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性别是女性研究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文化建构，以何种方式建构，如何才能重构。当然，这里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身体，而是物质、社会和精神混合的统一体（entity）。从社会学上讲，把人的“身体”（people’s bodies）和“人的身体”（bodies of people）视为在文化/结构语境中表现生活着的人的生活形态，则更为正确。体育和身体的社会学集中关注三个关键领域的探讨：第一，人们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如何相互交织，在社会（体育）行为中得以表达；第二，（体育）具身行动如何反映或加强了社会（如阶层、性别等）不平等和歧视；第三，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体育）霸权如何维持“既定”群体的地位，同时加强“局外”群体的边际地位。

从传统社会学对体育与身体的观察维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群体在体育行为中的表达是被压抑的、消极的、被凝视的和被异化的；我们也可以解释男、女不同的运动实践是如何扩大并强化了性别差异和性别的不平等；我们还可以揭示出男性是如何建立起以身体为中心的霸权来维持既定的秩序和特权，加强了运动（社会）世界中女性的边际地位。虽然在传统社会学和文化批判主义的视角下，我们在体育事件中看到的更多是社会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与压迫，然而，当我们将身体与运动置于不同的群体和社会处境中，置于不同的时空线索和社会事件的脉络中，置于情感、情绪与身体感知的交互影响下，当我们从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运动中的身体时，我们对女性运动身体的理解与诠释就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天生与养成（建构）”“压迫与解放”“规训与挑战”“成功与失败”的二元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在健身运动中，痛与乐的伴随、天赋与后天努力的交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妥协与抵抗的调整、束缚与自由的切换、秩序与无序的包容、吃苦与享乐的并存，她们可能是乐观地接受着“规训”，也可能是在挫折（压迫）中获得了自我解放和救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女性在运动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不是单一的、固定的、二元对立的、被抽象的、被想象的，甚至是被操控的，而是多样态的、流动的、具身的、情感的、自主的。即便是在生活“暴政”下的身体失调、全球审美文化“陷阱”中的自我迷失、社会期待中的自我牺牲、文化规训下的让步和妥协，她们的身体经验也不能被定格为一个片段或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口述者如何用自己的身体“努力”（体现了能动性和主体性）地去规划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本身无法用二元思维去进行定义，也不能“泛泛”而谈。从女性身体的主体性（口述）叙事中，我们（研究者）才能发现那些被“综合分析”所掩盖的身体经验的多样性、鲜活性、差异性、情景性与肉身性，也才能摆脱传统身体社会学研究偏向社会关系与结构性因素，或泛泛地谈论身体话语、身体消费、身体资本、身体规训等那种不接地气的漂浮感。这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种尝试与贡献，强调了多重身体与具身体验（embodiment）在社会科学中的在场，也是运动身体研究可为主流身体社会学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

除此之外，在每个健身故事中，主人公对运动身体的自我叙事都是嵌入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个人经历（社会处境，包括阶层、年龄、民族、婚姻状态、育儿状态、职业状态、性取向等）中的。例如，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备孕、孕中、孕后），健身被女性作为一种手段去塑造/重塑自己的身体以符合自然（生理）规律和社会要求；在肥胖者的世界里，健身运动是对“失范”身体的系统校正机制；在职业女性的眼里，健身运动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在城市生活的环境下，“专业性”是健身者的基本要求，而在农村的生活中，能够自娱自乐就是健身带来的最大满足；对于舞蹈的追求（本书中有几个案例都是在谈健身舞蹈），在老年女性的叙事中是浓浓的“怀旧”，在农村女性的叙事中是一个“梦想”，在性少数者的话语中是实现性/别身体流动的时空；在跨国、跨区域、跨性别的健身实践中，身体成为健身者“自我”与周围世界维持连续性的载体，而这种具身、具地的体验也使她们对自己的（文化、民族、性别的）身体（的能力、表现、意义）具有更加准确的判断能力。因此，在不同背景下，运动身体所生成的意义是不同的。这回应了Maguire所提到的观点，我们在认识运动身体时，一定不能陷入孤立的、决定论的思维中（而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摆脱的惯性思维），而是需要将运动身体和与之相关的自然、文化、社会、精神、信仰等联系起来探究其形成的过程，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了解运动情景下的身体及其意义。

健身运动对于女性个体来说，就是一个持续再造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不管它是福柯主义者眼中性别权力规训女性身体的结果，还是现象学者眼中女性生命态和主体性的表现，又或是结构主义者解释中的个人思想、经验和行为与她们所处的社会规范的相互交织，在口述者的经历中，健身既是生活本身又是创造生活的过程。在健身实践中，不管她们追求的是呈现式身体（身材），还是感受式身体（健康），或是精神体现式身体（气质），也不管她们是否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她们都经历了一种身体的体验（包括身心、独立性、身份认同、人际等方面的具身体验），这种体验使物质性、肉身性、具体的身体有了生存及生产的空间，而这种活着的身体（lived body）不是被动地受规训、被消费的，而是积极的、情感的、能使的（enabling）。这种身体给她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情境——用布迪厄的理论来看就是“生活机会”（个体所处社会结构的位置所决定的）的改变和“生活选择”（个体能动性所决定的）能力的增强。例如，在阿玲的故事里，健身让她走出离婚的抑郁，走进新生活（状态的变化）。或许会有人说是健身运动的结果（如考上了大学、塑身效果突出、变得更美）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机会，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个体的具身体验也会影响社会结构（如文化、教育、家庭、性制度）对女性个体社会化“轨迹”的先验性设计（如处处以家庭为先、保持淑女和安静、以瘦为美等），从而拓展了女性自身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影响固有的观念，形成惯习（habitus），继而影响其对生活的选择。健身也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过程（如肌肉更有力、更了解自己、更懂得放下、更懂得平衡、更懂享受、更懂健康），可以赋予女性更多的选择能力，从而创造出新的生活机会。比如，清风认为自己就是生活中的“大力士”，不用依靠男人，这让她能自由地享受单身生活，至少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受男权的支配；S通过具身体验，增强了对自我身体的认识，从而不必一味跟风，能做出自己理性的选择；娟姐在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状态下，通过运动改善了身体机能，解除了“肥胖”“高龄”对女性身体（孕育）能力的定义，实现了自己想要二孩的计划。因此，健身作为社会行动，从内部提升了女性身体的积极体验和能动性。

《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 熊欢 等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

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较为具体的身体研究大多数指向患病的身体、失调的身体、消极的身体或者欲望的身体，更多涉及的是医学与社会、文化之关系，也有个别的研究从性叙事的视角来反映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与身体体验。本书将体育事件/经验置于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更多的是“能动”的身体、“受控制”的身体、“情境下”的身体和“积极再造”的身体。在运动健身中身体不仅是多重（生理、心理、社会）的身体，也是过程（移动、流动、能动、发展）的身体。在经历和体验“痛”与“乐”的过程中，身体有了感知，也有了意识、有了情绪，更有了目标，它与文化/结构语境相关联，展现出人类世界的不同生活样态。运动态下的身体体验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实现的有效途径。女性无论参与何种运动，运动带来的疼痛、酸胀、疲累等感官体验将个体意识集中于自己的身体，迫使“身体出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感受到身体运动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才能通过健身运动获得的积极体验促进自我的成长与进步。无论我们给身体赋予多少美学、符号、资本的价值与意义，它最终不过是一副属于我们的血肉之躯。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地对自我身体的规训、养护、整饰以及与自我身体对话的鲜活经验，造就了也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生命的故事，我们将会把她们的故事继续讲述下去。

（本文选摘自《凡身之造》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