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芯片人才短缺 急需高校擴大招生指標
原標題：解決芯片人才短缺，急需高校擴大招生指標
面對芯片行業人才短缺問題，到底該怎麼解決：提高待遇能否短期內有所緩解？從長遠看，高校與產業各自該如何做好規劃，承擔起什麼責任？相互之間又該建立什麼樣的緊密聯繫？
新京智庫爲此採訪了相關業內人士。他們有在企業工作過一二十年後到高校從教的，也有產學研經歷豐富的資深教員，以及仍在企業工作的從業人員等。
待遇提高由產業能力決定
曾在企業工作14年的高校教授董安對新京智庫表示，提高待遇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芯片人才短缺現狀，因爲現在的學生在選擇專業時，考慮得最多的是將來的工作市場與待遇。
南方科技大學深港微電子學院院長、深圳第三代半導體研究院院長於洪宇教授向新京智庫表示，從集成電路全行業的薪資來看，歐美屬於第一梯隊，新加坡、日韓屬於第二梯隊，而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屬於第三梯隊。也就是說，在芯片領域，我國存在比較明顯的人才成本優勢，是可供挖掘的人才價值窪地。因此，“提高待遇，可以有效減少一些芯片人才的流失。”
人力資源上市公司科銳國際業務總監王磊對新京智庫介紹，一般來說，研發崗的專業人才，芯片設計環節的年薪在30萬左右，生產製造環節在20萬左右；如果是本科應屆畢業生，平均年薪起薪在15萬元左右，博士應屆畢業生是30萬元左右。芯片領域的企業大約80%每年會進行一次調薪，調薪比例在5%到10%之間。但這個薪資水平與互聯網企業相比，尤其是和大數據、人工智能這類崗位相比，“明顯差了很多。”
這一說法得到華東師範大學通信與電子工程學院教授石豔玲的認同。作爲從事芯片研究工作35年的她告訴新京智庫，近幾年芯片領域的工資有了較大提升，但與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相比，依然有差距。
根據王磊的介紹，一個計算機專業的本科生，如果他有4-5年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經驗，最高月薪可以拿到4萬左右。而且互聯網行業其實基本不是發12個月工資，而是發14個月，甚至16個月的薪水。這也就意味着他們的年薪可能達到50萬左右。
但也要看到，更多學科的畢業生進入到其他行業的待遇並沒有這麼高。在全球排名靠前的非存儲類半導體公司工作的管理層人員孫巖表示，芯片行業的待遇現在已經不低了。因爲供給少需求多，人才待遇水漲船高。相對而言，芯片設計人才，主要指大學畢業生或者碩士畢業生，“現在的工資待遇其實已經比較高了。”
石豔玲亦表示，芯片行業的待遇特徵是，從業研發時間越長，經驗越豐富，在未來的職業中就越有競爭力，不像一些上手快、因爲年輕而佔優勢的行業，到了中年可能遇到明顯的職業危機。
至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待遇來吸引更多人才，石豔玲認爲，這個是由芯片企業的技術和盈利能力來決定。目前我國芯片行業處於追趕和上升期，大幅提升待遇還有待企業在全球市場有更優異的表現。
董安則表示，根本的解決方案還是要改變社會對人才價值的評價觀念，少一點職業的高低貴賤之分，讓專業人才選擇自己擅長和感興趣的職業。
微電子招生指標急需擴大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不管芯片行業的待遇是高是低，現在每年新進入的本碩博人才還是太少。因此，需要佈局和建立不同層次人才培養新戰略和與時俱進的方案，爲行業發展輸送更多的人才。
目前來看，這一局面逐步有所改變。2003年，教育部批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第一批9所高校設立了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基地。2004年8月，第二批6所高校被批准設立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基地。2009年6月，第三批5所高校被批准設立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基地。
2016年4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科技部等7部委聯合下發的《關於加強集成電路人才培養的意見》指出，鼓勵和支持高校、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主動對接產業發展需求，結合本校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增設集成電路相關學科專業，調整人才培養方向，擴大人才培養規模，培養集成電路產業急需、創新能力強的工程型、技能型人才。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集成電路創新聯盟副理事長兼祕書長葉甜春向新京智庫介紹，早年就在呼籲提高招生指標，因爲那時微電子相關專業，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招生指標都很少。雖然後來開始設立示範性微電子學院，但招生指標控制得還是太嚴。中國科學院大學各個院所統計下來，招生指標規模可能只增加了10%左右。“全國微電子專業總體招生規模非常小，如果把現在的招生指標擴大5倍，估計很快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石豔玲則表示，從全國來看，一開始的本科招生人數就過低，一些高校因爲採用大類招生，到大一選擇專業時，又會有一些學生分流到其他熱門、見效快的專業。這對既需要厚重的理論基礎，又需要紮實技術訓練的微電子、集成電路人才培養是個一直都在的痛點。
北京某高校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研究員亦告訴新京智庫，他們學院也有這種現象。大一下學期選擇專業方向時，很多學生都選擇了數學，因爲這個專業可以去很多現在就業前景很好的公司崗位。而像半導體一類工藝學科選擇的人就很少。
以福州大學爲例，該校是2009年11月教育部批准建設的第三批國家集成電路人才培養基地。晉江新聞網的報道顯示，2016年10月，福州大學微電子學院才啓動建設，“學院將在2016-2020年五年內分兩期建設，其中一期建設期三年。預計到2020年，微電子學院將達到擁有50名專職教師與行政管理人員、600名在校本科生、300名在校研究生的辦學規模。”
但今年7月22日，該系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電話告訴新京智庫，微電子專業目前依然掛靠在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下面，“是一個系，並不是單獨的學院。師資目前有10-20人左右，其中教授6人。”
根據福州大學歷年發佈的招生計劃數據顯示，該校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專業2015年招收本科生70人；2011年新增設的光電信息工程專業招生40人（該專業招生人數此後一直未增加）。2016年，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招生人數擴增至120人，2017年則減至80人，但增設了集成電路設計與集成系統專業，招生80人。這個招生規模一直維持到2020年。
有高校教師介紹，他們所在的集成電路專業去年招生規模不但未增加，反而減少了一半。
科研經費難題亟待破題
與此同時，科研經費也成了限制高校培養芯片人才的因素。於洪宇介紹，集成電路製造是多學科交叉高技術密集，且是需要很高投入的專業。很多高校受到昂貴實驗場地及設備的制約，使得學生們對製造技術的認識只能停留在課本上，存在產教脫節的問題。
前述北京某高校研究員介紹，在成立集成電路（微電子）學院的高校中沒有幾所高校能養得起一條小的實驗線，僅淨化間每年就要投入少則幾十萬元，多則幾百萬元的維護費用。芯片設計可能還稍微好一點，解決軟件問題就行。當然，如果要用比較好的軟件，費用也非常高。
公開報道顯示，復旦大學承擔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教融合創新平臺”項目，建設總經費是4.7億元，實施期3年。北京大學國家集成電路產教融合創新平臺項目總投資也超過3億元，建設週期爲3年。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2020年的預算支出是福州大學的10倍左右。
那麼，如何解決高校芯片人才培養的資金問題？多位受訪者建議，政府需要在芯片人才培養方面給予更多政策傾斜，尤其是資金支持。
今年7月19日，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教授黃如建議，加大對基礎研究的長期持續投入。黃如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長期從事半導體新器件及其應用研究。
石豔玲表示，對於任何一所高校來說，政府給予更多經費支持肯定是好事。但集成電路設備、超淨環境、維持等費用都非常高，即便是頂級高校維持起來也很艱難。而更行之有效的辦法是，“緊密產教融合，促進教師與產業研發同頻，使得課堂教學和課題研究都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應該更有益，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也更快。”
於洪宇亦認爲，需要推進產教融合，通過聘請知名企業的骨幹成員作爲產業導師，與企業聯合創辦實驗室、實訓基地等探討創新育人模式。“國家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產學研融合發展聯盟”的成立，“集成電路產學研融合協同育人實踐平臺”的建設，正是在國家層面統籌優勢資源，構築集成電路人才培養生態的重要舉措。
打通產學研用“腸梗阻”
事實上，多位受訪者介紹，我國高校與企業的緊密度還是不夠。能否讓自己的學生到企業去實踐，主要還是看高校教師自身的關係和資源。
而“聚焦我國面臨的一系列‘卡脖子’芯片問題和相關產業瓶頸，突破美國的圍追堵截，尋求產業突破”，於洪宇認爲必須打通“產、學、研、用”各環節，與企業及園區等搭建集成電路教學、科研、產業化一體化平臺。唯有如此，才能完善芯片產業生態與構建產業研發鏈，形成芯片產業的高端人才集聚區、創新引領區、科研成果轉化區、資源融匯區和芯片應用輻射帶動區。
孫巖介紹，芯片產業需要有一個集羣理念，也就是說大學周圍需要有一些孵化場所。比如在荷蘭微電子中心（埃因霍溫高科技園區）、比利時魯汶大學的IMEC（校際微電子中心，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有一批機構或初創企業拿出高精尖的研究項目，雙方聯合培養相應的人才隊伍。
公開資料顯示，IMEC成立於1984年，與Intel和IBM並稱爲“3I”。2004年在IMEC做訪問的石豔玲亦認可這種人才培養理念。對於當地的芯片人才培養模式，石豔玲說：“高校與研發機構結合得非常緊密”。
實際上，魯汶大學的教授就是IMEC的研發人員，同時許多IMEC的技術專家也是魯汶大學的兼職教授。“當時去學習、瞭解130/90納米工藝技術，而那時他們已經着手10納米以下關鍵工藝研發了。”石豔玲說。
回國後，石豔玲始終堅持在那裏學到的產學研緊密合作理念。與上海集成電路研發中心有限公司（ICRD）等多家半導體企業長期合作，系統性開展了130納米、90納米、40納米、22納米以及7納米及以下工藝代器件、後摩爾時代新型器件研究，以產業標準開展器件模型研發及精準參數提取。
多位受訪人士建議，要讓國內高校與芯片企業之間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還需要頂層設計。比如聯合培養，擴大工程碩士、工程博士的比例，減少對學術論文的要求，讓更多高校引進具有產業從業經驗的師資力量。
據新京智庫的不完全統計顯示（有些高校並不公佈教師工作經歷），國內24所設立了微電子學院或相關專業的高校中，聘請具有企業從業經驗教師的數量佔本校微電子學院或相關專業師資總數普遍不超過2成，僅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超過這一數值。聘請企業相關負責人擔任兼職導師的僅有北京大學。
而四川大學微電子系隸屬於該校物理學院，教職人員僅有13名，無人有企業工作經歷。此外，教育部批准的個別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由於師資力量不對外公佈，亦無法統計。
石豔玲介紹，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高校與企業對於人才的評價體系不同。高校通過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和質量進行評定，而企業更關注研發能力，攻克技術難題的能力。
在示範性微電子學院序列之外，南方科技大學深港微電子學院還聘請有“產業教授”、“業界導師”，即芯片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或技術研發負責人在該學院擔任兼職教授。全職教授中亦延聘有企業工作經歷的人員擔任“研究教授”。
作爲院長的於洪宇有3年多在IMEC從事項目研究的經歷，並在新加坡、澳大利亞三所高校工作多年。
一位有20多年企業工作經歷的高校研究員對新京智庫解釋，企業工作過再回學校，在美國這種模式比較常見。因爲在企業工作過就看得到學校與企業的區別是什麼。企業面對終端產品，企業的研究人員能看到全貌。但學校往往針對某個特定技術做研發，是專用或者說單項技術。高校教師則可能是對單點技術鑽得比較深，有很多論文發表，但對工藝、大規模製造的流程和產業化的感受，不如在企業工作過的人員理解深刻和到位。
多位受訪人士認爲，芯片產業缺乏的就是有實踐能力，從高校走出來就可以上手的人才。而高校擁有更多有過企業工作經歷的導師，則能更有利於培養出有實踐能力的人才。
企業需要爲自己培養人才
但培養人才只是高校的責任嗎？
葉甜春表示，人才培養本來就是企業的責任。說到底，企業對於自身的基礎人才培養和培訓責無旁貸，不能甩手給社會。“有多少研究機構或者大學畢業的學生走出校門就可以直接當工程師？”
葉甜春表示，在芯片這種高科技產業，一家企業要想發展起來，就必須有能力，而且有機制把一些生手培養成熟手。某種意義上來說，培養出熟練的產業人才也是企業應該做好的分內事。“你不能說人才一出現缺口，就是因爲大學教育沒做好。這也不對，就是說企業不能把這些責任全都推給教育部門。”
孫巖表示，足夠多且合適的芯片人才培養，其實是企業與高校互相合作、促進的結果。換句話說，高校提高水平或者說是提高應用水平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企業給高校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寫畢業論文的試驗場所，讓他們知道所學的知識如何創造價值，這也是很關鍵的事情。
華南師範大學工學部執行部長、半導體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李京波教授向新京智庫表示，半導體領域全球頂尖的高校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的大部分導師與產業界保持着密切聯繫，比如與英特爾、微軟、谷歌等企業都有合作的課題。
以英特爾公司爲例，該公司有關負責人對新京智庫表示，他們一直致力於建立人才培養的生態系統。比如通過與大學合作，舉辦各類大賽，爲ICT產業培養人才後備軍。通過與教育界合作推動創新人才培養，把基礎工作做好，前後共培訓270萬名教師，支持100多萬名青少年參加各種競賽、提升科學素養。
李京波於2001年至2004年在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該實驗室是美國最傑出的實驗室之一，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運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芯片相關專業處於全球一流水平。
“企業爲什麼不拿一些課題給高校的老師去做？”李京波說，企業拿研發課題給高校師生做，既讓企業騰出人財物去攻克前沿技術，同時也培養了後備人才，等他們畢業以後直接到公司工作，可以接着做技術研發。
李京波解釋，有三個橫亙在校企合作的問題，包括企業不捨得花錢、害怕與高校合作遭遇技術泄露和對高校教師的信任問題。
國內領先的設計芯片公司豪威集團上海研發副總裁許榴告訴新京智庫，企業要嘗試加強與高校的溝通合作，通過產學結合的方式更多地去培養人才，真正做到學以致用，把學校和企業之間的溝通渠道打通。這樣才能更好地爲企業儲備人才，把目光放在未來，而不僅僅侷限於當下。
在注重獲取資源之外，企業自身的實力也是長久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一家公司只有有過硬的技術實力、健全的產品儲備、完善的市場佈局，才能留住人才；否則，“人才來了發現進入公司幹不成大事，或者無事可幹，那也留不住高精尖人才，會加劇行業人才缺失現狀”，許榴說。
同時，許榴還建議，爲了解決芯片行業的人才流失率較高的問題，企業也需要不斷完善自身的福利體系與薪酬待遇，並且給予“芯”人才更加完善的職業發展、技能發展空間，提升芯片行業在與其他行業競爭中的優勢是制勝關鍵。從而改變社會刻板印象裏面半導體行業是喫苦行業的形象。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董安、孫巖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實習生 劉梓萱
新京報製圖/高俊夫
