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 濤：科舉陰影下的《金瓶梅》中“士子羣像”的文化思索
原標題：伏 濤：科舉陰影下的《金瓶梅》中“士子羣像”的文化思索
《金瓶梅》是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它是我國小說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學界對其關注甚多，但從科舉角度切入文本的思考則較爲鮮見，此乃本文選題
的緣起。
《金瓶梅》中的讀書人按其層級可分爲三類：
一是秀才，如水秀才、溫必古、倪桂巖；二是舉人，如尚小瑭；三是進士，如蔡蘊、安忱、曾孝序、宋喬年等，其中蔡蘊狀元出身。
這三類人中舉人涉筆較少，故對其勿作詳論。
客觀上，隨着西門慶地位提升，家業興旺，日常事務中的文字應酬較前增多。
主觀上，土豪出身的他愛面子，講排場，好附庸風雅，需要裝潢門面。不識之無的西門大官人擬聘專職文書勢在必行，招聘什麼樣的人才取決於這是什麼樣
一個公司，老闆如何，當然這也與人才市場行情有關。
西門府中引進的人才一方面在表現着自己，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反襯主人，同時，亦可反觀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與士子風尚。
《金瓶梅》中的讀書人除了聘請的人才，還有交往的對象以及故事中涉及到的，他們是晚明私塾教育的產物，均曾是場屋奔競者，有的艱難維持生計， 有的
苦熬於場屋，有的活躍於政壇宦海，其言行受那個時代的世風、士風，乃至官場風氣——仕風的左右。
這樣，注視該人羣已經不只是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藝術表現手段的問題，這已經關涉到社會的諸多方面。
下面從秀才、進士這兩個層面的人才進行分類研究，先看《金瓶梅》中秀才羣像。
一、廉恥喪盡的秀才
在科舉奔競中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因出身貧寒，或常年場屋打拼，考試所費以及因讀書考試而影響生計，不少秀才只能是越來越窮，故有“窮秀才”之稱。
秀才一旦中舉，便可做官，享受俸祿，官俸外有的還撈取外快——收刮民脂民膏。
這就是《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後發瘋的理由。但是鄉試這道關並不易過，有不少考生就此止步，終其一生就是一個窮秀才。
秀才高不成，低不就，處境尷尬。《儒林外史》中周進小舅子金有餘對周進說：“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
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幾時？” [ ① ]
這是小說家吳敬梓的人生感喟。秀才治生做塾師者較多，也有做幕僚的，賣文爲生的，幫人家寫寫畫畫的。
總之，出身窮苦之家的秀才命中註定一生與窮字長相廝守。蒲松齡的《祭窮神文》《日中飯》便是秀才之窮的力證。
《金瓶梅》創作於晚明時代，故事假託發生 在北宋時代，這是所謂的“時間漂移藝術”，其中的科舉描寫更多的是明代科場“實錄”，爲了寫得像是北宋
之事，自然會牽涉北宋場屋之事 。
《金瓶梅》中秀才三人：水秀才、溫必古、倪桂巖，其中水秀才、倪桂巖均未正面出場。
書童只能給西門慶讀讀書信，“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
來唸。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 [ ② ]
他不能幫西門慶寫一些應酬性文字，包括往來書信、帖子等。
這樣就有必要專門聘請秀才級的讀書人爲之服務，因此便有了水秀才等人的“出場”。
（一）水秀才之“水”。
應伯爵是西門慶“十兄弟”中最親的，西門慶有什麼心思總愛跟應二說。急需人幫辦文書時，他和哥們應二道出心聲：
“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裏，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要別樣卻有，要這個到難。
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脣弄舌，這就好了。
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
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
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發白鬢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③]
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
“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裏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標緻龍陽的。那
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
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鬨動街坊，
人人都說他無形。
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謊吊皮鬼混人！”[④]
“水秀才，總是溫秀才之影也。”（張竹坡語）[⑤]
作者寫水秀才時採用側面描寫的手法，通過西門慶和應伯爵的對話勾勒出這一人物形象，只聽樓板響，不見人下來。
寫水秀才就是寫溫必古，這是“背面敷粉法”。
西門慶對擬聘先生要求有三：有才學、人品好、性格合得來。
應伯爵一個勁地誇大其辭地介紹水秀才，其調侃幽默的話語中寫出了水秀才所謂的才學與人品及其風流韻事。
這一寫法一石三鳥，既寫水秀才的不堪，也寫西門慶私生活的骯髒，同時也映襯溫秀才的無行。
水秀才的水是“水貨”的水，暗示其假，“水性”之水，喻其輕浮。也是“落花流水”的水，預示着西門慶走向衰敗。
同時還是“水鏡”之水，“水鏡”，清水與明鏡，均可燭照人面與世相。作者通過水秀才這面鏡子可以看出一些秀才的潦倒不堪與醜陋無行。
水秀才給西門慶做的祭文，照出西門慶爲代表的晚明新興商人靈魂的醜陋，精神的墮落。
對於讀者來說，水秀才這水也在發揮着鏡子的作用，照出自身精神的瑕疵與弊病，以期彌補與消除。
水秀才之水定有隱喻功能，筆者這些說法不無想象的成分，算是姑妄言之吧！
溫必古的溫是熱後餘溫，有“尸居餘氣”之意，這是西門慶漸漸“內囊卻也盡上來了”[⑥]的先兆。
“應伯爵在談及水秀才的人品時，透露出他在李侍郎家坐館，曾經與幾個丫頭、小廝不清白，西門慶就說什麼也不敢領教水秀才的人品與才學了。”[⑦]
這裏的應二人才推薦是一種玩笑調侃的口吻，根本就不是正常的認真推薦，被西門慶斷然否定。
水秀才在書中再出現是在西門慶死後，應伯爵等人央他做祭文，水秀才對西門慶與應伯爵這幫小人之朋是瞭解的，也是十分討厭的，
在祭文中將西門慶比作男人的陽物，而將應伯爵等人比作一羣“鳥幫閒”，整日幫嫖貼食，由此祭文能看出水秀才對西門慶、應伯爵的極端鄙視，由此可見
作者把水秀才作爲代言人，這種作者與小說中人物之間的“錯搭”，告訴我們即便是水秀才這樣的人也不願與西門慶等人同流合污。
應伯爵向西門慶推薦水秀才做西賓，也是扯淡，在拿窮秀才的代表水秀才取笑，同樣醜陋者，彼此也是不欣賞的。
水、溫虛實相生，相得益彰。應伯爵的一番戲說描摹出一個窮秀才的墮落史，也反襯出溫之形象，此可謂未見其人，先見其影。
“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巖，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⑧]
西門慶此語便從水秀才很自然地過渡到溫秀才，由水及溫，引逗出溫之來路——倪桂巖的引薦。
倪桂巖是西門慶同僚夏龍溪的先生，此中暗藏玄機。同行是冤家，西門慶的頂頭上司夏龍溪一日不去，西門慶就不能撥正。
表面上看彼此相處和諧，其實早就有矛盾。西門慶是地方豪強，且經濟實力超過夏龍溪，他亦非韜光養晦之人，不僅不藏拙，而且愛顯擺。
在處理公事時常常自作主張，時常不把上司放在眼裏。財大氣粗，有恃無恐，故而目中無人。
在夏龍溪看來，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
對西門慶他早有防範之心，值其擬聘先生之時，夏之先生倪桂巖趁機向西門慶推薦溫必古，這樣，溫就很自然地打入西門府中，成了夏之密探。
這與明代東廠西廠的行事風格極爲相似。
（二）溫秀才之“瘟”。
因爲不識字，西門慶讓對手有空可鑽，有機可趁，溫秀才將一些機密之事及時通過倪桂巖向夏龍溪彙報。
如果不是“屁股”一事的敗露，打入內線的他還會潛伏很久，自然會索取更多的情報，對西門慶造成更大的危害。
溫秀才，名必古，子日新，號葵軒，其姓溫，“溫者，熱之餘氣。”[⑨]
“尸居餘氣”外，尚有“瘟疫”之意。溫秀才剛出場時藉助西門慶的眼睛看過去，“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得端莊質樸，落腮鬍，儀容謙抑，舉
止溫恭。”[⑩]
這是《金瓶梅》士子羣中唯一一位寫其外貌的，這改變了小說寫反面人物，一眼就能看出來的老套寫法。
人不可貌相，壞人的壞不寫在臉上。就是這位外表不錯的溫秀才卻是一個瘟神，他讓很多人遭瘟，首先是讓西門慶及其府上遭瘟。
才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
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步。”[11]
溫秀才的姍姍來遲，說是“同窗處會書”，其實是“同窗處密謀”——提供機密情報。
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
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是是什麼人對他
說來。[12]
西門慶被翟官家責備，此時他莫明就裏，直到“溫屁股”事發，一切才真相大白。
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13]
畫童兒道：
“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娘出來看見了。
他常時問爹家各娘房裏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傢伙與他。
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14]
玳安之語可見西門府中大管家的信息靈通以及溫師父的臭名昭著，如果不是之前曾經東窗事發或肆無忌憚，玳安怎知此事？
通過受害者畫童兒的揭發，溫必古醜事昭然若揭，他是慣犯，手段卑鄙，情節惡劣，數罪併發。
他對畫童兒多次“幹那小營生兒”，畫童實在受不了才逃離，此時“溫屁股”慾火正旺，慾令智昏，“只顧使平安叫”，這是多麼的肆無忌憚，這恐怕也是
玳安“知情”之因。
畫童兒屬於未成年人，畫童不願意，他竟然要灌醉畫童，此乃強姦行爲，且爲雞姦。
“ 儀容謙抑，舉止溫恭”的溫師父，背後卻是如此行徑！
溫師父如此不外乎兩方面原因，主觀上他本來就是這種人，好這一口。 客觀上也有環境的影響。 小說中有這樣一段簡短的對話，耐人尋味：
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15]
溫秀才經常出現在西門慶的一些社交場合，他耳聞目睹了西門慶的一些風流醜事，他還向畫童兒等人打聽西門慶的家中私事，加之西門慶幹那些事有時也不
機密，不注意影響。
溫必古對主子的醜行瞭解甚多，上面這段和應伯爵的對話即可知其對西門慶和王招宣夫人乾的那沒繭事心知肚明，西門府中的烏煙瘴氣爲“溫疫”的流行提
供了滋生的土壤。
如果西門慶是正人君子，西門府中風清氣正，那麼溫師父可能會收斂些，起碼不會如此猖獗。
溫秀才除了是“溫屁股”外，他還是間諜。事發後，西門慶向月娘道： “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
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狗骨禿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 [16]
溫必古犯事後，西門慶的處理辦法和溫離開時的長信值得思考。
知情後西門慶大爲惱火，但並未當面指責溫必古，而是採取迴避態度，這可能是面對能說會寫，自身又有把柄落在對方手中，此時的西門慶定有什麼顧慮。
當然，這也能看出西門慶在政治上的漸趨成熟。 溫必古醜行敗露後沒有書童離開前的知羞以及那灰溜溜的感覺。
溫師父想見西門慶被拒，“這溫秀才就知疏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17]
臨離開時還寫了長信，這封信如“臨去秋波那一轉”（《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自然會引起讀者的注意，爲什麼寫信，信的內容是什麼，溫必古意欲何
爲？小說寫得搖曳多姿，讀後回味無窮。
溫秀才出賣情報，可能出於對倪桂巖舉薦之恩的答謝，也有從中牟利之可能，此事終因畫童兒不能忍受疼痛而曝光，由此可見溫秀才人品的低下、對西門老
板的不忠以及老闆自身的糜爛腐朽與不得人心。
溫必古是由其同窗好友倪桂巖介紹給西門慶的，倪先生雖然很少露面，但由溫必古即可斷定倪桂巖亦非善茬。
《金瓶梅》中的秀才均非善類，他們作風不正，人格低下，溫必古與水秀才形（溫）影（水）相生，沆瀣一氣，溫必古同倪桂巖一顯一隱，朋比爲奸，他們
共同凸顯那個時代下層知識分子的污濁不堪、廉恥喪盡。
在西門慶這一人物形象塑造中他們作用不同，水秀才是評判者，溫秀才是行動者，倪秀才是策劃者。
二、形形色色的進士
進士是科舉進程中最高的臺階，有幸成進士是讀書人一生的光榮。
“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裏盡傳名。”（唐·張籍《喜王起侍郎放牒》）進士可謂社會精英，佔據文化的高度，在“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的時
代，他們往往也佔據政治的高度。
《金瓶梅》爲我們成功地寫出蔡蘊、安忱、宋喬年、曾孝序、蔡京等進士衆生相。
（一）蔡蘊好色
“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18]
這是蔡蘊中狀元后回家省親時蔡京府上大管家翟雲峯寫給西門慶的信中所言。
蔡狀元因翟管家牽頭結識西門慶，路過拜訪乃特意安排，這是結黨營私的需要與必然。
“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19]。小說中蔡狀元出場三次，作者比較成功地寫出其好色的一面。
蔡蘊外放巡鹽經過臨清時，西門慶在迎接、款待、送行等環節上均做了周密安排，爲迎合蔡蘊，西門慶送錢、送物、送美女，蔡蘊此時最好的是女色。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
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
於是月下與二妓攜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20]
蔡蘊如入神仙境界，開心之際作詩一首以抒胸臆。
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會而就，作詩一首。
詩曰：“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尚依稀。……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21]
“東山之遊”的快樂讓蔡蘊頓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他樂不思蜀、流連忘返，頗有“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唐·杜甫《絕句二首》）之意。
西門府一流的招待，“一條龍服務”，讓蔡蘊終生難忘，其好色於此凸顯。
在此需要補充的是，蔡蘊的好色可能是雙性的，第四十九回董嬌兒、韓金釵兒服侍蔡狀元時西門慶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 [22]
這裏是就“南”人說“南風”，乃隨意玩笑，還是蔡蘊真的好南風，小說中寫得模糊不清，好男風在進士安枕身上得到集中的體現。
（二）安忱好男風
西門慶可謂公關高手，對接待的對象他能因人而異，根據其年齡、地域及其興趣愛好採取相應的接待方法。
蔡蘊與安忱一道回家路過西門府上時，西門慶特意安排戲子演出。
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23]安進士道：“在那裏，何不令來一見？”[24]聽說安排戲子伺候，安進士突然來神了，顯得急不可
待。
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裏的？”
西門慶道：“此是下價書童。” 安進士叫上去，賞他喫酒，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25]
一見西門慶兼孌童的小書童，安忱垂涎三尺，情不自禁，對其嘖嘖稱讚。
小說中介紹道：“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26]
多年讀聖賢書，代聖賢立言，本可以中狀元的安忱，初來西門府上，一見書童可愛便嚴重失態，這有傷風雅，“大褻官體。”[27]
西門慶見此情景，心領神會，席上“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28]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杯中之酒，一吸而引之。
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教飲到夜分，方纔歇息。
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牀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29]
這裏情事如繪的寫出安枕的好男風，他是《金瓶梅》中進士羣同性戀患者的代表。
《金瓶梅》中同性戀現象十分普遍，西門慶、溫必古、道士石伯才、金宗明、花子候林兒等都是同性戀，
明中期之後隨着當時的縱慾風氣而迅速形成男性同性戀風氣，在社會上普遍存在，這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的抒寫。
（三）宋喬年好貨
宋喬年、蔡蘊藉西門府中大宴賓客，此時兩人均爲御史。
“蔡御史令家人具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貼”[30]。
這裏寫出二人之不同，蔡蘊是老客戶，之前曾經和西門慶有過來往，所以不能空手。
其禮物頗具文官送禮的特徵，都比較清雅，文集和端溪硯更富文人特色，這也是對西門慶絕妙的諷刺。
宋御史初來乍到，之前沒有交往，所以只投拜貼。也可能是，身爲御史身爲他能出席就已經給足了西門慶面子。
此行是蔡蘊幫西門慶和宋御史拉關係。西門慶是生意人，他視官場如商場，結識這些官員便是其商業投機行爲， 爲了獲取更大的利益，
他出手很大，“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匹段紅、一副金臺盤、兩個銀酒杯、一雙牙筋。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
帖。” [31]
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 [32]
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荊，既撓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 [33]
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
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雲價!”
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34]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歷日，四萬紙，一口豬來回禮。”[35] 署名是：侍生宋喬年拜，對西門慶的稱呼是：“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36] 。
在與西門慶的交往中，宋喬年、蔡蘊有所不同，比起宋喬年御史，蔡蘊尚有臨財不苟之處，或說，他沒有宋御史那麼貪婪。
宋御史向西門慶求八仙鼎便是其好貨的體現。
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己。
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好！”
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央他替我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哪裏得來的？”
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37]
第七十五回中，西門慶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貼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貼來。”[38]
送爐鼎之事中更見宋御史的貪財好貨，這明顯是喫拿卡要。宋御史利用其御史監察之權，幫西門慶吹噓，這是典型的錢權交易，彼此心知肚明。
小說家寫出進士間的同而不同，好色好貨是其共性，不同的是：蔡蘊更好女色，安忱特好男風，宋喬年更好貨好古玩。
他們在展露進士精神世界墮落的同時，也在凸顯西門慶的醜陋。如果說應伯爵是西門慶市井陪襯，那麼這些進士便是西門慶的官場陪襯。
三、場屋亂相與士子羣醜圖的思考
“《金瓶梅》作者將文學目光，從歷史、政治、江湖、宗教等宏大事件，轉移到了市井、家庭、商賈、女性等鮮活故事，開創了古代長篇小說以家庭婚姻爲
題材的先河。”[39]
這讓處於社會中心人物開啓了向文學邊緣的遷移，這是小說“世情化”的必然。
《金瓶梅》中這些來自科舉場上的衆多人物是圍繞中心人物西門慶而塑造的，“主人公周邊人物的設置是主人公形象的鞏固、映襯，也是主人公形象的延
伸。”[40]
“小說之美，在於意義。”[41]《金瓶梅》中文士羣像描繪的意義何在，這是本文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可以補史的“亂自上作”
晚明亂相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的抒寫，這種亂既體現在科舉場上，又體現在官場上，既在朝廷，又在地方。這種亂是自上而下的，可謂“亂自上作”。
1.蔡蘊成狀元——考場之亂。
科舉場上打拼的讀書人，一路過關斬將，越過重重關卡才能獲取進士殊榮。
范進中舉都高興得發瘋，成進士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中狀元可謂難上加難，因此自古以來狀元的光環總是耀眼奪目的。
安忱差點成了狀元，“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
蔡京門下，做了假子。升祕書省正事，給假省親。”[42]
安忱因其兄安惇曾是元祐黨人，而被取消狀元資格，狀元被調給了蔡蘊，這一調整源於黨派之爭，國家掄才大典在派系鬥爭被破壞得如土委地。考場之亂反
映的是官場不堪。
這裏的蔡蘊頗似北宋狀元蔡薿，此人丙戌科殿試時，蔡京勢力又將抬頭，
“他在對策中儘量說蔡的好話，並大肆攻擊其政敵，於是被擢爲第一。他的殿試策也被頒佈天下，首次被授爲祕書省正字（從八品，位次比狀元應授的籤判
靠前許多）”[43]。
他可能就是《金瓶梅》中蔡蘊的原型，或者原型中的一個。
據此以宋喻明之書寫中足見晚明考場之亂，下面再由曾孝序的仕途經歷反觀官場之亂。
2.曾孝序被黜——官場之亂。
蘭陵笑笑生“筆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數是被譴責，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44]
忠臣曾孝序是其筆下進士羣中難得的正面形象，這是黑暗中的光芒，其不得善終可見那個時代政治的極端黑暗。
“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剳，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45]
曾御史的秉公辦事影響到西門慶的利益，西門慶通過蔡京“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按察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菜攸之婦兄也。 太師陰
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鍊成獄，將孝序除名，竄於嶺表，以報其仇。” [46]
先是被黜爲陝西慶州知州，後被“鍛鍊成獄”，“竄於嶺表”，曾孝序是好進士的代表，結局很慘，這是那個時代官場黑暗的真實寫照。
這樣的事在宋代政壇上並不鮮見，千古文人之首蘇東坡便是黨爭的見證者與受害人。
“稗官者，寓言也。”[47]也就是說小說用比喻性的故事來寄託意味深長的道理，給人以啓迪。
故事是否感人在於其真實性，“其事爲必有之事，其人爲實有之人。”[48]
真實是小說的靈魂。元祐黨爭中視國家掄才大典如兒戲，影響了人才選拔，能者不在其位，賢者不在其職，讓真正的人才遠離廟堂，走向江湖，“蓋自宋室
不兢，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忠義水滸傳》）[49]。
北宋末年如此，晚明時代又何嘗不是這樣？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金瓶梅》中這種“準歷史書寫”告訴我們“亂自上作”的道理。
（二） “爲士子寫心”
“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50]“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裏好敘齒”[51]，這是一個注重財勢，物慾橫流的世界。
這是《金瓶梅》中文士生存的環境，他們不可能不受這一惡劣的環境影響。
“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任；賢
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52]
無論是秀才還是進士，他們都曾接受過傳統儒家思想的薰陶，均來自於場屋之上。
我們知道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大臣劉基爲了拉攏文士，統攝人心，對科舉考試進行了進一步完善。
八股文在明代走向其最高度，時文成了明代“一代之文學”。
這些代聖賢立言的文章到底濡染了多少忠臣義士，在明清易代的歷史大變革時終於發現效果很不理想。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清軍入關時，多少大明王朝的文官武將急不可待地投入滿清統治者的懷抱。
近三百年的大明江山如此快的土崩瓦解，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深入的思考，包括對教育、對科舉的思考。
孔尚任在其《桃花扇小引》中說：“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53]
這是事後的反思。“進聲色，羅貨利，結黨復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識》）[54] 這是針對閹黨而言的。
在晚明社會中生活創作的蘭陵笑笑生在思考身處其中的社會日趨腐敗時，他是怎麼認爲的？
《金瓶梅》中對科舉的描寫沒有從考生、考官、考制這些方面入手，而是通過場屋上走出的一幫人羣的言行在思考科舉問題， 通過這些不同層級的場屋勝出
者的言動來反思教育問題、探究世風日下，士子墮落的癥結所在。
科舉問題析而論之，可分爲私塾教育、考試製度、選人宗旨等問題。
在教育上，這些秀才進士都是私塾教育的產物，其精神腐朽，靈魂墮落恐怕要追究到教育內容，以及價值引領上。
場屋成了名利的角逐場，聖賢之言只是追逐名利的敲門磚，一旦功成名就，早把先賢聖人做人的道理拋之腦後。
最讓人擔憂的是考試本身已經不公平，場屋之上亂七八糟，烏煙瘴氣。本想培養選拔一些有用人才，可是培養時的教育、選拔時的考試都出了嚴重的問題。
急功近利讓人性扭曲，在肉慾橫流的世界裏，讀書人亦隨波逐流，有的甚至推波助瀾，名利是人品的衡量，考風、仕風是世風的方向標。
讀書人混跡社會，混入仕途後並未看出其文化精神的高度，相反，看到更多的是其存在的林林總總的惡習，齷蹉骯髒，醜陋無比，通過他們足以看出那個社
會的式微與無望。
（三）藝術上的突破
小說中的中心任務是寫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功主要體現在抒寫對象的轉變、抒寫手段的多樣，尤其是諷刺手法的成功應用，還在於對狀元的新態度以及“渾圓人物”
的塑造。
對狀元的“新看法”體現在安枕、蔡蘊身上，“渾圓人物”的塑造我們以蔡蘊爲例。
1.安枕的命運。
在科舉場上，安枕成了元祐黨爭的受害者。
在敘事文學作品中人們習慣於對受害者寄予同情，《金瓶梅》中對安枕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則打破了這個習慣。
安枕與狀元失之交臂，這樣的科舉奇聞一定是有歷史原型的。
《金瓶梅》產生的時代正是晚明東林黨與閹黨鬥爭十分激烈的時代，明朝的迅速滅亡其中便有黨爭的原因在。
安忱本該爲狀元，原因是元祐黨爭，他爲安惇之弟，因此被取消做狀元資格。
黨爭影響了選官用人制度，讓國家的掄才大典在政治鬥爭中被嚴重破壞。安忱未入仕途前便知官場的黑暗，這對其日後的從政是一個錯誤的引導。
安枕是黨爭的受害者，但小說家並未將感情的天平傾向於他。相反，他成了同性戀的代表，好男風已非簡單的性取向、性變態問題。
《金瓶梅》中好男風已成時尚，這是那個時代肉慾橫流、縱慾過度的體現。
安進士是悲劇人物，除了科舉不順外，個人婚姻也很困難，“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55]，其好男風恐有性壓抑
的原因。
小說家對他並未持同情態度，沒有寫其光彩照人之處，而是把寫成世俗的、庸俗的，甚至低俗的讀書人。
2.蔡狀元的重情義。
狀元是科舉時代人們寄予厚愛的人物，《金瓶梅》中對蔡狀元卻很少那種欣賞豔羨的態度。
小說家把他刻畫成一個很世俗的人，且讓他成了秋風客，“蔡蘊告幫，秋風一路。觀其言談舉止，令人慾嘔。”[56]
在塑造蔡蘊這一形象時作者已經改變了“愛其人其人無一非，惡其人其人無一是”[57]的傳統寫法，蔡蘊身上有世俗士子常有的癖好，然作者也寫出其知恩
圖報，不忘舊情的一面，在這一點上，他比起西門慶的好兄弟應伯爵不知要強多少倍。
於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
進，斷不敢有負盛德。”[58]
蔡狀元對西門慶的慷慨解囊、熱情接待心存感激，發誓來日回報，當他確有“寸進”時及時地兌現諾言。
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
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裏青目青目，早些支付，就是愛厚。”
……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
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貼就袖在袖裏。[59]
在此權錢交易，官場不端中也能看出蔡蘊的言而有信，知恩圖報。
西門慶縱慾身亡，西門府一落千丈，門可羅雀時，那些昔日的依附者及交往者一個個悄然離去，其中最可惡的莫過應伯爵，不僅忘恩負義，而且落井下石。
“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60]這裏的“他”是張二官，並竄夥張二官欺負勢單力薄孤兒寡母的吳月娘。
與之相較，蔡蘊做的就比較好。
他第三次路過時得知西門慶故去，蔡蘊不忘舊恩，問長問短，取出兩匹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鮺，四罐蜜餞，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
日曾貸過老先生厚惠，今積了些俸資俸償，以全終始之交。”[61]
和安枕、宋喬年相較，蔡蘊也確實做到了全始終之交。
蔡蘊能在西門慶死後償還五十兩銀子，實在難得。
作者對蔡蘊的打抽豐及其好色是批判的，但又能寫出其重情義，讓其成爲“渾圓人物”。
結 語
《金瓶梅》中寫及的秀才共有三人，他們是未真實出場的水秀才，影影綽綽的倪桂巖，還有洋相出盡，醜陋無比的溫葵軒。
在他們身上，一方面有地位低下，值得同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作者充分寫出這類人靈魂深處的骯髒醜陋來。
秀才層面上的揭示主要體現在文士治生上，亦即士子在謀生過程中因利字而走向墮落的深淵。
其中有謀生之艱的因素，但主要則是其靈魂的污穢，精神上骯髒。小說中沒有從科舉制度本身去找原因，也沒有很好地從社會環境上進行思考歸因。
這便給讀者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間。
《金瓶梅》中舉人尚小塘着墨不多，但通過他能看出西門府的奢侈腐敗，能反觀舉人赴試的不容易，這是一筆可觀的費用。
“舉人尚小塘爲此常常入不敷出，即使如此，仍不改初衷。爲了參加第二年的會試，不得不將家中珍藏的上好棺材賤賣給西門慶；上京參加會試時，因經濟
拮据而向西門慶討借參加會試的行囊（皮箱、氈衫）。”[62]
這是從治生角度去觀照文士的生存狀態。
《金瓶梅》中進士層面的寫的最多，有蔡蘊、安枕、曾孝序、宋喬年，還有蔡京等人。
其中蔡蘊狀元出身。在重文輕武的北宋社會，進士佔據重要地位。對他們的描寫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蔡蘊好貨好色，卻有臨財有苟的時候，且爲重情重義之人。
安枕因黨爭而失去做狀元的機會，然未見其高尚、高明之處，好男風是其特色，在官場上他虛與委蛇，和光同塵。
宋喬年好貨是其特點，他是千里當官只爲“貨”的典型。
曾孝序出身官宦之家，爲人正直清廉，卻被人算計，未得善終，他是進士中的忠臣。
蔡京是四大奸臣之一，因爲他是著名的歷史人物，常被寫進文學作品中，此文不作深論。
秀才羣像意在暴露西門慶私生活醜陋，舉人刻畫的功能主要是體現西門慶的奢侈無度，進士形象的塑造更多的則是揭示西門慶廣泛的社會交際網絡及其官場
上的蠅營狗苟。
《金瓶梅》中的進士羣體是科舉陰影下上層社會官場黑暗的體現者，他們是社會腐敗的策源地，他們活躍在小說中無疑在啓發人們去思考社會黑暗、政治腐
敗的上層原因。
[①]吳敬梓撰《儒林外史》，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頁。
[②]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52頁。
[③]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4頁。
[④]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頁。
[⑤]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頁。
[⑥]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
[⑦]寧宗一、付善眀《金瓶梅百問》，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頁。
[⑧]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頁。
[⑨]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10頁。
[⑩]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35頁。
[11]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380頁。
[12]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66頁。
[13]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4頁。
[14]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5-1606頁。
[15]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81頁。
[16]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6頁。
[17]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7頁。
[18]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2頁。
[19]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頁。
[20]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6頁。
[21]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6-967頁。
[22]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5頁。
[23]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5頁。
[24]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5頁。
[25]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6頁。
[26]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頁。
[27]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頁。
[28]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頁。
[29]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748頁。
[30]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2頁。
[31]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頁。
[32]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頁。
[33]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頁。
[34]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84-1585頁。
[35]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41頁。
[36]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41頁。
[37]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22頁。
[38]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42頁。
[39]劉勇強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十大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頁。
[40]劉勇強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十大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頁。
[41]成之《小說叢話》，見陳平原、夏曉虹彙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442頁。
[42]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頁。
[43]周臘生著《宋代狀元奇談·宋代狀元譜》，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頁。
[44]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6頁。
[45]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40頁。
[46]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0頁。
[47]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03頁。
[48]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1頁。
[49]施耐庵、羅貫中著《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3頁。
[50]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1頁。
[51]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1頁。
[52]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24頁。
[53]孔尚任著，王季思、蘇寰中、楊德平合注《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54]孔尚任著，王季思、蘇寰中、楊德平合注《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55]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頁。
[56]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9頁。
[57]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9頁。
[58]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7-968頁。
[59]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5-966頁。
[60]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23頁。
[61]劉輝、吳敢輯校《會評會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22頁。
[62]徐永斌《治生視野下的<紅樓夢>中賈雨村人生價值觀轉變探析》，《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四輯。
文章作者單位：吉林師範大學
本文選自《2019（石家莊）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