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多舛：只能被延期，不能被取消

原標題：奧運多舛：只能被延期，不能被取消

最不公平的解決方案，就是取消奧運會

奧運多舛

本刊記者/曹然

發於2021.7.26總第1005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位於日本東京晴海海濱區的奧運村，24棟面向大海的公寓樓是參加東京奧運會萬餘名運動員的居住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奧運村一樣，這些建築擁有寬敞明亮的陽臺，餐廳供應近千種飲食，最大的健身房能容納五百人同時鍛鍊。但這次，餐廳的每個座位、健身房的每個器材都由玻璃板隔開，運動員入住前被告知在室內訓練時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7月23日，因新冠疫情而延期一年後，東京奧運會以“空場奧運”的方式啓幕。這是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過去一年作出的艱難抉擇之一。直到今年年初，巴赫仍覺得現場觀衆是奧運會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今，出席開幕式的各國代表團官員數量也被縮減至6人。

7月8日，日本東京都政府辦公樓外裝飾着東京奧運會的標誌。當晚，日本奧運大臣丸川珠代宣佈，由於東京地區第四次進入緊急狀態，奧運會期間位於東京地區的所有場館將不允許觀衆入場觀看比賽。圖/視覺中國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7月14日公佈的最新數據是，100％來到東京的國際奧委會人員都已接種疫苗。他承諾，延期一年舉行的奧運會不會爲日本防疫增加負擔。而在年初時，國際奧委會尚未就奧運會疫苗接種與任何機構達成協議；但到5月，已有超過85％的“奧運村居民”接種或即將接種新冠疫苗。去年3月，涉及近一半參賽名額的奧運資格賽遙遙無期；一年後，絕大多數參賽資格都如期得到確認。從118個主權國家的聯合聲明到G20峯會領導人的支持表態，國際奧委會似乎已經扭轉了各方對“疫中奧運”的懷疑態度。

“巴赫不得不面對更多的挑戰——可預期的，不可預期的；技術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原副主席理查德·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2020年3月決定東京奧運會是否取消或延期時，國際奧委會與日本組織方的工作“正滑向深淵”，而如今，至少各參與方總體上對這一次遲來的奧運會表示滿意。

絕對不可能被取消

“我發聲之後，過了幾小時，國際奧委會就宣佈了推遲舉行奧運會的計劃。”龐德回憶。2020年3月23日晚，龐德因率先披露東京奧運會將被延期的決定，被稱爲國際奧委會的“吹哨人”。

2020年2月，隨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國際奧委會、日本政府、東京都政府、東京奧組委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成立專門工作組，研究是否應延期或取消東京奧運會。不過，3月4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給參賽者的信中稱“一切都很好，比賽將繼續進行”。20日，專門工作組仍表態稱，致力於如期舉行奧運會；22日，國際奧委會首次表示延期是備選方案之一，稱將在未來一個月評估各方案。23日，龐德“吹哨”，稱國際奧委會已完成延期舉行的決策。奧委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隨即闢謠：“還在研究各種可能的情況。”

3月24日上午，巴赫與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及國際奧委會、日本政府的其他負責官員舉行電話會議，正式宣佈將東京奧運會推遲到2021年夏天舉行。

世衛組織沒有參與最後的電話會議。2月14日，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東京奧運會協調委員會主席科茨曾稱世衛組織建議“無須中止或延期舉辦奧運會”，但世衛組織當天就否認了該說法。面對媒體的不斷追問，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爾·瑞安3月23日表示，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纔是決定東京奧運會命運的主體。

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確認，延期的最終決策參考了世衛組織的建議，但“決定不是他們做的”。

日本媒體則很快注意到，龐德23日披露國際奧委會決定，是在巴赫和安倍通話之前。在專門工作組之外，國際奧委會的實際權力機構執行委員會早在3月17日就決定評估延期舉行東京奧運會。執行委員會的15名成員，三分之一來自西方發達國家，三位來自亞洲，無人來自日本。

3月18日到23日，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與各國/地區奧委會、單項體育聯合會、運動員代表進行溝通，國際奧委會委員們也參與了討論。基於此，執行委員會在3月23日的會議上就東京奧運延期達成一致，再由巴赫在次日與日方的電話會議中通報奧委會的一致意見。執行委員會一週時間裏兩次召開會議頗爲罕見，它們通常每年只召開四至五次會議。

在推遲舉行奧運會的問題上，國際奧委會的決定權是否高於日本政府？龐德表示，奧委會所做的一切，都徵得了日本政府同意。他還對《中國新聞週刊》披露，最後是日本政府決定了具體的延期日期。

當時，日方向國際奧委會強調，考慮東京奧運會的成本，如果延期舉行，日本“可以維持一年，但不能超過一年”。另外，之前選擇2020年7月23日開幕是經過嚴密分析的，因爲“這期間學校正好放假，且基於往年數據，交通不會很擁堵，溫度也合適”。因此，整整推遲一年，成爲唯一可行的具體方案。

國際奧委會主導延期決策，是依據《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辦城市合同》。和所有現代奧運會主辦合同一樣，這份合同沒有提到延期舉辦奧運會，但規定國際奧委會有權單方面取消奧運會。

在新冠疫情全球暴發的特殊背景下，國際奧委會委員高斯帕曾呼籲應由聯合國、世衛組織等第三方機構介入，決定東京奧運會的命運。對此，龐德反駁稱，國際奧委會纔是東京奧運會的主辦者，只有它能組織這場專業而複雜的賽會，因而它必須處於決策的中心。

當然，國際奧委會並不能保證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就能等來疫情好轉，創造收益。延期決定作出四個月後，巴赫曾對媒體感慨，取消比賽比延期容易得多，至少還能拿到保險金兜底。但奧運會擊劍項目金牌獲得者出身的巴赫還是傾向於面對更難的挑戰，如他多年前在博士論文中所言：成功的決策者必須最具遠見。

一年後的2021年5月26日至27日，近2000名奧運會參賽者出席第十屆國際運動員論壇，並和巴赫直接對話。在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高水平運動員會議上，與會者一致讚揚了國際奧委會延期舉行奧運會的決策。

運動員羣體也是巴赫考慮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間，面對充滿着不確定性的東京奧運會，運動員們克服重重困難，堅持備戰，一些英國國家游泳隊的運動員甚至在自家後院的浴缸中練習。此外，因爲體育賽事銳減，多數運動員的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奧運會等賽事的重啓，贊助商重新投入等，對運動員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0年，27歲的聯邦德國奧運會衛冕冠軍巴赫因爲本國政府抵制當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無緣第二次登上五環賽場，奧運生涯也就此終結。不能取消奧運會，讓運動員一等八年、斷代退役，是巴赫在2020年初反覆強調的立場。3月21日，在確認將評估取消或延期東京奧運會後，他特別指出：“最不公平的解決方案就是取消，這將摧毀來自206個國家（地區）奧委會和難民代表團的11000名運動員的奧運夢。”

國際體育哲學協會前主席託雷斯熟悉巴赫的領導風格。疫情暴發後，他預計奧運會可能延期，但“絕對不可能被取消”。除經濟考量，他認爲巴赫和國際奧委會也試圖將東京奧運會搭建成特殊時期全球團結的舞臺。2021年7月19日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全會，表決一項巴赫提出的決議，新增“更團結”（together），與“更高更快更強”並列成爲奧林匹克運動的口號。

巨頭的聲音

面對巨大的環形屏幕，巴赫展開雙臂比劃出五環圖案，隨後將手放在胸前，深深鞠躬。在2021年3月10日舉行的國際奧委會主席選舉中，他作爲唯一候選人成功連任。總共98張選票，93票支持、1票反對、4票棄權。隨後的發言中，他強調自己將成爲一名爲所有人服務的主席，傾聽每個人的意見，在多樣性中追求統一。話音剛落，線上參會的委員們紛紛鼓掌。

整整一年前，屏幕中的許多面孔卻曾就有關東京奧運會的決策“逼宮”巴赫。去年3月初，巴赫仍在延期與如期舉行奧運會間徘徊。一次會見記者時，他舉出各種歷史上的困難，證明奧運會的堅韌，甚至提到了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恐怖分子綁架並殺害11名以色列運動員，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依然宣佈奧運會必須繼續舉行。

在巴赫講述慕尼黑往事時，一些國家的奧運領導人已經形成明確的“延期派”。3月23日國際奧委會決定延期前，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亞等西方主要國家奧委會負責人已經公開要求延期舉行東京奧運會，並威脅不會派運動員參賽。

2019年7月24日，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倒計時一週年之際，東京奧組委舉辦奧運項目體驗活動。參與者可以在活動現場以多種方式體驗東京奧運會體育項目，並與運動員、吉祥物互動。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右）在活動現場體驗擊劍項目。圖/新華

如此多的國家/地區奧委會與國際奧委會出現分歧，歷史上並不多見。畢竟，各國/地區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裏的首要義務，就是盡一切可能保證本國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一些單項體育聯合會領導人曾支持如期舉行奧運會。主張“堅持到底”的國際體操聯合會主席渡邊森成，是日本奧委會前官員及東京奧組委成員；宣稱“日本是世界上最堅韌的國家”的世界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也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田徑是奧運會的第一大項，從奧運會中獲得的分紅也最多。另一方面，世界田聯的主要贊助商多是日本企業，歷屆主席都與日本關係交好。東京奧運會確認延期後，巴斯蒂安-科也是首位到訪日本以示支持的體育界領袖。

除了分紅與贊助，爲了運動員的日程安排，所有單項體育聯合會的世錦賽都錯開“奧運年”舉行，田徑、游泳世錦賽早已確定在2021年舉行，這是此類組織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延期舉辦奧運會意味着所有世錦賽日程都要重新安排，但單項體育聯合會的經費與組織、應變能力都遠遜於國家/地區奧委會和國際奧委會。

然而，這種能力限制也意味着，如果主要國家/地區奧委會不支持如期舉辦奧運會，單項體育賽事組織其實沒什麼選擇。到2020年3月，各單項近一半的奧運資格賽尚未舉行，且重啓比賽遙遙無期。體操和拳擊等項目的聯合會甚至考慮不舉行資格賽，以世界排名確定運動員資格，但這引發了更廣泛的對公平性的批評。

唯一的希望是國際奧委會和各國/地區奧委會能積極協調各國政府，打破防疫壁壘、協調轉移賽場，推動資格賽完成。但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日程安排，4月的第一週纔會開始討論資格賽日程和資格制度變更。

和單項體育聯合會不同，主要國家/地區奧委會堅定要求延期舉行奧運會，與他們代表的運動員利益有關。美國奧委會的說法是，他們從廣大運動員的反饋中得出結論：即使疫情到2020年夏末可以緩解，但運動員訓練已經受到影響，興奮劑檢測等賽事公平性保障工作也很難如期完成。除非延期舉辦奧運會，否則這些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

可以確定的是，主要國家/地區奧委會姿態強勢，已是國際奧委會決策過程中的常態。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國際奧委會遭遇嚴重的政治干預和“抵制奧運”事件。兩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和薩馬蘭奇都意識到，保證國際體育界總體的自治能力，才能破解奧林匹克運動面臨的壓力。

進入巴赫時代，國際奧委會繼續給予各國/地區奧委會更大的自治權，這推動了國際奧委會的權力擴張，但主要國家/地區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中的權力地位也隨之上升。

託雷斯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在此期間，國際奧委會也一度與美國奧委會這樣的大國奧委會在電視轉播權分賬等問題上產生過糾紛，但總體趨勢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時刻：奧林匹克大家庭中有一些巨頭，他們擁有更強大的話語權。他同時指出，大國奧委會爲本國運動員在國際奧委會的決策中發聲，本身是一件好事，“他們在奧林匹克運動中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在這裏”。

和2021年的競選連任一樣，巴赫在首次當選奧委會主席時就強調，將盡力平衡好利益相關各方的“所有需求”。他將複雜的奧委會決策比喻爲指揮樂隊，“樂隊的成員都有很多優點，你必須允許他們演奏他們喜歡的樂器，也要讓他們和諧”。

“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的世界裏”

2021年6月11日，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批准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布里斯班爲2032年夏季奧運會唯一候選城市。雖然最終結果取決於7月份國際奧委會全會的投票，但布里斯班申奧成功已沒有懸念。

6月1日，澳大利亞壘球隊抵達東京成田機場，成爲首個抵達日本參加本屆奧運會的海外運動隊。澳大利亞奧委會首席執行官卡羅爾表示，這支隊伍得以成行，有賴於澳大利亞政府的支持，政府官員還參與制定了具體的旅行計劃。

申辦2032年奧運會與參加東京奧運會，理論上是不相關的兩件事。巴赫也強調，布里斯班脫穎而出符合規則，“並非是因某個特定人的決定”。

被質疑爲“特定人”的科茨是國際奧委會東京奧運協調委員會主席，也是巴赫在國際奧委會的盟友和重要助手，他還有一重身份是澳大利亞奧委會主席、布里斯班申奧的主要推動者。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曾在2020年初公開喊話國際奧委會，稱如果東京奧運會在疫情尚未控制的情況下舉辦，澳大利亞的運動員將不會參賽。

理論上，國際奧委會主辦的是非政府賽事，並不直接參與圍繞奧運會的政治事務。無論是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將出席東京奧運會開幕，還是韓國總統文在寅針對相關傳言闢謠稱，自己不會出席開幕式，國際奧委會都不予置評。但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國際奧委會一直在與各國/地區政府對話，直至奧運開幕之時。

2021年六七月份，隨着奧運會的臨近，一些東京民衆反對奧運會的舉辦。

“國際奧委會需要政府的支持，因爲在當前的防疫形勢下，事實是各國/地區政府在決定其運動員是否參加奧運會。”美國奧委會前官員、國際奧林匹克學院前教授漢莉指出，“有時運動員無法和政府決策保持一致，比如1980年美國政府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對運動員而言這總是悲劇。”

當年，聯邦德國政府追隨美國，禁止本國運動員前往莫斯科參賽。作爲奧運金牌得主，巴赫發起抗議活動，稱自己是所有聯邦德國運動員的代言人，“要爲能在莫斯科參賽而奮鬥”。後來成爲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巴赫回憶稱，他原本準備退役後當律師，但聯邦德國政客們對他的抗議不屑一顧，“這成爲我從運動員進入體育政壇的轉折點”。

巴赫在思考主動介入政局時，各國/地區政府對奧運捲入政治的態度也在轉變。此前，政府表面上尊重本國奧委會作爲非政府組織的獨立地位，私下則橫加干涉。近年解密的檔案顯示，上世紀30年代，英國外交部就曾向英國奧委會致函，要求倫敦退出1940年奧運會申辦，“讓”給日本東京。其中一封信寫道，英國政府原則上不干預英國奧委會的工作，但“考慮到日本人的強烈願望，以及我們在遠東面臨的（外交）困難”，建議國家/地區奧委會“做出優雅的姿態”。

國際奧委會原副主席高斯帕指出，那時政府對本國奧委會的“政治利用”尚處於不成熟的階段，僅僅是要求體育爲政治服務。但在西方國家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爲由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之後，蘇聯又在阿富汗駐軍十年。各國政府逐漸意識到，抵制運動除了傷害運動員外，並不能實現政治目標。

過去一年裏，巴赫則不斷遊說各國/地區政府，將奧運會列爲“疫情期間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並將體育納入本國經濟復甦的方案。“我們現在的觀點是，奧運會在國際層面上是一種溝通手段，在國內層面上則可以促進經濟、社會和體育健康事業的發展。所以我們努力向全世界解釋，別忘了奧運會這個有用的工具，我們願意用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幫助世界各國實現合理的目的。”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

“儘管我們不會走向政治化，但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的世界裏。”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有單項體育聯合會高層將國際奧委會在三方關係中的行爲模式形容爲“零敲碎打”。東京奧運會延期後，東京奧組委、各國/地區奧委會、單項體育聯合會間的工作安排就因此出現諸多矛盾之處。

“最重要的是行勝於言。”巴赫7月8日即到達東京，78歲的龐德等奧委會委員也隨後陸續抵達東京。在龐德看來，這是向世界釋放信號：“如果東京奧運會不安全，我們就不會去那裏。”至於運動員能否來東京參賽，“那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也是其所在奧委會有義務促成的事情。”

奧運週期律的挑戰

沒有歡呼，也沒有圍觀羣衆，日本女足隊員們重新點燃了一年前從希臘傳來的奧運聖火。此時已經是2021年3月25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下村博文口認爲，這是“決定奧運會是否再次延期或取消的最後節點”。

讓國際奧委會領導人頗感意外的是，這次最後節點之前，東京奧運會的命運又生波瀾，日本政府與國際奧委會的分歧公開化。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稱“東京奧運會可能面臨兩種前途”，暗示奧運仍有可能被取消，並呼籲國際奧委會“必須準備Plan B和Plan C”。

巴赫隨即接受共同社專訪，否認取消或再次延期的可能。去年與巴赫發聲不一致的龐德也公開表示，國際奧委會沒有B方案（Plan B）。但曾任倫敦奧組委副主席的基思·米爾斯等專業人士不相信巴赫和龐德的說辭，認爲組織者肯定會備有再次推遲或取消賽事的計劃，直至最後一刻。

當東京在2013年擊敗伊斯坦布爾和馬德里贏得2020年奧運會主辦權時，日本政府確實作出承諾，本屆奧運會將是最安全保險的一屆。時任東京申奧委首席執行官水野正人稱：“承諾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在不穩定的時期，你可以依靠我們”。

但在新冠疫情這個影響全球的“黑天鵝事件”出現後，2020年4月，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之間的矛盾首次公開化。在東京奧運會確定延期後的第一個月，國際奧委會稱，日方將承擔奧運會延期產生的約3000億日元（約合30億美元）開支，並已經得到日本政府承諾。隨後，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卻對這一說法進行了明確否認。

日本媒體也將今年年初雙方的公開分歧歸因於經濟問題。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從奧運會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渠道不同，前者收入的七成來自於出售電視轉播權，兩成來自於贊助商；而主辦國的收入則主要來自門票及附帶旅遊消費。

雖然最終決定要等到7月才能作出，但2021年初，東京奧運已基本確定將在沒有觀衆的情況下舉行。依靠傳播權和贊助商，國際奧委會仍能獲得和此前幾屆奧運會相當的約40億美元收入，該收益額接近國際奧委會當前的總資產，也是奧委會維持運轉到下屆奧運會的最主要資金保障。

不過，日本政府和東京奧組委則要面臨至少60萬張門票退款的損失，超過230億美元的預期旅遊收入也化爲泡影。在日方壓力下，國際奧委會已經將己方承諾承擔的延期經費從最初的“數億美元”提高到13億美元，但到2021年初，日本政府追加的總費用已達38億美元，總預算達到1.64萬億日元（約合1040億元人民幣），東京奧運會也由此成爲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

對於奧運會超支，東道國政府都有預期。牛津大學的研究顯示，現代奧運會超出預算的概率是100％，歷屆平均超額率爲179％，奧運會舉辦國往往更看重奧運會帶來的國際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

2006年，日本經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停滯中溫和復甦，日本政府即宣佈申辦2016年奧運會。2011年日本再次申辦，提出通過奧運促進福島災後復興、提振社會信心的目標。申奧成功後，政府官員們又在公開發言中將之與推廣“安倍經濟學”的成功之道聯繫在一起。

但舉辦奧運會也是一柄“雙刃劍”。歷史上，在經濟下行時舉辦奧運會，常導致主辦地陷入長期發展困境。加拿大蒙特利爾在舉辦1976年奧運會後，花了整整30年時間才償還完鉅額債務，2004年雅典奧運會讓希臘本就嚴重的赤字預算雪上加霜，被批評爲希臘經濟危機的“加速劑”。

一直監測東京奧運會社會支持狀況的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馬克·威爾森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在新冠疫情開始前五年，東京居民已經對奧運會失去了興趣。這是本世紀以來形成的一種全新奧運會“週期律”，即隨着奧運會臨近舉辦，民間反對的聲音也會越來越強烈。隨着“安倍經濟學”陷入停滯，日本政府的壓力也與日俱增。

日本政府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也相應呈現出週期性。“在大多數奧運會週期，國際奧委會和東道國政府的關係最初很好，一切看似順利。當籌備開始，就會有起起落落。考慮到這是一段長達7年的感情，這很正常。”託雷斯對《中國新聞週刊》詼諧地分析稱。

有學者將奧運週期分爲四個階段：申奧成功到上屆奧運會結束、會旗轉移爲第一階段；正式籌備爲第二階段；奧運會開幕到聖火熄滅爲第三階段；清理債務和遺產處理爲第四階段。東京奧運會的多數負面新聞從第一階段甚至更早就開始發酵。自1964年以來，日本已舉辦了三屆奧運會（包括一屆冬奧會），兩屆世博會和一次世界盃。隨着公衆對大型活動開支越來越敏感，要證明鉅額開支的合理性變得越來越難。

至於游泳館建材被發現致癌、聖火傳遞起點核輻射超標、前奧組委主席森喜朗發表歧視女性言論等醜聞，則只是些“邊角料”。“當社會總體輿論偏向負面，媒體也更聚焦於細節的負面新聞。”威爾森說。

爲了追蹤公衆對奧運會的興趣，威爾森團隊還分析了2100萬條推特消息，發現越臨近開幕，國際奧委會引發的負面情緒就越多於正面情緒。公衆最普遍的意見是，認爲國際奧委會更關心它自己，對幫助主辦城市缺乏興趣。

在這種公衆反對情緒和意見的影響下，美國波士頓和德國漢堡撤回了2024年奧運會申辦申請，加拿大溫哥華則因此退出了2026年世界盃的申辦。“如今，當地方政府領導人表示有興趣舉辦這些大型體育賽事之一時，公衆就會迅速、直言不諱地質疑，這不會給城市帶來好處。”

隨着巴赫致力於打破不利於國際奧委會聲譽的“週期律”，《2020議程》提出了“馬德里式”的解決方案：以後申辦奧運會，將邀請潛在主辦方提出最適合自身社會經濟環境的方案，而不是讓當地爲適應奧運會過多地進行調整。由於目前世界上只有18個國家舉辦過奧運會，《2020議程》特別強調未來的申辦將關注“奧運遺產和可持續性”。

介紹《2020議程》時，巴赫將當前的危機稱爲“海浪來襲”。好消息是，未來兩屆奧運會都將在有過舉辦經驗的城市巴黎和洛杉磯舉辦，各方也都表態將盡可能利用現有資源。

個人、國家與國際

2021年7月10日，正進行隔離中的巴赫所下榻的東京一家五星級酒店外，40多位日本民衆舉着他的漫畫畫像，配文是“你不受歡迎”。這羣抗議者揮舞着寫有“取消東京奧運會”的牌子，高喊“巴赫不考慮到我們的危險處境，令人憤怒”。

不論民調顯示日本社會對奧運的不支持率是超過50％還是接近80％，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都以“我們不會被民意左右”簡單回應。“總會有不同聲音，”龐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們依賴於我們所能獲得的最好的科學和醫學知識。”

根據歷史經驗，時間或許也會逐漸站向國際奧運會和日本政府一邊。2000年悉尼奧運會籌備期間，醜聞頻發，主辦方飽受內訌、賄賂、權力博弈、媒體泄密的折磨，奧組委最初的30名成員只有4人堅持到開幕。然而，當主會場的火炬塔被點燃，公衆輿論聚焦於選手的出色表現與賽事的成功運行，對悉尼奧運會的總體評價很快回歸正面。那一年承認自己行賄國際奧委會的科茨，如今已成爲了更重要的奧運領導者。

“我認爲公衆會改變主意的。”龐德頗爲樂觀地認爲，一旦東京奧運會開幕，大家發現國際奧委會組織得力，比賽很有趣，負面意見就會消失了。

巴赫時代的國際奧委會越來越像成功的大型企業。他改變了轉播權談判及主辦城市招投標的模式，將其變得更靈活、隱蔽與高效。通過與澳大利亞政府的直接談判，他敲定了2032年的主辦地；與NBC一次性達成的價值76.5億美元、橫跨三個奧運週期的轉播協議，在疫情來臨後被視爲國際奧委會繼續運作的壓艙石。他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身份，是首位參加G7和G20峯會的奧運領導人。

40年前，國際奧委會還只是個付得起少量員工工資的小團隊，當時的新任奧委會委員龐德每次開會都自掏腰包支付國際差旅費。但當國際奧委會變成巴赫口中“世界領先的國際組織”和“令人豔羨的最穩定的機構”，奧運精神和公衆傳播卻越來越少被提及。

而當國際奧委會將奧運會的中心任務轉移到高水平運動本身後，奧委會與精英運動員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並從體制上確立了所有分支機構必須有運動員代表。現在，獨立的運動員委員會是唯一定期直接與巴赫會談的分支機構。

2020年以來，針對如何在疫情下舉辦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將運動員和公共衛生放在首位”“將運動員置於一切活動的中心”，確立了兩項最高宗旨，都與運動員利益切身相關：一是保護每個人的身體健康、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二是確保運動員的利益和奧林匹克運動的利益不受損害。

“我對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未來樂觀嗎？我對所有人和平競爭的理念很樂觀。”而就自己是否對國際奧委會的未來感到樂觀的問題，託雷斯停頓了一會兒說：“我願意相信他們知道正確的方向，願意相信他們將繼續努力，把奧運會的意義傳遞給世界。”

他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奧林匹克精神其實包括三個層面：個人、國家與國際，它們同等重要。個人層面，奧林匹克精神倡導平等競爭與追求卓越，“更高，更快，更強”；國家層面，則彰顯了集體意識與民族精神。但如果失去了國際奧委會倡導國際層面的平等、尊重、和平等理念，前兩者就將淪爲民族主義與種族優越。

作爲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熟諳這一切。8年前剛成爲國際奧委會主席時，他曾回憶起自己在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上的奪金經歷：享受團隊拼搏，也和競爭對手成爲了好友。他號召全體奧委會委員借鑑這種精神，將奧林匹克精神融入國際奧委會自身的運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