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裏，在廣播中，在晚會上，你一定聽過《紅旗頌》，這段激昂、磅礴、深情的音樂灌進過無數中國人的耳朵裏，成爲幾代人的回憶。

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勳章”，呂其明赫然在列。他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交響樂作曲家，著名電影音樂作曲家，一生堅持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勞動人民。

呂其明，安徽無爲人，1945年9月入黨。10歲參軍，15歲入黨，35歲寫《紅旗頌》，90歲寫《白求恩在晉察冀》，91歲寫《祭》……八十載藝術路，呂其明先後爲《鐵道游擊隊》《紅日》《白求恩大夫》《廬山戀》《城南舊事》《焦裕祿》等兩百多部影視劇配樂，寫出了《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誰不說俺家鄉好》等三百多首傳唱一時的歌曲，創作了管絃樂序曲《紅旗頌》、管絃樂組曲《雨花祭》、絃樂合奏《龍華祭》、交響組曲《使命》等十餘部大中型器樂作品。有人統計，呂其明的作品95%都是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革命事業的，都是主旋律。如今已經91歲高齡的他，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紅色音樂家，用一生踐行着“永遠跟黨走”。

“我在紅旗下長大，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文藝工作者。”“我是一張白紙，是黨在我這一張白紙上畫出美麗的圖畫。”呂其明說，自己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兌現入黨那天立下的誓言——爲祖國、爲人民而寫作，對他來說，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終身的崇高天職和神聖使命。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紅旗頌》再次響徹大江南北，成爲上演頻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呂其明和上海愛樂樂團6月29日-30日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海愛樂樂團將獻演兩場“紅色情懷”音樂會，作爲老團長，呂其明的經典之作《紅旗頌》，以及兩部原創新作——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絃樂合奏《祭》，都在演出之列。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場音樂會入選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展演”。

2019年6月，呂其明在“思南賞藝會”他的武器不是槍，而是音樂呂其明出生於安徽無爲，成長於一個革命家庭。抗戰時期，父親呂惠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曾擔任新四軍第七師皖江抗日根據地行政公署主任，呂其明從小便受到父親的巨大影響。

1940年，新四軍二師的抗敵劇團要演歌劇《農村曲》，需要小演員演逃難孩子小毛，看中呂其明，年僅10歲的他就這樣成了抗敵劇團的一員。

呂其明就像進了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在那裏唱歌、演戲、教歌、行軍、打仗、宣傳鼓動。他還常常跟團下鄉巡演，每天行軍七八十里，到了駐紮地便搭戲臺，爲鄉親們演出。遇到暴雨天氣，大家就用草繩綁在一起，以防散失。環境太艱苦了，呂其明時常喫不上飯、洗不上澡、沒衣服換，身上到處是“革命蟲”（蝨子），不得不長期剃光頭。

1943年，一次行軍路上，呂其明遇到了日本敵軍的掃蕩，命懸一線。在老百姓的掩護下，他和幾位戰友蝸居山洞，用茶缸子接雨水喝，撐過七天七夜。敵軍曾經拉着老鄉逼問山上有沒有新四軍，老鄉們堅稱沒有。那份“軍民魚水情”讓呂其明感佩至今，也成了他日後最重要的創作題材。

在那樣殘酷、動盪，隨時隨地有生命之虞的戰爭年代，呂其明卻被點燃了音樂夢。

在1942年春夏之交，團裏來了一位中等身材的、瘦弱的、穿着藍布衣服的先生，先生還牽着一匹棗紅馬，馬上掛着一個小提琴盒子。他正是音樂家、教育家賀綠汀。

賀綠汀受邀來此指導工作，三個月裏，耐心地教大家上樂理、練合唱。有一天晚上，皓月當空，呂其明遠遠就聽到了琴聲，看到賀綠汀在大樹下拉小提琴，隱隱約約像是貝多芬的“小步舞曲”，又感動，又陶醉。一曲拉完，一回頭，見後面坐了個小孩，賀綠汀很驚訝。聊着聊着，他勸呂其明，12歲正是拉琴的時候，趕快叫爸爸買一把琴。

當時，部隊裏連喫飯都成問題，上哪兒買琴去？但這句話在呂其明心裏埋下了種子，他開始做一個拉小提琴的夢。一直到1947年，呂其明被調到華東軍區文工團，華東軍區有五六把小提琴，他被分到一把，一償宿願。後來，不管部隊走到哪裏，打什麼仗，他都緊緊護着小提琴。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爲防國民黨部隊的包圍，新四軍由皖江地區向山東撤離，由於叛徒出賣，呂惠生的身份暴露，犧牲時年僅43歲。父親的不幸，讓呂其明悲痛萬分。

呂惠生曾在獄中留下一首絕命詩：“忍看山河碎，願將赤血流。煙塵開敵後，擾攘展民猷。八載堅心志，忠貞爲國酬。且喜天破曉，竟死我何求？”這首詩盡現了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信念，也成了呂其明的一面鏡子，成了他前進的路標。

那一年，呂其明才15歲，也是這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老鄉家裏油燈的照耀下宣誓，爲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1948年，呂其明在華東軍區文工團影視配樂，讓他紅遍大江南北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爲一名文藝兵，呂其明跟隨華東軍區文工團進入上海。部隊整齊地行進在上海的馬路上，同樣是黃布軍裝、粗白布襪子、千層底布鞋，戰士們背的是槍，他背的是琴——見他和五六位同志的揹包上面都架着一個小提琴盒子，圍觀的上海市民都投來了好奇的目光。

同年11月，呂其明脫下軍裝，轉業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在管絃樂隊擔任小提琴演奏員。面對新的工作崗位，他心裏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幹什麼？他悶着頭在家，開始一刻不停地學習。演奏員已經不能滿足他的音樂夢想。他渴望學習作曲，一邊蒐集和鑽研中外音樂作品，一邊拜師學藝，等待機會。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謠……”1956年，26歲的呂其明應導演趙明之邀爲電影《鐵道游擊隊》作曲，一首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傳遍大江南北。

劉知俠的小說，呂其明讀過好幾遍。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他也見過不少游擊隊員——他們都是一些不識字的農民，不穿軍裝，最多扎個子彈袋，手裏拿把大刀、長矛或炮筒槍，他們絕對唱不出洋腔洋調。因而寫作時，呂其明化用山東南部地區的民間音樂素材，只用一天時間就寫了一首通俗、淳樸的民歌，既描寫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又展示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符合劇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認可。

電影《紅日》的插曲《誰不說俺家鄉好》同樣是一首山東風味的民歌，由呂其明、楊庶正、肖培珩作詞、作曲：三人一起到膠東採風，爬上一座山，遠遠看出去，一片片梯田，天上飄着白雲，山巒重疊，瞬時詩興大發，“一座座青山緊相連，一朵朵白雲繞山間，一片片梯田一層層綠，一陣陣歌聲隨風傳，啊，誰不說俺家鄉好……”你一句我一句，半小時，歌就出來了。

誰來唱呢？三人決定請山東歌手，找到了山東藝校的王音璇。錄好音放給攝製組聽，大家都蒙了，導演湯曉丹更是半天沒講話。湯導說，王音璇唱得確實好，山東味兒也濃，但不符合影片的需求，劇中的小姑娘才十六七歲，而王音璇的發聲和技巧已經很成熟，兩人聲音對不上、有距離。最後，攝製組找到了上海歌劇院演員、同樣是山東人的任桂珍，她錄一遍就過了。經過討論，兩位歌唱家的唱片是同時發行的。

影視配樂讓呂其明名噪一時，但他卻很清楚，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尚缺少系統的音樂教育。1959年，呂其明進入上海音樂學院攻讀作曲和指揮，一學就是七年，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回過頭來看，他始終認爲很值得。

年輕時的呂其明。短短一週，寫出《紅旗頌》自從19歲入上海，上海便成了呂其明的第二故鄉，喝着黃浦江的水長大，他在這裏實現了人生理想和人生價值。

初來上海，呂其明和家人被分配入住在新樂路147號五樓朝北的房間裏。這是一棟修建於1930年代的建築，內部設計走的西式路線，卻忽視了採光和供暖的問題，十分陰冷，冬天即便厚衣加身，依然會被凍得鼻涕直流。就是在這樣一個終日不見陽光的房間裏，35歲的呂其明文思如泉湧，僅用短短一週的時間，寫出了管絃樂序曲《紅旗頌》。

《紅旗頌》首演於1965年第六屆“上海之春”的開幕式，深情描繪了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天安門上空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莊嚴情景，由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電影樂團、上海管弦樂團聯合首演後，迅速傳遍全國。

《紅旗頌》其實是“上海之春”的命題之作。1965年2月，上海各家文藝院團紛紛報上備選節目，黨組捋了一遍後，覺得歌頌祖國、歌頌黨、歌頌人民軍隊的作品不夠多，質量也不夠高。一位老前輩提議呂其明趕寫一個，他嚇了一跳，連忙搖頭，說自己沒這個能力，5月就要演出，時間太緊了。但老前輩們都很贊成，覺得提議可行，指揮家黃貽鈞甚至建議，樂曲的名字就叫《紅旗頌》。

被老前輩們信任、委以重任，呂其明又緊張又興奮，覺得應該拼搏一次。從哪個角度切入呢？他想到了自己的過去，想到了戰爭年代，他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那樣一段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生活給了他靈感。

呂其明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裏，日夜奮戰，廢寢忘食，寫累了就睡一會兒，醒了之後再爬起來作戰。

他把自己對天安門、對紅旗的熱血回憶都寫了進去。1951年，呂其明調到北京，在新聞電影製片廠工作，1951年-1954年，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會參加天安門的遊行，凌晨四點就去東單候着，一直等到上午十點，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他至今還記得，大家都高呼口號，熱淚盈眶，把嗓子都喊啞了。那一刻，大家都感覺到，中國人民在以巨大的英雄的步伐，勢不可擋地向前進。

紅旗和國歌總是如影隨形。呂其明也從國歌裏取材，取國歌的第一句作爲主導動機，加以發展，成爲紅旗的一個形象，貫穿全曲。此外，他還飽含深情、濃墨重彩地寫了“歌頌紅旗”的主題，而這也是這部作品成功的關鍵之一。一個主導動機、一個主題，成就了《紅旗頌》。

雖然早就傳遍海內外，但呂其明並未放棄對《紅旗頌》的打磨。2019年，在作品首演54年後，他才最終定稿——在尾聲的配器中加強了國歌的旋律，“我把我自己感覺最完整、最完美的《紅旗頌》獻給祖國。”

1982年，呂其明爲電影《城南舊事》配樂。只要身體好，會一直寫下去八十載藝術路，呂其明先後爲《鐵道游擊隊》《紅日》《白求恩大夫》《廬山戀》《城南舊事》《焦裕祿》等兩百多部影視劇配樂，創作了管絃樂序曲《紅旗頌》、管絃樂組曲《雨花祭》、絃樂合奏《龍華祭》、交響組曲《使命》等十餘部大中型器樂作品。

每創作一部作品，他都講求感同身受：寫電影《廬山戀》就走訪盛產民歌的江西，走遍廬山；寫電影《焦裕祿》就奔赴蘭考，研習河南的豫劇、河南的民歌；爲給紀錄片《大慶戰歌》作曲，他深入冰天雪地的大慶，與石油工人們同喫同住，冒着嚴寒體驗生活；而爲給紀錄片《鞍鋼在建設中》作曲，他又在鞍鋼生活了近兩個月，深扎廠房，訪問勞模……

在呂其明看來，待在上海的亭子間裏閉門造車是不行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只有走到生活中間，纔會有最真切、最激情、最生動的感受，纔會打開寫作的想象力。

“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只要身體好，腦子不糊塗，我就會一直寫下去。”如今，呂其明依舊筆耕不輟，在90歲寫出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在91歲交出絃樂合奏《祭》。對他來說，這兩部新鮮出爐的作品與《紅旗頌》同等分量，都是他迎接建黨100週年的激情表達。

呂其明帶着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參加研討。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創作於2020年新冠疫情最嚴重時。呂其明從新聞裏目睹萬千白衣戰士舍小家、爲大家，英勇馳援武漢，奮戰在第一線，以電影《白求恩大夫》的音樂爲素材，用半年時間打磨和提升，創作出一部17分鐘的單樂章隨想曲，以歌頌白衣天使不畏艱險、救死扶傷的精神。絃樂合奏《祭》則有感於他在2021年春節看到中國戰勝疫情、脫貧攻堅的報道。“能活在當代中國，我是一個特別幸福的老人。”呂其明回想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很多戰友倒下了，他的父親也犧牲了，沒有千百萬革命先烈，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於是寫出《祭》，“在所有人都慶祝勝利時，我們絕對不能忘記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所以作品取名祭奠的‘祭’。 ”

“我沒有寫過無標題音樂。”這麼多年來，呂其明始終堅持寫標題音樂，強調音樂作品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而不是虛無縹緲。

同時，他坦言，自己沒有高深的作曲技巧，只用最適合的技巧表現他的需要。曾有人問作曲家賀綠汀，他的音樂修養那麼深，爲什麼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簡單的和絃，賀老回說“夠了”，呂其明對此深表認同，“我的作品裏都是非常一般的技術，包括《紅旗頌》，越單純可能大家越喜歡，技巧是爲內容服務的。”

呂其明自認爲是一個普通的文藝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適的帽子是抗日老戰士、烈士後代，外加作曲家，“這些年，我認爲我盡了力，但也沒有很大的功勞和成績，其他的帽子都不合適。”

“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麗的、精彩的、有意義的。”2019年，在發佈個人傳記《人生步步是音符》時，呂其明動情說道，“用我全部的赤誠，畢生的精力，熱情謳歌親愛的祖國和人民，這就是我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