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火爆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作者 |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海

編輯 | 秦珍子

又到了7月,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高考志願填報結束、中考成績陸續公佈,3000多萬中學應屆畢業生即將來到他們的人生路口。

這種時候,“一本還是二本?”“能不能上重點高中?”是孩子們最容易被問到的問題。一個常被人忽視,或者只是還未能進入公共視野的事實卻是,一半左右的“大學生”都來自高職(專科)院校,而根據教育部的規劃,初中畢業生進入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的數量,也將“大致相當”。

去年,我國應屆高校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874萬名大學生走出校門。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現狀:一邊是“大學生就業難”,一邊是“企業技工荒”。教育是否真正滿足了社會發展需要?答案不言自明。

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完成職業技能提升和高職擴招三年行動目標”成爲今年的政府工作重點。職業教育擴招面向的不只是應屆的畢業生。近日,教育部辦公廳、人社部辦公廳等六部門又發佈《關於做好2021年高職擴招專項工作的通知》,動員符合條件的靈活就業人員報考高職院校。

目標設定好後,路並不一定好走。

職業教育是社會分工的產物,這個社會需要有人成爲醫生、律師,也需要電力工人和麪點師傅。具體到我國的發展階段,在工業4.0時代,高素質技術工人時常比寫字樓裏的白領更“金貴”,更“高大上”。

職業教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的學徒制,徒弟在作坊,而不是在學校裏跟着師傅學習技能,直到能獨當一面。從一開始,它就是一項以謀生爲目的的教育模式,實用且現實。

如今,中世紀的黑暗早已散去,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但在中考和高考結束,考生選擇未來的道路時,成績往往會作爲主要依據,把考生分流到不同的教育模式裏。

這關乎公平——絕對意義上的公平,或者現實意義上的公平。

理想環境中,每個個體都應該有自由選擇接受何種教育的權利。有些家長會說,孩子初中時成績不好,但到高中時就會發力、逆襲。從全局來看,這些孩子永遠都是少數。

客觀上,只要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衡的事實存在,教育就不可能實現絕對公平。一個不擅長學習理論知識的學生,或者處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地區的學生,更可能面對的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實。

如果想要通過復讀進入普通高中或高校,就會擠佔應屆生的學位資源,那是另一種不公。

教育機會平等指的是,教育機會的獲得依賴於學生已有的基礎和潛質,而不是社會背景。

前段時間北大教授丁延慶吐槽女兒,無論自己多麼努力輔導,女兒“離倒數第二名都有很大的距離”。清華大學教授劉瑜也感嘆,“我女兒正勢不可擋地成爲普通人”。

從這一點出發,職業教育實現的是一種“現實的公平”。“普職分流”的基本假設就是國家和社會需要不同類別、層次的勞動力,而除了文化和制度選拔上的原因,人的素質和天賦也確實存在着一定的差異。職業教育對那些在普通教育中處在劣勢的學生“因材施教”,讓他們不至於無路可走。

這條長期不被看好的路並不算差。2017年,高職高專畢業生的就業率第一次超過了本科,次年二者的就業率差距擴大到1個百分點。

事實上,“普職分流”是工業國家的普遍做法。在德國,學生通常在小學畢業後就要“分流”;新加坡更早,四年級時就要作出選擇。

比起這些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體系,但教育質量還有不小的差距。

長期以來,作爲本科和普高錄取的“剩餘”產物,中國的職業教育更像是“差生”的收容站。與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往往被認爲是一種更低的教育層次,而非另一種徹底不同的教育模式。

這與職業教育長期積攢的“口碑”不無關係。國外職業教育主推的“校企合作”,在國內一些地方演變成畢業前的“強制實習”,而不是共同培養。因爲生源“差”,一些學校管理也常常“放羊”。

師資方面,實踐經驗豐富的“雙師型”教師稀缺,很多職校的教學理念還停留在普通教育的理論知識灌輸上,而不是迴歸就業本位。

國家和社會需要職業教育培養出工匠,但工匠精神同樣適用於教育者。教育質量是一切有關職業教育目標和戰略的前提,也是那些選擇這條道路的孩子們的最堅實保障。

更大的障礙是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當今社會仍然有相當大的市場,很多家長認爲只有普通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信奉“升學主義”,實際上可能漠視了受教育者的真正發展需求。“讀書”固然“高”,但在這個時代,“讀書”的形式和自由度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知識和技能都不挑人,更不挑人學習和提升自我的地方。

誰能定義“社會地位”?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知也不同。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專生的地位甚至要比高中生高。沒人能確定,下一個10年、20年,會不會形成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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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 | 陳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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