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看理想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發佈之後。少子化、老齡化、勞動人口減少，成爲了網絡上熱議的話題。

其中不乏各類焦慮的情緒，例如從人口數據的趨勢中，許多人看到了日後可能會出現的養老金髮放困難、退休延遲以及更嚴重的經濟問題。

但經濟學者梁捷告訴我們，不必從一個人口數字，就轉而開始焦慮這些問題：人口數據是一個極慢的變量，與我們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有時候相關趨勢反而會倒轉過來。

因而，一方面憂慮也沒用，另一方面，它要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至少也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

講述 | 梁捷

《生娃·養老·打工人：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

人口永遠是個慢變量

經濟學裏涉及到的變量，變動的速度是不一樣的，有些變動很快，有些變動很慢。一般情況下，我們並不需要爲這兩類變量感到焦慮。

不妨舉個變動很快的變量的例子，現在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匯率是多少，你能不能馬上說出來？我其實也說不出來。查了一下大概是6.44。

在一年多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曾經一度超過7。當時媒體上鋪天蓋地都在討論人民幣破7以後的影響。

當時我認爲，人民幣破7沒有什麼意思，對我們的生活也不會有多大影響。匯率變動很快，如果你不是做進出口生意，不是有孩子在美國讀書，那完全不必每天盯着匯率。從去年年中開始，人民幣相對於美元就一路升值，升到現在已經是6.44，好像也沒人再問人民幣升值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再來討論變動很慢的變量。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就是變動極慢的變量。現在有什麼好的政策，能夠讓中國人口在三年內增加8%或者降低5%？

絕不可能，一點辦法都沒有，不存在這樣的政策，因爲人口數量變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的。

中國的GDP每年增幅一般都在6%以上，今年估計會達到8%；中國每年的通貨膨脹率也有2-3%，這些都是經濟學家平時比較關心的經濟指標。

而人口呢，變動起來實在太慢了。最近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十年間，中國人口總量增長了5.38%，平均每年增長率是0.53%。而且相比2000年至2010年，中國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長率下降了0.04%。

0.53%也好，0.04%也好，變動幅度實在太小，與其他指標的變動相比，人口對於經濟短期和中期的影響，基本可以看作固定不變。

七普數據會告訴我們一些新數據，但幾乎不包含新信息，類似於我知道下個月的平均氣溫一定比這個月低，而年底的平均氣溫一定比現在低。我不知道未來的具體數值是多少，但這個結果是肯定的。

根據七普數據，中國目前的人口規模是14.1億，數據一公佈，又引發了很多爭議。

這些仍然只是統計數據，不是真實數據。統計數字存在技術性爭議，這是很常見的事。人口學者應該關心這些技術問題，而我們作爲普通人，完全不必要糾結於這些問題。

通過統計數據和其他公佈的數據細節，相互參照，基本可以準確勾勒出人口數量的面貌以及變動趨勢。

不管中國人口是14億還是13億，最近二十年的人口變動趨勢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速在不斷放緩，越來越緩，現在每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已經非常接近，增長率趨於零。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二十年前就已經知道這個結果，只是不知道負增長具體從哪一年開始。從我開始學習經濟學以來，中國人口負增長這就是一個註定要發生的事實，大家從來沒有異議。

現在我們可以斷言，在未來的幾年內，隨着中國人口的老齡化，中國每年的死亡人口一定會超過出生人口，那樣一來，中國人口總量就開始減少。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至少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也註定如此。

但憂慮也好，不憂慮也好，它就是一個客觀現實，不可能改變，就像夏天天會熱，冬天天會冷一樣。我們需要認清這個變動趨勢，而且在短期之內，根本不可能改變這個趨勢。

人口變動對我們的影響真沒那麼大

人口下滑是一個宏觀數據，而且是一個基礎性的數據。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其實根本就感受不到，個人首先能夠感受到的是微觀問題，比如收入多少、有沒有結婚、有沒有孩子、孩子上學要花多少錢、老人看病要花多少錢，這纔是能夠感受到的、直接跟生活相關的具體情況。

在這些宏觀數據裏，你也許能夠感受到的是通貨膨脹、利率變化，比如說GDP的增長率，也許是能夠感受到的，今年生意越來越好做、或是越來越難做了，單位的錢發得越來越多還是發不出來，周圍公司紛紛在裁員了，這些也許還能感受到一些，但是人口變動是根本感受不到的。

況且，人口具有一個很強的滯後效應，假如今年新增加300萬新生兒，它既不會出來打工，又不會在路上開車，也不會加入哪一個行業，對於現實經濟產生影響，那幾乎是二十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而且中國經濟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割裂得厲害，城鄉差異巨大，每個城市之間的差異也很多。

假如你有孩子要上學，跟今年全中國的6歲兒童有多少，關係其實是很小的。真正應該關心的，假如是在北京上學，朝陽區有北京戶口的人是多少，重點小學招生情況怎樣，如何報名擇校。

這些都是很具體、很細節的問題，跟中國人口數量變化基本上沒關係，甚至經常是倒轉過來的。

假如中國人口變得越來越少，但是朝陽戶口的小孩可能越來越多。雖然總體中國人少了，好像競爭應該不那麼激烈，但在北京讀書的壓力可能比以前更大了，要投入的更多了，父母“雞娃”雞得更厲害了，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每個人真正應該考慮的，是周圍的情況和當地政策，不是一個總體的13億還是14億的數字，今年人口多增加1000萬還是2000萬，這個對實際生活其實是基本沒有影響的。

至於在未來，很多人關心的養老金問題呢？其實中國的老年人，對於自己的養老金都很清楚，每年增加幾塊錢都心裏有數。年輕人往往還沒做功課，對此抱有大量誤解。

目前中國推行的養老金模式俗稱“三支柱模式”，其中的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第二支柱是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第三支柱包括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其中第二根、第三根支柱顯然與人口結構無關。當然這三根支柱還不夠平衡，努力推動三根支柱的平衡一直是養老保險改革的目標。

而第一根支柱，基本養老保險，它的籌集方式也並非完全是現收現付制。國際上籌集養老金的主要方式有兩種，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現收現付制就是用現在正在上班羣體繳納的養老金，支付已經退休羣體的養老金。

而基金制，就是把現在正在上班羣體繳納的養老金，放在一個基金池裏。用基金投資獲得的收益，來支付退休羣體的養老金。

這兩種做法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是一種很穩定的支付方式，它的最大缺陷就是人口年齡結構不對等。當正在工作的人越來越少，而退休的人越來越多，那麼正在工作的人所面臨的壓力就會增大。基金制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當然基金制也有它的問題，就是投資有風險，而養老金是無法承受風險的。

所以，中國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確實會對數十年後退休人羣的養老金產生一定的風險，但也只是部分風險，並非全面風險。

只要中國好好搭建三支柱，使得後兩根支柱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同時在第一根支柱裏，基金制置換出現收現付制的一部分風險，那麼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就不會對養老金產生太大的衝擊。

其次，我們再來看延遲退休的問題。根據目前全世界的工作慣例，根據目前中國的政策傾向，中國的延遲退休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我們這一代恐怕都無法避免。但延遲退休不會一刀切，而是會有一系列的小規模調整。在我看來，延遲退休的具體做法可以分爲以下幾種——

第一，男女同齡，也就是把原來不同的男女退休年齡統一成一致。對於女性而言，這本身就是延遲退休了。第二，小步快走，逐步增加。即使要延遲退休，也不會一下子激進地延遲好多年。

必然的步驟是，先延遲個兩年看看情況，也給年輕人多一點心理準備時間。如果延遲兩年沒什麼問題，再看看能否延遲四年等。第三，即使延遲退休，也有可能採用彈性退休制度。也就是說，會允許個人提早退休，但退休金會比正常退休拿得略少。

每個人將面臨選擇，到底晚退休拿更高的退休金，還是早退休拿更少的退休金，這是一種權衡取捨，不同的人，應該會有不同的想法。

回到前面說的，養老作爲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更應該關心城鄉差距或是地域差距。到底在一線城市還是三線城市養老，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能夠收到的養老金不一樣，日常的生活開銷也完全不一樣。

另外，作爲一個滯後幾十多年的問題，養老更需要考慮的是“70歲以後的一個整體狀態”。

養老金只是其中的一個變量。個人的投資、保險和理財，有沒有房產，有沒有孩子，有沒有老伴，有沒有足夠資金支持其他養老模式，都是需要考慮和計劃的問題。

細節更值得思考

接下來的問題是，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能夠對人口問題做什麼？

通常情況下，經濟學家討論經濟政策時，只包括兩類政策，一類叫財政政策，另一類叫貨幣政策，前者一般由財政部或者發改委制定，後者一般由中央銀行制定。

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只承認這兩類政策是經濟政策。這兩類政策，能夠在一年之內對於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當然還有其他政策也會對經濟產生影響，但那些政策起作用的時間就很長了。比如法律政策。一個國家制定某些法律，當然會對經濟產生影響。但立法需要很慎重，需要反覆討論、徵求意見，還需要權力機構批准，不是隨便就能更改的。人口政策也是如此。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1979年開始正式施行的；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計劃生育定爲中國的基本國策；1983年，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2001年底，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計劃生育從執行到立法，經歷瞭如此漫長的經歷。

同樣的，要改變計劃生育的限制，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不少學者提出倡議，主張放開生育管制。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這種看法，但一直到2013年，中國才放開單獨二孩，2015年才正式宣佈，全面放開二孩。這已經比經濟學家提出倡議要晚了至少十年。直到現在，中國也還沒有放開三孩的自由生育。

所以中國人口政策的調整，一定是很慢很慢的，具有很大的阻力，不可能隨隨便便調整。即使人口政策調整，要對經濟產生影響，那又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假設我們不考慮政策的時間滯後影響，政策一調整，很多人馬上就懷孕生孩子。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一年之後迎來一波嬰兒潮。問題在於，從生下來的嬰兒，到轉變成一個可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時間。如果讀書讀到大學，還不止二十年。

經濟學家在研究勞動力的時候，從來不會計算18歲以下的人口，因爲那些都不是勞動力。所以即使現在就改變人口政策，政策馬上生效，要對現實經濟產生影響，那還要等二十年。

二十年的時間，對於我們普通老百姓而言，實在是長了一點。我們在之前的節目裏討論過貼現率的問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二十年恐怕和四十年、五十年沒多大差別，都是下半輩子的事情了。

我們沒有辦法想象二十年後自己在哪裏工作，在做什麼；也不知道二十年後的中國、美國各有什麼樣的面貌；甚至二十年以後，全球暖化進展到什麼程度，各地的空氣污染變成什麼樣子，我們也都沒法想象。

要我們普通人去思考這樣的問題，實在沒有必要。當然我並不是否認人口經濟學的重要性。人口總量對於宏觀經濟非常重要，它是底層的基礎。

同時，人口變動又具有極大的慣性。就像駕駛一列火車，即使你想做一個急剎車的動作，火車也會因爲慣性繼續行駛幾百米乃至一兩千米。

人口政策也是如此，一旦認知錯誤、政策錯誤就會影響一個國家未來幾十年的經濟面貌，那就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了。

在看新公佈的七普人口數據時，許多人盯着的都是一個總體數據，人口到底是14.1億還是更少，每年增長率多少。但我認爲，當下關於人口的經濟學討論中，談概念的太多，踏踏實實講一些具體數據、或具體問題的太少。

總體人口下降的趨勢，是我們很多年前就能預想到的。總人口到底多少，其實是一個符號，更具備的是象徵性意義。

但更具體，也與普通人更爲相關的，是不同城市、不同區域的人口流入流出，不同年齡層次或性別比例之間的差異。真正的問題其實都在細節當中，要了解細節或者深入分析，這個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但卻更值得我們去挖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