盧進軍是爲了招募軍隊和盟友，而不走海路運送軍隊是因爲迦太基在意大利海岸沒有海軍基地：獲取這樣的基地是他對意大利發動戰役的主要目標之一。

雖然羅馬人摧毀了迦太基海權留下的記錄，但希臘人的爭論卻從希臘化世界裏經由羅馬和拜占庭一直傳到了威尼斯。在那裏，活字印刷使海權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普遍財產。古希臘是16世紀英格蘭海權智慧的源泉，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如伯利男爵（Burleigh）、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約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都接觸過古希臘文本，他們全都擁有由威尼斯人文學者和出版商阿爾都斯·馬努提烏斯（Aldus Manutius）製作的希臘文版修昔底德著作。

迪伊率先用它來宣揚“大英帝國”成爲海權的願景，將國家的法律、領土和經濟利益與海洋身份融爲一體。他設定了英國海權的知識參數，鼓勵別人從他的書裏汲取靈感並進一步發展他的思想。都鐸王朝的國王們擺脫了由神聖羅馬帝國和教皇主宰的歐洲體系對英國的限制，同時推動了海權進入英國文化和戰略的過程。他們把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與國家身份聯繫起來，在這種身份中，擊敗無敵艦隊成了英國的“薩拉米斯之戰”，這一事件證明了過去幾十年來的主張和爭論的正確性。在這一過程的每個階段中，觀念的形式和焦點都在改變，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現實，同時保留它們不容置疑的古代權威。

19世紀德國藝術家威廉·馮·考爾巴赫所作的關於薩拉米斯的寓言

這種流動性告訴我們，有必要採用一種長遠的視角，以區分原本的觀念和後來的粉飾。維多利亞時代對古克里特島的典型反應並非來自對近似神話的過去的考古學見解，而是來自這個時期對大英帝國的假設。考古學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掌握證據前很久就認爲米諾斯王國是一個和平的維多利亞式海權帝國。然而，在英國人把它確定爲海權的同時，來自大陸國家的考古學家卻對證據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設。埃文斯的許多主張都得到了現代研究的支持。

作爲一種思想文化的“海權”，它的傳播跨越了時間

歸根到底，本文主要論述的是國家改變其文化的能力——從陸地到海洋，然後再次回到陸地，這是由政治選擇而不是地理上的必然性驅動的——以及選擇成爲海權對少數幾個成爲大國的海權國家的影響。本文強調了馬漢的制海權——一種可以由大陸列強掌握的戰略工具——和成爲海權國家的文化現實之間的根本區別。

對那些不得不與海權國家打交道的大陸軍事強國來說，擁有一支專業的海軍是個理所當然的選擇。然而，從波斯到蘇聯，這種海軍的目標都是摧毀海權，而不是獲得它。羅馬通過消滅海權和把足以摧毀其他所有選擇的單一羅馬文化強加於人，從而成了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君主國：正如迦太基人所領略的，這是羅馬人在推行和平的同時製造的“沙漠”。

羅馬的行動反映了他們對非正統文化模式的極度恐懼。他們對海權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戰略力量感到震驚。羅馬摧毀的是海權文化，而不是戰略性制海權。是文化而不是軍力導致了羅馬人對迦太基的憂慮和對漢尼拔的迫害。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的扎馬戰役結束之後，羅馬已經沒有理由再害怕漢尼拔的軍事天賦了；西庇阿（Scipio）在戰場上擊敗了他，羅馬擁有了更強的軍隊。他們之所以把他趕出迦太基，是因爲他動員人民按照民粹主義的包容性路線重建國家，這與那些控制羅馬元老院且擁有土地的寡頭所青睞的路線大不相同。這種恐懼一直持續到漢尼拔去世。

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在海權和有限戰爭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繫。作爲商業資本主義國家，海權擁有比依賴土地的陸權更強大的財政資源，如果它們能躲在島嶼上或躲在堅不可摧的城牆後面，避免遭到沒有限制的還擊，它們就會比敵人更有持久力，讓敵人疲憊不堪，最後就能達成妥協，實現和平，這就是海權用以替代“決戰”的手段。決戰是徹底打倒敵人的猛烈一擊，大陸軍事思想家們爲了實現它而絞盡腦汁。

在“葬禮演講”中，伯里克利有效地顛覆了希臘戰爭的邏輯，用以水陸兩棲作戰、經濟戰和堅持爲特徵的海洋戰略取代了重裝步兵之間短暫而激烈的陸上戰鬥，幾個世紀以來，希臘人爲了解決爭端一直在進行這樣的戰鬥。伯里克利被稱爲“克山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的父親克山提波斯是雅典艦隊的司令官，曾指揮一支兩棲攻擊部隊在攸裏梅敦河摧毀了波斯的殘餘艦隊，打通了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Campaign）以獲取糧食供應，並確保了雅典在愛琴海上的霸權。

正如朱利安·科貝特（Julian Corbett）在1911年所證明的那樣，海權依賴有限的戰爭和海洋戰略，因爲這是唯一能讓它們成爲大國的選擇。它們通過專注海洋獲得了不對稱的優勢，但不得不接受由此產生的限制。科貝特簡潔的論述值得重複，因爲它強調了海權的戰略是海上的，依賴海軍和陸軍的聯合作戰。他大概想起了在斯法克特里亞（Sphacteria）的雅典人，以及1759年在魁北克（Quebec）的英國人：

鑑於人類生活在陸地上而不是海上，所以，處於戰爭中的各國之間的重大問題總是取決於——除極少數情況外——你的軍隊能對敵人的領土和國民生活做些什麼，或是敵人對於你的艦隊能讓你的軍隊有做到這些事的恐懼。

大陸強國的武器是大規模的軍事動員，試圖動用這件“武器”的海權——1689年到1713年間的荷蘭共和國，以及1916年到1918年間的英國——會被它們自己的努力摧毀，哪怕是它們“贏得”了戰爭。只有大陸列強可以使用海軍來推行以殲滅和無條件投降爲目的的全面戰爭戰略。曾被羅馬採納的這種戰略模式是馬漢留給美國的遺產。羅馬擁有戰略性的制海權，但羅馬和美國都不是海權國家。以塑造了海權國家建設過程的獨特、偶然的決定與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國創建一個強大海軍國家——這個過程是由一位熱衷於獲取大陸軍事霸權的王朝獨裁者推動的——的決定做對比，可以凸顯這兩個概念的差異。

作爲博學多聞的國家，海權對先例有着深刻的認識。它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前就已經有人做過了，它們把這個事實作爲塑造其身份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來表達。然而，它們的敵人同樣擅長利用過去。海權陷入了深刻的文化衝突中，先驅國家的思想和主張被用來解釋、辯護、譴責和相互抵消。雖然沒有哪兩個海權國家是完全相同的，但它們的共同之處比任何差異都重要得多。它們形成了一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羣體。這些模式以及思想跨越時間的傳播，使得這種集體評估具有連貫性和說服力，而爭論也沒有結束：海權身份的關鍵要素作爲聯繫和差異的重點，仍然是西方先進集體的核心。

從長時段觀察最容易理解海權作爲文化的重要性——海權之間的協同作用增強了從個別例子中得出的見解。此外，海權文化所積累的知識以多種形式，經由相繼而起的海權傳遞下來，這是歷史服務社會的最佳例證。海權依賴海洋活動，並採用馬漢制海權的不同版本作爲其戰略選擇。然而，這一戰略也可以被主要的大陸國家使用，無須進行重大的文化變革。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隨着我們對世界其他地區——從紅海和印度洋到東亞和波利尼西亞——的認識不斷增加，以往那種以歐洲爲中心的海洋史得到了補充，各地區的歷史被整合到了一起。這些歷史突出了具有強烈海洋身份的國家、對制海權戰略的運用和航海技術的驚人發展。將本書的焦點集中在歐洲經驗上的決定反映了我的意圖，即把本文視爲對一個連貫的、相互關聯的海權國家羣體的集體研究，這些國家對其先驅留下的知識遺產有着敏銳且明顯的認識。

1900年前後，這一經驗傳遍了全球：中國、日本和美國的海軍從本質上來說都是歐洲式的。本書所考察的每一個國家，包括沙俄在內，都以歐洲過去的歷史爲先例，爲了成爲或保持海權，從過去發生的事中吸取經驗教訓。最能證明這一論點的證據是，第一個海權大國古希臘發明了克里特島米諾斯王國這個海權，以免因成爲第一個這樣的國家而背上標新立異的惡名，並以此把它欠腓尼基人的巨大知識債務掩蓋了起來，後來的每一個海權都是在這份遺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是一種思想的歷史，它的傳播跨越了時間。

原作者 | [英]安德魯·蘭伯特

摘編 | 徐悅東

導語校對 | 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